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军区司令皮定均到宁夏河套视察，质问县委书记：你会不会插秧

1969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兰州郊外的黄河水边，风已有些刺骨。训练间隙里，有战士悄悄议论：“听说新来的司令脾气很冲，人也怪。”一位老参谋摆摆手，说了一句：“人是怪一点，可一身都是战场上捞出来的硬骨头。”这话刚落，远处传来车声，兰州军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这位“硬骨头”就是皮定均。十几年前，他还是在中原、太行之间打仗的“皮猴子”“皮老驴”；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突然要扛起西北四省的防务——陕、甘、宁、青，加在一起，边境线绵延数千公里，战备压力极大。更麻烦的是，这个时期形势紧张、局势多变，既要防外患，又要整军队、抓建设，稍有懈怠就可能出大乱子。

1969年10月28日深夜，北京中南海灯光未熄。周恩来总理打通了皮定均家里的电话，简单几句话：“中央决定，你去兰州军区担任司令员，明天动身。”不讲客套，不给铺垫，这种通知方式本身就说明一件事：西北，容不得拖延。

皮定均挂上电话，心里有数。西北这块地方，他并非完全陌生，早年打仗多次路过，但那时是行军打仗，现在则是守边备战，完全是另一套思路。他简单交待了几句家事，就坐上了前往兰州之前的军机。途中，他还特意去东北看了一趟人防工事，想看一看别的战区怎么搞战备，心里有一杆秤：背上的担子，比飞机的油门还要重。

飞抵北京后，周总理专门接见了他，一句点题的话分量极重：“中央把陕、甘、宁、青四省防务交给你了。”皮定均点头，只说了两个字：“放心。”口气不重，但知道他历史的人都清楚，战场上硬打出来的人，一旦把话说出口，就不会含糊。

不久之后，西北军人心目中的“皮老虎”，正式上场。

一、“不要这个样子”：新司令一到，机场安静了

皮定均赴任兰州的过程，本身就透出一点性格味道。

从北京起飞，他在西安短暂停留，第一时间不是休息，而是往机场周边的防空设施跑。那天晚上，陕西省军区汇报防空工作，他一边听，一边一条条提要求。这种不肯停脚的劲头，在场的人都能看出来——新司令，不是来坐办公室的。

第二天飞机继续西飞，降落兰州机场。那时兰州的机场离市区远，路不好走，冬风一吹，人恨不得缩进棉衣里。为了迎接新任军区司令，兰州军区各级干部、驻兰州部队领导，天不亮就出发了。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到机场后又在冷风里整整站了两小时，队列拉得整整齐齐，一排排军车几乎把停机坪围了个圈。

按当时的习惯，这样的欢迎仪式并不算夸张。许多人心里想的是：皮旅这位打出来的英雄司令一下飞机，看到这么隆重的阵仗，多半会感动，也好给下面一个“好印象”。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皮定均刚出舱门，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一大片覆盖在风中的汽车和人影。他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警卫员黄振华跑上前扶了他一把，带着他与一排排军区领导握手。皮定均礼节没少，但当视线越过领导们，落到后面那支列队许久的欢迎队伍时，他微微摆手，说了一句：“不要这个样子。”

声音不大，却像一盆冷水泼下来。

欢迎队伍一愣，现场安静了一瞬。许多原本冻得直哆嗦的干部，心里又“哆嗦”了一下。准备多时的仪式，在新司令一句话里，就变得有些尴尬。有人暗暗嘀咕：“这人真怪，不近人情。”还有人觉得脸上挂不住，毕竟在冷风里站了半天。

但皮定均是真的不习惯。这种过分隆重的“架势”，在他看来，容易把一个军区司令捧到“神”的位置上，脱离了战士，脱离了实际。五十年代，他随军事学院参观团回老区时，就因为当地过度铺张的欢迎，把人家领导顶得满脸通红。那次之后，谁都知道，这个人不吃那一套。

他说话常常难听，甚至显得不近人情。夫人张烽就说过：“你有些地方太不近人情。”皮定均回得很直：“平时人情多了，战时就没了人情。”在他看来，该给的关心要给，但不能用形式主义来代替责任。尤其是在边防军区，这种虚头巴脑的仪式，是要坚决压下去的。

很多年以后，当初在机场冻得发抖的那些人再回忆这件事，态度已经变了。有人笑着说：“那时候是真不痛快，可后来想想，他说得没错。”

二、“是山你都要爬，是边防你都要看”

新司令一到兰州，没几天，跟他一起工作的警卫人员就发现：这个首长最大的问题，不是脾气冲，而是根本闲不住。

跟在他身边的警卫，轮流值班，一共五个人。哪怕只跟一个，他每天也能把人累得腿软。西北地形复杂，边防线漫长，从祁连山到阿尔泰，从沙漠到高原，哪里有重要阵地，哪里有关键通道，他都想亲眼看一遍。

不只是后方工事，连最前沿的边防站，他也要跑。兰州军区管着的某些边防连，平时连军一级的干部都很少去，更别说大军区司令。一次，他在靠近边防的人造山上检查工事，北面十七公里，就是“策克边防站”。他看着地图，心里一动，说一句：“要到策克去看看。”

警卫苏灿杰当场挡住：“不行，上面有规定，您这样的首长不能去边境线上。”话说得不客气，意思也很明确——这不是闹着玩的地儿。

皮定均笑了一下：“怕什么？怕死？”苏灿杰坚持：“可以派别人去看，再向你汇报。”皮定均立马翻脸：“不去现场，怎么工作？”

更麻烦的是，这不是在办公室里争一争，而是要真往边境走。苏灿杰只好打电话往军区保卫部报，保卫部再往上报，到底是哪位军委领导拍板同意的，现在已经难以完全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那以后，皮定均去边防站这件事，就变得“合法”了。

合法归合法，跟着他的人却一点不轻松。1973年6月，为了协调边防问题，他带队到新疆中苏边境。夜里住在临时营地，他突然冒出一句：“明天一早到前面看看老毛子兵。”苏灿杰立刻顶回去：“你不能去！”皮定均烦了：“你老管我，你别管。”警卫不退让：“这又不是在咱们自己的军区，在友邻军区，更不能乱来。”

两人僵在那里，最后皮定均只是摆摆手：“睡觉，对你没办法。”表面妥协，谁都知道这人一旦认准的事，哪有那么容易。苏灿杰担心半夜出幺蛾子，干脆趁休息时把里外屋之间的门锁上了。半夜，皮定均起夜，拉门拉不开，弄出动静，把外屋的苏灿杰吵醒。一问，才知道是被锁在里面了。

“你怎么把我锁屋里了？”他有点恼火。苏灿杰硬着头皮回答：“我怕你跑了。”

这话一点不夸张。此前在兴隆山看地形时，皮定均就自己一个人跑出去，警卫还在床上睡大觉。正因为有了那个“前科”，这回才出了“锁门”一招。同行的李达将军知道后，只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是山你都要爬，是边防你都要看。”

到了“策克边防站”，他见到了边防团团长裴承寿。策克是兰州军区八百里边防线上，十几个边防站中唯一承担对蒙古会谈会晤任务的站，位置特殊，责任也特殊。皮定均细看营区，又观察官兵的精神状态，然后对团长说了一段话：

“策克是祖国对蒙古的一个窗口，策克搞得好不好，不是你这个站自己的事，是代表我们祖国的形象。要把策克建设成模范边防站。”

这句话后来在军区内部传了很久。有人觉得他要求太高，有人则觉得理所当然。窗口一旦亮堂了，外面人看进去，看到的是整个国家的脸面。

为了保证这种边防视察的安全，警卫们也想了不少办法。一次去边境线，他们专门研究了几条措施：不让外人知道司令员到了哪；车辆分开走，到后沿停车，人步行进站；在界桩附近设置骆驼巡逻队，后面山丘留预备队；随身人员背着冲锋枪，子弹上膛；离开时，不准留下任何东西，连糖纸都不行。

看起来有些小题大做，但那时边境形势紧张，任何细节都有可能引起麻烦。他们在紧绷的缝隙里，努力把“要看一眼”这件事，变得尽量稳妥。

有意思的是，皮定均嘴上从来不说“辛苦你们”，但实际上对这种周密安排，他心里是认可的。他要的是亲眼看到阵地、看到战士；警卫要的是保证他全身而退。两边较劲，恰恰把当时军队内部对安全与责任的态度，体现得一清二楚。

三、“一个星期要治好”：嘴歪眼斜，也挡不住任务

边防跑得多了，身体终究要吃亏。兰州军区地广路长，许多地方只能靠汽车长途奔波。冬天风大，车窗再怎么遮挡，寒风总能从缝隙里钻进来。

有一年严冬，北风裹着雪粒子往脸上刮。他白天在野外跑线，晚上还要到部队看训练。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几乎天天在车上颠簸。有一天，身边的同志突然发现：他的嘴角有些歪，眼睛也略有偏斜，再仔细一看，情况不对，赶紧送往军区总医院。

医生检查后，诊断是面部神经麻痹。按照当时中医的说法，是“风邪入络”，风吹得久，正气受损，面部就出现嘴斜眼歪。医生给出的建议其实很实在：少在风口上乘车，多休息，慢慢调养，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康复。

可对皮定均来说，最关心的不是成因，而是：“要多久能治好？”医生按常规估计，“得一个多月。”这下他坐不住了，一听一个多月，立刻“下命令”：“我有任务，一个星期要治好。”

医生有些哭笑不得，病理在那里摆着，哪有说治就治、说多快就多快的道理。皮定均却不依不饶，追着问有没有偏方。听医生摇头，他干脆批评：“你们看不起民间偏方，有的偏方对某些病还是很有效的。”说来有点倔，也有点像战场上习惯“硬顶”的那股劲头。

巧的是，这时他又接到一个特殊任务：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要来中国访问，第一站安排在西安地区，需要兰州军区派人陪同。任务明确点名要他参加。嘴歪眼斜的司令员，面对这个场合，心理压力不小。他打电话给在陕西支左的副司令员胡炜，干脆直说：“老胡，我要陪同武元甲，可偏偏得了嘴歪的病，这个样子，怎么见人？”

胡炜倒不紧张，想了一下，说自己认识一个专门治面瘫的土郎中，手法虽然吓人，但效果不错。“要用小刀在腮帮子里割，不打麻药。轻的三四天就能好。你要是不怕疼，可以试试。”

皮定均心里一盘算：大炮坦克都挺过来了，难道还怕一把小刀？第二天，他就急匆匆飞到西安。

在西安，他见到了那位三十多岁的土郎中。对方看完之后介绍：“每天在腮帮子里面割几刀，再涂上白糖，过几天嘴就能慢慢正过来。”皮定均第一句问的，仍然是时间：“七天能不能好？”土郎中看他病情不轻，只说“差不多”。他立刻张嘴：“大胆治疗。”

治疗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日子是很难受的”。他在日记里详细记了一段感受：由于面神经麻痹，视力都受了影响，一段时间没法写字。即便如此，他还是从当月一号到四号，照常陪同越南贵宾参观西安、延安地区。到了十二号进入集中治疗阶段，每天开刀，一天四刀，前后加起来足有四十多刀。刀不打麻药，真切的疼痛一刀一刀压上来。

不得不说，这种疗法，在今天看来有点“野”。但在当时条件下，他既急于恢复，又要完成任务，只能咬牙顶下去。陪同武元甲那几天，他的嘴还没完全恢复，可站姿、行礼、讲话，都注意得很严，尽量不让外宾看出端倪。武元甲临走时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皮司令，你是个真正的军人。”这句话，他自己也记得很清楚。

等见完客人，他又回到西北，到处视察。医生一再叮嘱“以后要少乘车”，对他来说根本做不到。为了尽量少受风，警卫在车门边挂上军毯，缝缝补补挡风，可西北高原的风，从来不认这些。有人提醒他还要注意身体，他却半开玩笑地对身边人说：“我皮糙肉厚，再歪一次，大不了再割几刀。”

这种近乎自嘲的话，其实透出一点实情：战备、视察、训练，一件件都要人盯，任何时候，他宁可身体受点罪，也不愿放松前线。

四、“你会不会插秧”：凶一点，却是对事不对人

在兰州军区的那些年，很多干部对皮定均的第一印象就是：脾气凶，不爱表扬人。只要事情没干好，当面就会挨训，有时候一句话说得极重，让人下不来台。

有一次，军区后勤系统承建一项大工程，预定三年完工。工程开工几个月后，他突然去了工地，准备看一看进度。现场转了一圈，他心里大概有数：领导内耗，互不服气，干部指挥不力，战士干活懒散，结果是每天每人平均挖出的土石量少得可怜。

他先听汇报，再拿笔算了一下，结果让人冒汗：照这个速度，三年计划要硬生生拖到十三年。战士私下里开玩笑，说这个工程估计要“三茬干部，五代兵”才能干完。

皮定均当场压不住火，点着负责总工程任务的后勤副部长石景元开口：“你有几个儿子？”石景元愣了一下，以为他拿家庭说事，有点委屈：“哎呀，皮司令，你知道我有几个儿子。”皮定均不理，声音更重：“我就问你，你有几个儿子？”

被这么一追问，石景元只好支吾：“你有话就说吧。”皮定均冷冷一摆手：“你几个儿子，我当然知道。你是工程总指挥，你在怕什么？还怕传不了种吗？”这话说得扎心，全场的干部脸色都变了，石景元的脸更是涨到通红。骂得难听，但意思很直白：该拍板就拍板，该换人就换人，别缩手缩脚。

见他脸通红，皮定均口气往回收了一点：“干部不行，你就换嘛。”不加掩饰，很实在。他不是冲着个人，而是冲着工作。工程拖成这样，后勤线再怎么辛苦也难以交代，战备布局更会被拖后腿。

类似的情形，在地方视察时也发生过。

一次，他在野外行车，远远看见路边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在风里站着。他立刻让司机停车，下车让秘书去找当地地委书记。一个小时后，地委书记急匆匆赶到。还没坐稳，他就问：“为什么这个女孩子不穿裤子？”对方条件反射般说：“这是当地的习惯。”

皮定均冷笑：“胡说。你的女儿怎么不光着屁股？马上发救济金！”这一问一答，把问题点在了实处。所谓“习惯”，有些不过是用来遮掩管理不力的借口，尤其是涉及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能一句“风俗如此”就推得干干净净。

再有一次，他到宁夏河套地区视察。那是个水网纵横、稻谷金黄的地方，河套平原上的秋天一到，田里一片金浪。当时的农业生产，仍然需要大量人力插秧、收割。县委书记在稻田边陪同，他看了一眼稻田，又看了看这位领导，突然问：“你会不会插秧？”

这问题问得有点突兀。县委书记愣了一下，小声回答：“我学着插。”皮定均点点头，话却很重：“你不会插秧，老百姓剁着吃掉你。”说完，县委书记吓得身子一抖。

不少人觉得他太苛刻，甚至说他“尖刻”。但细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会发现有个特点：对事不对人。只要工作上改正了，事情做起来了，被他训过的干部，他并不会刻意打压。相反，有本事肯干的干部，他在关键时刻敢用，也敢为人兜底。

不论是在战火连天的年代，还是在兰州军区的和平建设时期，皮定均身上那种雷厉风行、紧盯问题的劲头，一直没变。他不喜欢虚名，不接受过分的仪式；他坚持亲临前线，宁愿为此寒风灌得嘴歪眼斜；他对干部说话很冲，却在关键点上逼人面对责任。

正因为这样，在西北军人中，他有一个响亮的绰号——“皮老虎”。这个称呼并不温柔，却包含了对他性格和作风的一个共识：有棱角，有火气，也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