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概念与方法丨蔡彦丽：人类学的道路研究综述

主持人语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已一个多世纪了，翻检这些著述，能够过滤出诸多有学术价值的概念。这些概念被制造出来以后，大多数的境遇是被悬置，没有得到有意识地言说和阐释，便无以演绎成学说和思潮。本土概念的空虚是中国民间文学理论难以深化的病灶。概念需要不断地阐释，以构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式，这是建立中国特色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必由路径。而如何增加概念出现的频度并丰富其内涵又是最值得诉诸于学术实践的关键问题。

——专栏主持人：万建中教授

主持人介绍

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三十余篇。曾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第六届和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两次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作者介绍

蔡彦丽，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

人类学的道路研究综述

摘要

人类学界一直关注“道路”研究，如重构人类迁徙路线、关注古道物质与文化交融遗存、讨论民族走廊、探讨资本流动力量等，同时关注脚下真实的道路。周永明提出“路人类学”概念，研究者提出“路学”“道路的人类学研究”等主张，从学科高度、文化遗产、道路节点、聚落社区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人类学的道路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对公路的研究，鲜见其他道路形式。

关键词

道路；人类学；聚落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类的历史即是人类的迁徙史，人类与流动息息相关，体质人类学关注人类这一物种从非洲开始的全球迁徙路线，民族学关注民族迁徙走廊，考古学关注古丝绸之路留下的物质文明与今天残余文化交融证据，历史学关注政治、经济等导致的迁徙实践。当前，可以通过大数据了解人口流动方向、资本流动趋势，人类学开始关注人口流动的媒介，即道路——脚下的真实道路。周永明首次提出“路人类学”概念，周大鸣、赵旭东等提出“路学”“道路的人类学研究”等主张。笔者分类梳理收集的国内相关道路研究文献，以供学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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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研究的学科高度

周永明最早提出“路学”概念。他分析了当前道路研究的现状，结合功能主义与现代性视角，探讨了汉藏公路的生产、使用、建构、消费，建构了全新的“路学”研究框架。

周大鸣是国内道路研究专家之一，在第16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论述了从走廊理论到走廊与民族形成的基础，分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他的研究成果较多。1）道路研究的意义、途径。道路是国家统治的基础，促进了沿途聚落的繁荣，而道路的修建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方式，对当代国家战略的实施有重要意义。道路是一种基础设施，就人类学视角而言，道路研究也是“物”的研究，并延伸至“物”与人产生怎样的关系，即道路承载人的观念与文化。道路还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区域研究视角。现代交通对当代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空间居住的区隔效应、时空张缩效应、中间消除效应越来越明显，城乡联结方式发生转变。2）从互联网、快速交通的角度探讨人类学研究的变化，解答如何面对快速交通带来的变化。他认为，“路学”研究要另辟蹊径，突破传统学科限制，综合不同学科。3）从“路学”视角总结道路与中国城乡结构的变迁，史前时期，聚落是独立单元，重视防御性；传统社会时期，聚落交通复杂，平原地带以陆路、水路为主，山地丘陵依旧首要考虑防御性，草原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城乡呈现“串联”“并联”两种结构；工业社会时期，封闭聚落走向开放，不再因防御而牺牲便利的对外交通，道路网络快速发展产生了时空张缩、中间消除等效应。他对山西大靳村进行了个案解读。

赵旭东在对互惠人类学的思考中提出通道研究。他认为，人基于互惠拓展行动空间，这种空间是人社会化的一部分，通道对互惠人类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学科意义，互惠原则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基础，也是人类学家考察“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差异、社会差异、观念差异的基础。

周恩宇以“物”的研究为缘起考察道路研究的人类学兴起，以黔滇古道的经验为基础建构框架。他认为，道路民族志可以从道路修建与民族国家、道路互通性与族群间文化的交融与冲突、道路的时空伸缩性与区域脱贫路径、道路的权力控制与发展权分配4个维度进行研究。

有关道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集中于各地区尤其是西北、西南地区的古道。李圳对陕甘青茶马古道进行调查，分析了明清时期泾阳、洮州、玉树3个城镇在西北茶马贸易中的发展历程。茶马贸易促进了沿途城镇的发展，在明后期还促成了“嗜茶如命”的生活习惯。周恩宇回顾了西南地区的民族走廊、道路等方面的研究，分析了黔滇古驿道形成的地理基础、历史特殊性，研究了从道路延伸到黔滇古驿道对贵州社会文化的型塑性、道路背后蕴含的权力和功能转变，反思了现代道路修建中需要注意的公平、速度、效率等问题。西南地区民族多样，黔滇驿道研究绕不开族群关系的讨论。赵旭东、周恩宇通过黔滇驿道阐释道路与族群关系“一体多元”的内涵，理论层面，从空间视角回顾了国内外研究及道路的隐喻；实践层面，回顾了社会学、人类学既有的道路研究框架结构。他们认为，路通人至，历史上随军迁入的军人和汉族百姓逐步占领黔中腹地，打破了以往稳定的族群格局，当地人与外来者互动，国家意识下的“一体”通过暴力手段、修筑驿道系统、卫所影响族群社会的“多元”。法国殖民者要求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是清朝王权与现代国家主权之间的一种对接，铁路占用土地，丧失土地的家庭失去了物质基础、祖先的延续、他们最大的象征价值的物件，因此，民间叙事中对滇越铁路修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叙述自我时会“抬高”自我形象，描述他者时会“丑化”他者形象，这种叙事背后是殖民化的隐喻，是地方性知识重构基础上边民社会真实历史的建构。在殖民、皇权双重压力下，除了叙事上体现的反抗之外，还有用暴力手段抵抗。张应峰对1899-1900年的山东高密阻路运动进行了历史人类学考察，借以认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形态。他从“关系”角度分析，自我内部关系是官、绅、民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利益需求导致三者关系不断变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即民众与德国殖民者的关系，双方的互动是两种文明、两种思维冲突的表现。他进行了理论总结，在历史事件中才能检验社会的稳定程度；反思了萨林斯提出的“并接结构”，个案中体现的是极强的现实性而不含任何宗教因素，这也是“中国式抵抗”的原因所在；不同于西方“天赋人权”，中国的“权利”意识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在冲突中看到不同群体的力量互动，但民众作为力量主体往往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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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作为遗产与旅游

高凌鹏以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指导昆石铁路沿线调查研究，从社会变迁的历时性角度讲述不同时期昆石米轨的情况，讨论昆石铁路未来走向，提出昆石米轨申请世界遗产的必要性。

吴兴帜关于滇越铁路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遗产视角。1）《滇越铁路遗产化道路研究》论证了滇越铁路的遗产化及其路径，预估了可能面对的困境并提出对策。2）《滇越铁路与边民社会现代性》抛开滇越铁路物质本身，探讨了作为滇越铁路的物如何对边民产生影响，如何影响边民的现代性，梳理了人类学理论史上物质研究历程、滇越铁路的百年历史及其边民衣食住行的改变、人口流动、当地宗教信仰的变化。3）遗产不仅仅是物与人的分裂关系，还是通过讲述筑起的物与人的桥梁。《物质文化遗产：自我表征的载体与符号——以滇越铁路遗产物为例》回答了“文化遗产的原生主体是谁？”遗产属于某一特定人群共同体的表述与记忆，滇越铁路这一文化遗产留下了完整的铁路社区，还通过人们表述流传的历史事件实现了“自我”叠加，遗产属于当代，也属于后代，因此，个体保留滇越铁路中的物件并传递给下一代是自我延伸的一种方式。4）滇越铁路创造了独特空间，形成了边民特有的集体记忆，如看到机车就会联系历史事件与大人物，空间的衰落影响了社区的集体记忆，社区中重要人物的离去让人感觉有所缺失，而人们收藏的有关滇越铁路的物件强化了集体记忆，让集体记忆有了“物化的符号表征”，通过物质符号证实集体记忆。集体记忆的表述中还存在重构现象，报道人通过文物的文化再生产凸显其社会价值，文物是他们共同记忆、社区情感的文化载体。

石颖川以城市工业遗产为出发点，论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在中国铁道史上的重要地位，介绍台湾高雄火车站、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意大利工业遗产与生态博物馆的嵌合、日本社区营造等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经验，反思城市发展中工业遗产的问题。

道路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旅游分不开。凌文锋聚焦茶马古道，回顾了茶马古道的历史。茶马古道的区域划分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指云南、四川等传统产茶区域，广义的指中国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甘肃、宁夏，南亚，东南亚的缅甸、老挝、印度等。凌文锋认为，茶马古道有线性、跨区域性、多样性、探险性、活态性等特征，是一种旅游资源，也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作为旅游资源给沿线地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潮水般涌入的游客会给古道带来什么威胁、跨区域的景观开发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

道路作为一种旅游景观会对沿途社区产生什么影响？沿线原本封闭的社区如何卷入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孙九霞、王学基对川藏公路林芝段的鲁朗镇进行调查，认为道路推动了藏区的“旅游中心化”。在这种推动下，传统的藏族社区生计方式发生转变，路畔经济兴起，道路与社区的关系变得紧密且复杂，政府部门观察到了这种经济的变化，由此，边缘社区进入公共政策视野，维护道路畅通，彰显“国家意识”，打造国际旅游小镇。传统社区借助道路与旅游的力量实现“去边缘化”并卷入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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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的节点——集市与码头

道路的完整意义是路线与节点的统合，因此，道路沿途集市与社区是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吉娜以滇西北维西县皆菊集市为田野点，指出道路网络变迁、集市发展对周边村镇经济、文化、社会产生影响，对乡村而言，集市具有整合作用，整合了集市内部、皆菊周边的空间，街子里的时间，同时，集市作为路网的延伸，勾连了乡村与外部市场。吉娜关注集市空间的整合作用，魏文平聚焦广西龙州县水口老街边民的经济身份。老街人从肩挑小贩逐渐变为外来资本的“打工仔”，经济方式随之变化，主要因素为通过道路输入老街的国家政策（权力）、外来客商（资本）、老街人拥有的资源对抗等。湘、赣、闽、粤、桂等，集市称为圩市，赶集亦称赶圩。何彩园剖析了广西那坡县平孟圩中的赶圩群体、圩市商品的社会结构，探讨了圩市的经济、社会功能，展望了未来边境圩市的功能，“圩”的经济功能是嵌合当地社会关系，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圩市特有的圩期交易将长期存在。西北地区的霍尔果斯口岸是重要的对外口岸。赵萱从边境人类学视角分析了距离边境线较远的老国门产生的阈限与破碎。老国门距离边境线较远，导致社会权力、土地关系不清晰，边境线两边的边民说不清楚边境线的位置，只能通过对边界道路和生活的直观体验感知边界，从而出现钟摆式生活轨迹。新国门在老国门西1km处，距离边境线更近，老国门的阈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边界的叠合作用，从老国门到新国门也是从屏障到桥梁的过程，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哈紧密的经济往来。赵萱还分析了全球流动视野下地方呈现的复杂性。“地缘政治的‘去边界化’总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再边界化’”，而经济、政治的差异可能导致双方“无交流的交通”，在霍尔果斯口岸的“中哈跨境合作中心”，中国、哈萨克斯坦在商场空间布局上的差异导致了区隔，为了变消极为积极，双方文化符号被反复挪用，而这一行为导致了错位性的认知。除了陆路即公路、铁路之外，水路也是重要的交通方式，水路形成的码头是集市的一种形式。秦嫚曼反思了现代交通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探讨了湘西自治州浦市码头的变迁对人员组织结构、码头功能、配套设施、码头文化叙事等的影响。周新年重点考察了水设施如何导致顺德乡村“墟”“市”转化为市镇。他认为“墟”“市”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乡村社会经济中消费和生产的地位变化，权力集中是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化市镇转变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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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社区研究

4.1 道路与认同

李志农、胡倩基于云南藏区奔子栏村的调查研究道路、生计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道路变迁，沿途民众的生计随之变化，生计变迁的背后是道路带来的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影响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胡倩从社会内涵的角度论述了道路与认同的关系。她认为，不同时期、国家不同的筑路理念之下，奔子栏村的道路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蕴藏国家观念如何进入地方、道路如何对社区文化型塑等。道路作为国家与地方沟通的方式，就国家层面而言，是构建民族国家、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增强国家与地方联系的一种手段；就地方层面而言，道路的建设影响当地的生计变迁、生活方式、社会关系，道路是国家与地方互动的媒介，道路建设应当满足地方社会需要，从而让道路的修建从国家主导变为国家与地方联动。杜华君对宁夏北部地区的黄渠桥镇进行了田野调查，考察了道路之变带来的生计变化，回族、汉族共栖地域形成了内在关联与演化逻辑。他从有形之“道”探求无形之“道”。道路承载了社区生活、社区文化、民族关系，同时也是社区变迁的动因；道路不仅是作为物的道路，还是承载诸多文化意义的社会道路。

4.2 道路与流动

熊亚平从历史视角探讨了1909-1937年华北铁路地区秦皇岛、唐山、石家庄、焦作等地人口的社会流动问题。他认为，这些地理空间的特点是有两个主要的流动方向——村庄与城市间的流动、城市之间的流动；职业流动主要体现在以铁路工人和煤矿工人为主，并分为全职工人和兼职工人；人口流动推动了乡村社会变迁，主要体现在乡村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

磨憨、磨丁两地是中国与老挝交界的边境小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借助昆曼国际公路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的前沿阵地，而跨境商贸的繁荣伴随各种流动。李伟良讨论了磨憨的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过程，认为，人口流动与城镇化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加强了人口流动；文化交往与文化适应、跨境互动、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等值得关注。马巍探讨了磨丁与外部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昆曼国际公路的贯通促进了人口流动，包括通婚、留学、跨境商贸等；道路多极化促进了物的流动，信息流动也在重新构建边界。朱凌飞、马巍运用“空间”这一人类学专业术语探讨了磨憨、磨丁作为通道沿途的社区与作为边界节点的社区，当地人对边界的看法，这一区域与它所面向的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在全球性视野中的变化，从纵向视角解读了从元代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边界的差异性；在通道视阈下，磨憨、磨丁通道是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通道，从社会文化层面消解了“边地”的存在感，通道还是具有国际政治属性的通道，修路中向对方国展现筑路部队的精神气概，筑路同时也是援助邻国的政治考量；通道是具有全球经济属性的通道；在边界与通道的双重视阈下，磨憨、磨丁两地发生着适应与变迁。

4.3 道路与聚落变迁

邢珍珍梳理了灌松古道、成阿公路、国道213线、都汶高速4个道路时期羌锋村的经济样貌，羌锋村从最初闭塞的“镞头”村到商品经济的兴起，再到公路经济模式的产生，村庄迅速整合，都汶高速公路通车，封闭的高速公路区隔了羌锋村，导致资源压缩的同时引发了经济转型；道路技术不断升级，打开了本地与外界联系的大门，同时，外界对羌锋村的型塑效果越来越强。胡为佳以九河为田野点，指出道路的出现和升级是打破乡村原有平衡的导火线，道路也在融入当地再平衡过程，这是符合社会韧性理论下的社会动态平衡理论。从微观的、短期的视角看，高速公路会带来区隔等负面影响；从宏观的、长期的视角看，道路给社会变迁提供强大的能量，而社会系统内部有韧性能力，道路区隔带来的消极影响有逐步消解的可能。朱凌飞运用“事件—过程分析”方法解读玉狮场的修路事件与村寨形成，面对道路“全球化”的隐喻玉狮场村“地方性”的回应。玉狮场村从拒绝到接受道路是一种回应，接受道路后对森林的保护与利用、村民的生计、村寨景观的发展趋向也是一种回应，玉狮场卷入全球化进程不可避免，传统是变迁中的传统，而现代也根植于过去，“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关注‘过去’的知识是以何种方式在‘当前’的生活中得以表达”。张锦鹏、高孟然探讨了那柯里村落在不同时期与道路的关系，茶马古道时期，那柯里是重要中点；昆洛公路时期，道路距离那柯里村约0.5km，但村民挖出一条约500ｍ的便道与公路连接；磨思公路时期，村民生计方式从自给自足变为面向市场；昆曼国际公路修建后，高速公路两侧拉起铁丝网，将那柯里村与道路的联系区隔，那柯里谋求生计转型，依旧希冀在“路”上做文章。关于昆曼国际公路与社区变迁的关系，宋婧讨论了甘庄的变迁过程。甘庄是在驿道时期出现的村庄，在213国道时期，“甘庄华侨农村”初步繁荣，路畔经济随之兴起，昆曼国际公路时期，甘庄从乡村村落变为城市街道——甘庄街道，甘庄的发展与道路紧密相连，融入全球化进程，不断建构现代性。

结束语

近些年，人类学界关于道路的研究成果颇丰。从道路类型看，主要集中在古道、国道、高速公路等，这些均属于公路的细分类型，而道路的定义中还包括铁路、水路、航空线，对铁路、水路等道路类型的研究有限；从道路分布看，路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茶马古道、霍尔果斯口岸比例较少，关于腹地的道路研究更少。

2018年初，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联合发布《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其中铁路遗产有29个，涉及车站、地域性铁路线，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统计公报，铁路营业里程达1.399×10⁵km，2018年末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达2.9×10⁴km，根据2014年统计公报，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超过1.6×10⁴kｍ。近年来，我国高速铁路飞速发展，“遇山开洞，遇水架桥”，充分体现快速、高效、直达的特点。传统的绿皮火车将自然消亡为工业遗产。从绿皮火车到高速铁路是否带来时空张缩效应、中间消除效应，在铁路沿线又有什么独特性？值得深思。

周永明、周大鸣、赵旭东等从路人类学的学科高度提出学术名称与理论方法，这些理论是在公路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缺少铁路、水路的实践论证。将视野从公路转向铁路和水路研究可以丰富路人类学理论。

文章来源：《镇江高专学报》2021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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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魏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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