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白领剪黄片，技术变帮凶，法律没放过他

这件事说来挺离谱，一个在武汉规划院工作的研究生，平时穿着体面，工作也很稳定，私下里却帮别人剪了三千多部淫秽视频，他不是偷拍的人，也不负责卖片，就是做些后期剪辑的活儿，比如加个片头片尾、整理文件什么的，听起来像份普通工作，但这些视频其实都是偷拍的，还被他卖到国外和国内的黑市上，他靠这个赚了五万多块钱。

主犯欧某在多个卖淫场所安装微型摄像头，偷拍视频超过九千部，通过微信联系买家，将这些视频打包出售，叶某负责协助进行后期处理，两人分工明确，一个负责拍摄，一个负责剪辑，法院最终判处欧某十年半有期徒刑，叶某八年半，虽然叶某没有直接接触买家，也没有亲自到现场偷拍，但法院认定他参与了整个犯罪链条，属于共犯。

辩护律师当时提了几个观点，他说视频数量只有口供、没有原始文件作为依据，又说违法所得应当扣除设备、房租和软件这些成本，还提到传播范围不大、没涉及未成年人，所以社会危害比较轻，另外他认为现在AI生成内容普遍、短视频平台管理宽松，量刑标准应该跟着调整，法院没有同意扣成本的说法，强调违法所得不能计算成本，证据链里有微信转账记录、聊天截图和证人证言，这些已经足够定罪了。

这个案子暴露了一个问题，过去人们认为技术是中立的，剪辑视频的人只负责制作，不参与拍摄或销售，就不该承担责任，但现在情况变了，剪辑不再是单纯的工具操作，它变成了内容生产的关键步骤，很多高学历的人，比如程序员、设计师和运营人员，都被卷入这类灰色产业链里，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完成工作，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帮凶，叶某的案件不是孤立的例子，而是数字外包经济在灰色地带的延伸。

现在的量刑标准还是按照视频数量来计算，只要超过五百部就算情节特别严重，但这个标准没有区分拍摄者和加工者的责任大小，比如叶某只是负责剪辑视频，和亲自偷拍的人相比，责任轻重其实不一样，可法律没有细化这一点，再加上现在出现了AI换脸、Deepfake这些更隐蔽的新技术，法院还在用老办法处理新问题，2025年的新规定虽然强调平台要承担责任，但对于“技术协助者”该怎么定罪，目前仍然模糊不清。

类似的案件还有不少，浙江有个研究生在2024年帮别人做AI色情图库，结果被判了七年，广东一个剪辑师也在2023年因为帮人上架淫秽短剧被认定为主犯，这说明司法系统对“非传统制作者”的处罚越来越严格，只要你参与进去，不管角色大小，都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现在的趋势。

我觉得这事儿最该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打工挣钱，不碰红线就行，可一旦接了非法项目，哪怕只负责剪辑视频，也可能掉进坑里，技术本身没错，但用技术的人要想清楚，到底在给谁干活，做的内容合不合法，别等到被抓了才来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