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救济赈灾制度

大家好，野哥今天讲一下古代的救济赈灾制度，看一看古代是如何救荒赈灾的。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相比于游牧民族的生活，虽然相对稳定，但也不是没有后顾之忧。例如，旱、涝、蝗、疫等天灾，就会对农耕社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很多王朝都是在大灾之后，导致覆灭，可见天灾在古代的影响之大，已经足以动摇国本。

古代的小农经济是封建朝廷的基石，百姓是统治的基础，所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天灾降临，百姓失去土地、流离失所，饥饿和绝望会迅速转化为愤怒和反抗。纵观历史，因灾荒饥馑而揭竿而起的例子，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所以，救灾对于朝廷而言，已经不仅仅是新怀万民这么简单，更是一种重要的维稳手段。这就是所谓的“为防民变，统治者多积极主动救灾”。

古代有一套很完善的救灾体系，地方发现灾情以后，立刻将灾情上报，经朝廷审核批准以后，地方开始开仓放粮，调拨物资，救济灾民。

这套救灾体系，历朝历代都差不多。如果按照这套体系运行，救灾会非常及时，因为在古代建有规模庞大的仓储系统，比如著名的常平仓、义仓等，就是为了“丰年积谷，荒年赈恤”，足以缓解无数灾民的燃眉之急。

古代发生灾情的时候，往往不会按照这套体系来执行，主要有两方面的难题。

其一，古代虽然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但其实很多偏远地区根本覆盖不到。尤其是赈灾的粮食，一般送到县里就差不多了，再往下的偏远乡村，基本很难第一时间送粮过去。

但古代的偏远农村又往往是受灾最重的地方，救灾粮没等送过去，村里的百姓就要饿死了。想要活下去，村民就要自救，最终只能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涌向周边的县镇。

古代的人口少，城镇对人口的容纳能力有限，突然涌入大量的流民，城镇无法附和。至于在城里设粥铺施粥，那就更不行了，这样只能吸引更多的灾民涌入进来，导致更大的混乱。所以，古代即便是设粥铺施粥，也只能在城外。

其二，古代每次赈灾，都会出现大量“赈灾粮”上路的情况。而这个机会，对于那些贪官而言，简直就是“天赐良机”。

一来，平日里的那些“蠹虫监守自盗”，赈灾是他们趁机平账的绝佳机会。二来，赈灾粮一路上送到灾民手里，过了太多人的手，等赈灾粮发给灾民时，比例早已大打折扣，朝廷不可能每一步都安排人监管，这就导致赈灾粮没少发，结果灾民却吃不到。

再加上朝廷的赈灾流程实在太多，等这些流程走完以后，很多地方的灾民都撑不到救灾粮到位，最后只能加入流民行列，展开自救。

朝廷鞭长莫及，怎么办？地方乡绅这个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乡绅阶层对各地的情况了如指掌，在当地也有相当的影响力，且具备救灾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乡绅稳定住偏远地区的局面，避免出现大量流民。乡绅这么做可以得到朝廷的嘉奖，又能稳住当地的局势。毕竟流民多了，谁给富户们干活？很多事情都是“善意”与“利益”交织，一时间也说不清。

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的救荒，本质上是一种“恩惠”而非“权利”。对于朝廷而言，救济灾民是皇帝“仁政”的体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施舍”。

对于士绅阶层主导的民间救济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其中确实蕴含着高尚的利他主义精神。

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宗族还是宗教组织的慈善活动，也难免夹杂着一些功利性目的，比如传播教义、笼络人心、巩固自身在地方的声望和影响力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好像很早就发现到了一个规律：单纯地发钱发粮，只能解一时之渴，并非长久之计。

在这个基础上，古人摸索出了一套更具前瞻性的赈济策略，那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授人以渔”。

所以，古代出现灾情时，很多地方的救灾措施除了发放粮食以外，还会贷给灾民农具、或者给灾民发放耕牛和种子。

例如康熙三十二年，朝廷招徕流民返乡复业，每户给一头牛、一套犁具，外加买种子的银子和雇工的银子。还有乾隆十年，朝廷给灾区贫民直接发耕牛，田多的户给一头，田少的两三户共给一头，全都是采取的前瞻性赈济策略。

朝廷采取的这些措施，侧面向灾民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朝廷的粮食也不多，救济肯定会救济，但粮食不会无限度的发放，给你工具和种子，是让你尽快自力更生，重新回到正常的生产轨道上来。

这种做法好不好？可以说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还是利大于弊。一方面是朝廷这样做可以尽快实现灾后重建，避免灾民无偿领粮食变得不勤快；另一方面，朝廷这么做能够实现救灾的最根本目的，那就是维持社会稳定，而想实现这个目标，让灾民重返生活轨道是关键。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的救荒赈济制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它既有基于儒家仁爱精神的“温情”一面，又有出于维护统治的冷酷政治算计；它既有自上而下、效率堪忧的官方体系，又有自下而上、灵活机动的民间补充；它既有“授人以鱼”的直接施舍，更有“授人以渔”的深远考量。

总而言之，这套体系是基于古代的历史背景前提下，也算是应运而生，适合当时的情况。古代救荒是皇权下的“恩典政治”，但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总算是没有弃百姓于不顾，也算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