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超 | 探赜孔子“君子人格”之内蕴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人格”是一个核心的理想道德典范，主要源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的学说。《论语》中“君子”概念共出现107次，可见其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孔子对中华民族的一项深远贡献，就是通过君子人格的构建，将整个民族引向一种道德自觉的精神国度。笔者以为，孔子所奠基的君子人格，其内涵丰赡，可从以下维度予以把握：“正道直行”的人格修养、“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有耻且格”的荣辱观念。其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虽语出《周易·象传》，然其精神实质与孔子的刚健有为、忠恕仁爱之道一脉相承，可视为儒家思想对君子人格的体系化阐发与升华。

清华大学校训石

一、“正道直行”的人格修养

《论语·雍也》云：“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正道直行，行得正，坐得直，不偷奸耍滑，不搞阴谋诡计、权谋诈术，孔子认为这才是正人君子应当尊奉践行的人格修养之道。对于这句话，清代的《四书解义》解释说：“此一章书是孔子深儆人之不直也。……人之所以生者，皆此直理，则人当顺此理，以生于天地之间，乃为无愧。若使不直而罔，存心虚伪，行事邪曲，则生理既灭，而犹然生于世间者，不过侥幸而得免于死耳，岂尚可以为人哉？可见人性皆善，能率其性，即所以全其生，践形尽性。圣贤修身立命之道，不外是也。”这是将天道与人道相打通，天道四时变化，周行不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人生于天地之间，也当顺天理而行事，正心诚意，正道直行，这样才能坦坦荡荡，形端表正。

孔子认为，正道直行的君子人格是天道的启示，按照天道去行人道，就是君子人格。能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人、做官，当然值得人们尊敬。然而，对于具备一定社会阅历的读者而言，在领会“正道直行”这一训诫时，心中不免会有所审思：在现实经验中，坚守原则、刚正不阿的君子之行，有时反而会遭遇困境，显得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反观那些讲究权变、善于逢迎的“乡愿”之人，却往往能左右逢源，广受欢迎。面对此种现实张力，个体应如何自处？是坚守君子之道而可能不见容于世，还是效法乡愿之行以求融洽无间？这构成了一个深刻的现实与道德困境。孔子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在《孔子家语·三恕》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伯常骞问于孔子曰：“骞固周国之贱吏也，不自以不肖，将北面以事君子。敢问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隐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穷，道亦不隐，为之有道乎？”

孔子曰：“善哉，子之问也！自丘之闻，未有若吾子所问辩且说也。丘尝闻君子之言道矣，听者无察，则道不入；奇伟不稽，则道不信。又尝闻君子之言事矣，制无度量，则事不成；其政晓察，则民不保。又尝闻君子之言志矣，刚折者不终，径易者则数伤，浩倨者则不亲，就利者则无不弊。又尝闻养世之君子矣，从轻勿为先，从重勿为后，见像而勿强，陈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闻也。”

伯常骞是孔子的弟子，他是周王室的下层官吏，可以想见他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这种难以抉择的两难局面：到底是按照老师讲的正道直行，哪怕不容于世也在所不惜，还是戴上面具，变成“套中人”而和光同尘呢？他进一步发问，有没有好办法，既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事业追求，又能坚持自己内心的道德追求呢？孔子面对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不由得发出了“好啊！你这个问题”的感慨，甚至说还没听过谁问出过这么有水平的问题。孔子之所以如此感叹，正因为他生逢乱世，积极投身政治实践而不被用，不得已离开母邦周游列国，途中多次遭遇困厄，甚至还受到子路等门人弟子的质疑和误解，太清楚高标于世却不见容于世是何种滋味。面对礼坏乐崩的世道，很多“智者”选择了伯常骞所说的“隐道宜行”，如《论语》中记载的长沮、桀溺、楚狂接舆、荷蓧丈人等，他们都是孔子同时代的隐士，因为看透了世道的混乱，于是选择知其不可而不为，苟全性命于乱世。

南宋·李唐绘《采薇图》（故宫博物院藏）

面对弟子提出的这个具有人生选择意味的大问题，孔子还是以其循循善诱的话语风格，解释道：我曾经听君子谈到道的问题，如果听的人不能理解，道就不会被人接受；如果道奇特而无法查验，就没人相信。我又曾听到君子谈如何做事，如果制度没有限度，事情就做不成；如果制度定得太细，民众就不能安宁。我又听说君子谈论志向，太刚直的人不会善终，想走捷径的人会多次受伤害，傲慢的人无人亲近，追逐利益的人没有不失败的。我又曾听说那些善于安身处世的君子，做容易的事时不抢在前头，做繁重的事时不躲在后面，见到榜样不勉强去学，讲了道就不违反。这四个方面，就是我所听到的。

孔子提出的这四条，被认为是他为弟子开出的四副良方：思想理论不能太艰深晦涩，应以简洁易懂为宜；制度建设不宜过于严苛繁复，应以宽疏合理为宜；为人处世不能过于刚直傲慢，也不要想着为一己私利偷奸耍滑；做事情不要拈轻怕重，但也不宜过于逞强，超出自身能力限度去追索。孔子既是个思想家、学问家，同时也是个政治家、实干家，有着“相夹谷”“隳三都”的政治实践历练。他对弟子的言教不是脱离实际的凌空蹈虚，而是在洞彻庙堂和江湖的运行规则之后，仍然坚守初心，不忘本来，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他心目中理想的君子人格，是心存正道，但不迂腐，懂得灵活变通，能够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现实政治中实践经世致用的目标理想。

二、“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儒家文化的经典理念，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易·乾卦·象传》中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源于《周易》。《周易》一书由《易经》（六十四卦卦爻辞）与《易传》（“十翼”）共同构成。在儒家传统中，《易传》的创作与孔子密切相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这段记载不仅仅说明了孔子与《周易》的深厚渊源，其“韦编三绝”的典故更生动体现了儒家先贤勤勉精思的为学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自强不息”的写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君子应当像高天一样，强健而运行不息，纵使颠沛流离，也要不屈不挠、自强行健。《周易》反映了中国古人鲜明的象学思维。天高地迥，宇宙浩渺，日出月落，四时更替，古人从中获得了人应当如何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人自身的启迪。《周易·乾卦·文言传》记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大人合乎天地的意志，有日月的光彩，符合四季的秩序，也顺应神鬼的吉凶。在天意之前行事，天意也不会与之相逆；在天意之后行事，就顺应天理。君子人格，就应当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刚健不屈，努力向前。

孔子的自强不息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对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态度上。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还特别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生逢乱世，但并不苟且偷安，相反总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四处奔走，哪怕失去最宝贵的性命也义无反顾。这一思想境界经孟子发扬光大，形成了一种浩然的大丈夫人格，进而成为中华文化当中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养料。后世中国，每每遇到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些不怕死、不惜死的英雄人物拔剑而起、挺身而出，舍生取义，救民于水火，这正是中华文明的超越性所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孔子提倡的儒学，不是形而上的书斋学问，而是积极用世之学。孔子说“士志于道”（《论语·里仁》），读书人出来做官，不是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匡扶正义，为了造福于民，为了这个“大道”，应当躬身入局、挺膺负责，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它蕴含着儒家经世济民、刚健有为的精神传统。孔子本人出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时逢乱世，他却笃志于经世致用之道，忧国忧民，自觉担负起救民于水火、救社会于无序的重任。这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从而塑造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入世品格。

孔子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还体现在他坚韧不拔、奋斗不辍的人生历程中。孔子生于乱世，但他对自己的理想抱负坚持到底，并为之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即使在匆忙之时、困顿之际，也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正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其刚健勇毅的精神可见一斑。孔子毕生勤奋好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并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的好学可不是做样子，《论语》中描述孔子的学习状态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勤学苦读的劲头，远远超过后世许多功利主义的读书人，他们只将读书作为当官的桥梁，一旦登科及第，就是鲤鱼跃龙门，便不再把读书学习、探索真理当作人生之乐，这显然与孔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境界相形见绌了。

孔子博物馆之孔子“韦编三绝”情境塑像

三、“厚德载物”的博大胸襟

《周易》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坤卦物象的解释。与坚毅刚强的天不同，古人看到的大地是敦实、辽阔、广袤、平顺的，所以人不仅要取法于天，像天一样刚健奋发，也应当取法于地，像地一样包容万物。“德”是中华文化中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尚书》记载：“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意思是德政可以感动上天，不管多么遥远，这种感召力都能触及。《国语·晋语六》也有言：“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厚德之人福荫长久，寡德之人如果还窃居高位，管理众多臣民，那么必然受到反噬。“德”的理念在中华文化中开始形成广泛影响力，是与周革殷命的历程相伴随的。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指出的，“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这一转变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德”超越单纯的血缘与武力，首次成为政权合法性与持久性的核心依据。周初统治者从历史镜鉴中认识到，“天命靡常”，唯德是依。由此，“德”从一个外在的、祭祀性的诉求，转化为内在于执政者行为的政治品质与伦理要求，为此后儒家德治思想与君子人格理想的建构，开启了历史先声。

孔子倾心周礼，对周代文明赞叹有加，自然尊奉周人之德。《论语》中提到“德”的地方近40次。孔子主张统治者要提高道德修养，只有德行提高，才能适合担任更高级别的官职，否则就可能面临“德不配位，必有余殃”的局面。孔子多次提到君子之德，比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的道德品质好比是风，小人的道德品质好比是草，当风吹到草上面的时候，草就必定跟着倒。此处强调的是君子（此处更多指的是地位较高的人）应当涵养好的德行，成为社会的表率。在孔子看来，君子应当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因为他们承担着引领风气、净化风俗、淳化道德的责任。

厚德载物，不仅是一种个人层面的道德修养品质，也延伸成为一种国家层面的交往原则，不仅在孔子时代为当时的人们所尊崇，也为今天中国的外交实践提供了丰厚的借鉴。《论语·季氏》中指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庸》也指出：“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以一种平等的中庸之道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更好协调各方的关系，赢得更广泛的认同。《尚书·尧典》中也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凸显了中国古人对理想生活和政治秩序的期待和向往。通过修身立德、克明俊德，实现家族的和睦、民族的和谐、邦国的和平，最终实现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升平的和谐局面。

四、“有耻且格”的荣辱观念

荣辱观是一种道德评价的价值标准，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还会自觉修正自己的行为。这句话反映了孔子德政的治理思想。与法家崇尚刑法的治国理念不同，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认为，单纯依靠法令条文等强制性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只能算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方式。孔子更认同的方式是，通过建立一套普遍被认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遵行社会运行的法则，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树立一套荣辱观念作为价值标准，使老百姓心悦诚服、知所趋赴。

荣辱是一种道德的评价体系。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是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悠久的文明底蕴，就越是注重道德评价。荣辱的道德评价对于社会成员具有强烈的约束力。《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些在乱世中弑君、弑父的乱臣贼子，通过暴力手段获得现实的政治权力和荣华富贵，但他们惧怕孔子，何也？因为孔子在编订鲁国编年史《春秋》时，于“微言”之中彰显褒贬，这些乱臣贼子也怕被写进悠悠青史，遭到舆论和后世的唾骂，遗臭万年，所以他们心有畏惧。这显示了荣辱评价对于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孔子作《春秋》处”碑

“知耻”是一个人有素养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有底蕴的标志。《管子·权修》中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本篇还指出：“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有廉耻心，有基本的道德感，这是人与禽兽的差别所在。北宋欧阳修曾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新五代史》卷五四）对于个人来说，如果连基本的廉耻都不要了，那做事情也就没了底线和下线，离走向毁灭就不远了。

《管子·牧民》中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从国家角度来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这里的“维”，指的是国家的纲纪准则，可以看作支撑一个国家思想价值观念的梁柱。“四维”观念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也激励着中国人行己有耻、向上向善。正因如此，“礼义廉耻”作为支撑国家命运的“四维”，其价值早已超越具体时代，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每当历史步入关键阶段，这一价值尺度总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回望20世纪初，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有识之士便大力倡行“四维”，以期重振国魂。而在波澜壮阔的现当代历史进程中，对“礼义廉耻”的坚守与弘扬，也始终是关乎治国理政、社会教化与人格塑造的根本性议题。这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刻智慧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作者：钟超，《光明日报》评论部“光明论坛”编辑室副主任、主任编辑

来源：《走进孔子（中英文）》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