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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老陈,今年六十挂零,退休金攥在手里,捏得出汗,却再也没踏进过舞厅的门。
偶尔坐在老家院坝头晒太阳,眯着眼总能看见重庆杨家坪舞厅的旋转灯球,红的绿的,晃得人心里发慌。
那是2000年,我四十岁,顶梁柱似的国企说垮就垮了。
半辈子捧在手里的铁饭碗碎成了渣,老婆早几年跟我离了,娃跟着她过,我揣着铺盖卷,挤上了去重庆的绿皮火车。进了个汽配厂打工,包吃包住,一个月七百块,不多,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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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夏天热得像蒸笼,下了班宿舍里闷得睡不着,工友说:“走嘛,杨家坪舞厅耍耍,门票才三块钱。”我揣着皱巴巴的零钱去了,一推门,热浪裹着脂粉香、汗味、劣质香烟味扑过来,震耳的迪斯科舞曲砸得人耳膜疼。
灯光暗得很,只有舞台上的灯球转着,把人影切得七零八落。
舞池里挤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贴在一起晃,踩踏着鼓点,像是要把日子里的憋屈都踩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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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女大多是70后,一个个穿得俏,吊带裙晃着细胳膊细腿,身材高挑,笑起来眼角弯着,带着点江湖气的甜。跳舞不贵,十块钱三曲,包半场六十,包全场一百。
我那时候周末必到,一周花个五十到一百,不算多,却能买两个小时的热闹。一个月七百块工资,跳舞要花掉两百到四百,剩下的三百块,够我买烟买洗衣粉,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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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汉的日子,寡淡得像白开水,舞厅就是那勺糖。
我踩着厂里发的劳保鞋,混在一群糙老爷们里,怯生生地伸手:“妹儿,跳一曲?”舞女们不嫌弃,手软软地搭在我肩上,贴着我晃。
舞曲慢下来的时候,能听见她们的呼吸,能闻到头发上的廉价香水味。
那时候杨家坪舞厅场场爆满,老板的脸笑成了一朵花,收钱的手从来没停过。
我把重庆的舞厅跳了个遍,朝天门的场子大,南岸区的灯光暗,沙坪坝的舞女嗓门甜,可我还是最爱杨家坪——离厂子近,走路二十分钟就到,省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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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下来,光跳舞就花了五千块,那可是我大半年的工资。
也不是没动过心。
舞女们嘴甜,一口一个“陈哥”,有的说“陈哥你人真好”,有的说“要不我们耍朋友嘛”。
我晓得是假的,她们不过是想多赚两个舞钱,可我还是愿意信。
我兜里没几个钱,她们骗也骗不走啥,无非是多买几瓶矿泉水,多跳几场舞。有个35岁的美女,叫丽丽,眼睛大大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总找她跳,十块钱三曲,跳完了就坐在角落看她跟别人跳。
她偶尔会过来,给我递根烟,说“陈哥,今天生意好哦”。我问她,我们耍朋友嘛?她笑着摇头,“陈哥,你莫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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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了五年,厂子效益不行了,我被裁员,揣着补偿金回了老家。
走的那天,我去了趟杨家坪舞厅,买了张三块钱的门票,没找舞女跳,就坐在角落,看灯球转,看人影晃。
丽丽看见我,过来坐了会儿,没提跳舞的事,就说了句“陈哥,一路顺风”。
回老家后,日子又变回了白开水。
我没再找工作,守着老房子,后来领了养老金,不多,够自己一个人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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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咋不去舞厅耍了?我苦笑,养老金刚够糊口,哪有钱去消费?十块钱三曲,现在怕是涨到几十块了吧?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舞厅里的热闹能填满日子的空。
现在才晓得,那些灯光,那些舞曲,那些贴着你晃的人影,不过是一场梦。
我把五年的时光,跳成了回忆里的灯影,把五千块钱,跳成了再也找不回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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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一个人吃饭,全家不饿。坐在院坝头晒太阳,听见隔壁院子里传来广场舞的音乐,总忍不住扭头看。
那音乐,跟当年舞厅里的,有点像,又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的是,当年的我,兜里揣着七百块工资,心里装着满当当的盼头;
现在的我,兜里攥着养老金,心里装着的,只有那些晃来晃去的灯影,和丽丽那句,“陈哥,一路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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