《十日谈》人性与教权

我在这一百个故事里选择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通过重述这些故事，我们或许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十日谈》的故事主要关注的是哪些层面的社会生活。通常对《十日谈》主题的分析都是从薄伽丘对天主教会的讽刺抨击开始的，因为在第一天大家“自由发挥”的十个故事里，有一半都跟天主教以及修道院有关，其中第二个故事更是《十日谈》里的名篇之一。

话说巴黎商人杨诺一心想劝说犹太人亚伯拉罕放弃犹太教改信天主教，亚伯拉罕不愿顺从，就想出一个借口敷衍，说不妨让他到天主教的大本营罗马去走一遭，看看教皇和大红衣主教的气派有没有可能让自己幡然醒悟。杨诺闻言大惊失色，因为他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却深知罗马修道院内部的虚伪腐败是经不起细看的，贪财好色的修道士们足以让亚伯拉罕对天主教望而却步。然而，亚伯拉罕并不理会杨诺含糊其词的辩解，执意要奔赴罗马。

不出杨诺所料，亚伯拉罕在罗马几乎把教会上上下下荒淫无度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修道士们贪得无厌的嘴脸与天主教教义标榜的禁欲主义背道而驰，形成让人震撼的反差。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精明的犹太商人，亚伯拉罕还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一本万利的生意经：“不论是教堂里的职位，祭坛上的神器，都可以任意作价买卖。贸易之大、手下经纪人之多，绝不是巴黎这许多商贾或是其他行业的商人所能望其项背。修道士借着‘委任代理’的美名来盗卖圣职，拿‘保养身体’做口实，好大吃大喝；仿佛天主也跟我们凡人一样，可以用动听的字眼蒙蔽过去。”

故事写到这里，无论是先前杨诺的心虚，还是此刻亚伯拉罕的揭穿，都已经铺陈了足够的笔墨。就在我们都以为故事会像杨诺预料的那样结束时，亚伯拉罕最终的决定却来了一个意外的反转，而且他的理由也是自洽的。在他看来，罗马不是什么“神圣的京城”，而是容纳一切罪恶的大熔炉。那些本该充当天主教的支柱和基础的“牧羊者”正在夜以继日、千方百计地好让天主教早些垮台。然而，即便如此，天主教还是在日益发扬光大，这只能说明“一定有圣灵在给它做支柱、做基石”，所以它当然就比其他教派更为伟大神圣。这一点让亚伯拉罕幡然醒悟，决定马上接受洗礼。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成为天主教徒了”。

耐人寻味的是，亚伯拉罕的这套以“圣灵”为名的逻辑看起来冠冕堂皇、不容反驳，但我们还可以多想一层：当亚伯拉罕亲眼见识了罗马教会这个罪恶的熔炉如何生财有道之后，吸引他皈依的究竟是“圣灵”的支持，还是“生意”的前景？在罗马的修道院里，究竟是所谓的神圣性还是几乎规避了所有约束的世俗性让人们趋之若鹜？故事没有给出任何直接的答案，但可供联想的空间是多重的。在这一则精巧、幽默得如同当代脱口秀的小故事里，薄伽丘对于“神权”与“人性”之间矛盾的洞察力，不仅异常准确，而且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深度和力度。后来，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在著作中引用过这个聪明而深刻的故事。

我们一般喜欢站在今天的视角，给薄伽丘贴上反抗天主教统治的标签。不过，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还是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具体语境。当时的意大利，既是被教皇和红衣主教牢牢控制的天主教中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兴起的地区之一。封建体制、宗教信条和中世纪意识形态对于新兴的商业和资产阶级的约束，在十四世纪已经越来越明显。对个性的张扬、对世俗生活的重视，以及有意无意地凸显“人性”独立于“神性”之外的价值，不仅呼应了在瘟疫后幸存的人们的心理需求，而且也是新兴的经济秩序倒逼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整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商业伦理渐渐在城镇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机智、老练和所谓“以人为本”的商业及城市价值观与保守、迟钝和狭隘的传统势力形成竞争关系，并且随着城市中心的兴起和货币化经济体系的发展，即将取而代之。

在那个酝酿变革的时代，处在冲突漩涡里的创作者究竟有没有特别清醒、明确、坚定且前后一致的观念和主张？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答案。无论是但丁、彼得拉克还是薄伽丘，我们都能在他们的作品和经历中找到彷徨、痛苦和怀疑的痕迹，薄伽丘晚年严重的自我否定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与其把薄伽丘形容成一个反封建反宗教的斗士，倒不如说《十日谈》是薄伽丘观察和记录世俗百态的手段。他对于新兴商业阶层的同情，对于僵化腐败的教会的抨击，更多的出于直觉，而不是出于系统而自觉的批判意图。对于人世间既有的秩序和规范，他不像但丁那样饱含愤怒与绝望，而是更愿意用一种嬉笑怒骂的心态来看待它，玩味它。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以后，对于薄伽丘在这些讽刺故事背后所持的作者立场，就会有更全面客观的看法。

比方说，除了第二个故事之外，《十日谈》里还有大量拿教会、修道士以及修女们开刀的故事，大部分情节都是通过揭穿他们表里不一的骗局来展开的。比如在第三天的第四个故事和第八个故事里，修道士或者修道院院长为了占有信众的妻子，都采取了虚构修行要求的办法，达到蒙蔽虔诚丈夫的目的，甚至在地窖中虚构了地狱场景，让丈夫以为自己已经身故，然后在妻子怀孕之后又安排了丈夫的“复活”，其套路的复杂性令人叹为观止。我们把这些辛辣、滑稽而又不无酸涩的故事看完以后，会发现薄伽丘的态度其实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他往往会表明抨击和讽刺的立场，以“劝喻”和“警示”的口吻引导信众破除对教会的执念和迷信，同时也半真半假地期待教会的自我修正机制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对于故事里涉及的人们（包括神职人员）对于欲望和享乐，尤其是对性与爱的追求，他始终抱着宽容、理解和同情的态度。薄伽丘的叙述似乎总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教会表面上对欲望的压制与这些从业者实际上乐此不疲的行为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既是一种反讽，又恰好有力地证明了人间欲望是正当的，也是美好的。

这样的潜台词在另一部分同样占比较大的故事里，就转化成了更为直接而鲜明的态度。薄伽丘对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观察，始终带着珍贵的好奇心和同理心；他对于那些游离于社会规范之外的男欢女爱，常常不吝惜热烈的赞美，而包裹在赞美之外的，常常是一袭凄美而忧伤的长袍。

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十日谈》的第四天，规定大家都得讲一个结局悲惨的爱情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十日谈》的名篇，讲述出身高贵的郡主奇思梦达与地位卑微的纪斯卡多坠入爱河却被父亲棒打鸳鸯的故事。父亲为了彰显父权的威严，不仅绞死了纪斯卡多，而且把他的心脏盛在金色的杯子里给郡主送去。郡主早有了赴死的决心，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毒药，将毒液倾注在爱人的心脏上，随即将毒汁一饮而尽，毅然“摆脱了这苦恼的人生”。除了这极具仪式感的悲惨结局之外，这则故事令人特别难忘的是奇思梦达和纪斯卡多自始至终不卑不亢、慨然赴死的态度。尤其是奇思梦达前后几大段与父亲交锋的台词，如同戏剧舞台上的独白一般气势磅礴，我们仿佛能看到薄伽丘借着这位美丽而勇敢的女性之口，呐喊出他自己的心声：“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所以凡是有品德的人就证明了自己的高贵，如果这样的人被人说成卑贱，那么这不是他的错，而是这样看待他的人的错。”在整体基调都偏重喜剧色彩，甚至时时流露玩世不恭倾向的《十日谈》里，这一篇显得如此严肃又如此动人，好像作者在这一刻终于撕开层层叙事机关，流露出某种不容戏谑的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