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北京,二环里的老胡同还满是烟火气,我叫张建军,那年32岁,在副食店当采购员,每月工资不到三百块,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紧巴巴。我媳妇淑芬在棉纺厂上班,俩人起早贪黑,就盼着能攒点钱换个大点的房子,那会儿住的是一间12平米的小平房,孩子大了都没地方翻身。
那时候四合院不值钱,好多老北京都嫌院子破、没暖气,扎堆想往单元楼搬,二环边的小四合院,一套也就两三万。我也是偶然听胡同口的老王说,他远房亲戚要出国,五套连着的小四合院急着出手,打包卖12万。我当时心里一动,又犯嘀咕——12万在那会儿就是天文数字,咱家存款才八千多,可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这是开端,也是我这辈子最冒险的决定。
回家跟淑芬一说,她当场就炸了:“张建军你疯了?12万!咱砸锅卖铁都凑不齐,还想贷款?万一赔了,咱娘仨喝西北风去?”我妈也劝我踏实点,别折腾,街坊邻居知道了,都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四合院又旧又偏,买了就是砸手里。
可我认准了胡同迟早会发展,咬着牙要干。先是找亲戚朋友借钱,磨破嘴皮才凑了3万首付,又托人找银行,凭着稳定工作贷了9万,分10年还,每月要还九百多,几乎是我俩工资的总和。签合同那天,淑芬哭着在合同上签了字,我心里又酸又沉,暗自发誓不能让家人失望。
买下四合院后,日子就掉进了苦海里。每月工资一到手就先还贷款,剩下的钱省吃俭用,买菜只买特价的,孩子的新衣服都是捡亲戚家的,淑芬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天天抱怨我,我俩吵了无数次,好几次都差点离婚。更揪心的是,前五年根本没人租,院子空着还要掏维修费,我只能下班后去蹬三轮拉活,累得倒头就睡。
有亲戚劝我赶紧低价转出去,少赔点,我也犹豫过,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心里打鼓:难道我真错了?这一晃就是十几年,孩子上了大学,贷款终于还清了,可四合院还是没怎么涨价,街坊们还拿这事打趣我,说我守着一堆破院子白忙活。
转眼到了2017年,拆迁的消息传进了胡同,说我们这片要建文创街区,拆迁补偿给得特别高。开发商找上门那天,我和淑芬都慌了神,不知道能赔多少。开发商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笑着递上烟,看完房产证说:“张叔,您这五套四合院连着,位置又好,按现在的补偿标准,一套赔800万,五套就是4000万!再加两套回迁房,您看行不?”
我当时脑子“嗡”一声,以为听错了,淑芬手里的杯子都掉在了地上,俩人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开发商又笑着补了句:“您这眼光也太毒了,现在二环内的四合院,一套都得上千万,您这五套,可是实打实的身家过亿了!”
街坊邻居听说了,都炸开了锅,当初笑我的人,现在都围着我说好话,羡慕得不行。我和淑芬握着对方的手,眼泪都下来了,这么多年的苦总算没白吃。这30%的高潮,来得猝不及防,却又格外踏实。
后来拆迁款到账那天,我给淑芬买了她念叨了半辈子的金镯子,带爸妈去了趟北京,给孩子买了房。有人问我后悔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我说不后悔,只是可惜差点没扛过来。现在我俩住着回迁的大三居,手里有钱,日子过得舒心,逢人就说,人这一辈子,总得赌一次,熬过去了就是晴天。
那些年的争吵、委屈、艰难,都成了过眼云烟,当初的“疯决定”,成了这辈子最对的选择。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看似山穷水尽,熬过去就柳暗花明,守得住初心,才能等来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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