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我去莫斯科倒卖，一个克格勃用一个军工厂换了我一箱茅台

91年的冬天，我坐上了K3次国际列车。

绿皮车厢里混杂着方便面、汗味和劣质香烟的味道，但这都挡不住一车厢“倒爷”发财的兴奋。

我叫陈岩，28岁，北京一国营厂的采购员，不安分的那种。

我揣着全部家当换来的三万美金，还有单位开的、被我“借用”出来的介绍信。

最重要的，是我脚底下那个大木箱子，用帆布裹得严严实实。

里面是十二瓶茅台。

不是普通的茅台，是我爸托老战友从厂里直接搞出来的特供，每一瓶都有单独的编号。

这是我压箱底的“硬通货”，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用。

火车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上开了六天六夜。

车窗外的白桦林像一根根光秃秃的骨头，无边无际。

车厢里的气氛从一开始的亢奋，逐渐变得焦躁和疲惫。

一个叫“大头”的东北大哥，是我们这节车厢的“头儿”，经验丰富，据说已经在莫斯科跑了三年。

他叼着烟，用下巴指了指我的箱子：“小兄弟，带的什么好玩意儿，护得这么紧？”

我笑了笑，没说话。

财不露白，这道理我懂。

大头也没追问，只是眯着眼，吐了个烟圈：“到了莫斯科，留神点，那地方现在乱得跟八国联军进北京似的。别被人当肥羊给宰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把这句话又过了一遍。

1991年底的莫斯科，空气里都是解体的味道。

火车站像个巨大的、失控的露天市场。

穿着厚呢子大衣、戴着毛绒帽子的俄罗斯人，脸上挂着一种茫然又急切的表情。

他们在卖一切能卖的东西。

军大衣、望远镜、套娃、老旧的勋章，甚至还有防毒面具。

更多的人，是在用警惕而贪婪的眼神，打量我们这些刚下车的中国人。

我们是揣着美元和货物的“财神爷”。

大头联系的“地接”是一个叫瓦西里的中年男人，高高瘦瘦，酒糟鼻，眼神飘忽。

他把我们一群人拉到一栋破旧的居民楼里，这就是我们临时的“货仓”和“宿舍”。

一个三居室的房子，住了十几个人。

我分到了客厅的一个角落，把茅台箱子死死地抵在墙角，我才敢躺下。

第一笔生意，是卖我带来的羽绒服。

我在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批发的，二十块钱一件，到了这儿，大头说至少能卖一百美金。

瓦西里给我们联系了买家，在一个地铁站的入口交易。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苏联的“黑市”。

几个五大三粗的俄罗斯壮汉，眼神像狼。

他们把羽绒服的拉链扯得哗哗响，把内衬翻来覆去地看，然后用生硬的俄语夹杂着几个英语单词跟我砍价。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只会重复大头教我的那句：“One hundred dollars, no less.”

最后，一个看起来是头儿的家伙，从怀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卢布，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几张美金，凑够了数。

交易完成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刚打完一场仗。

钱拿到手，我躲进厕所里，反复数了三遍。

是真的。

我真的赚到钱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跟着大头他们，像一群辛勤的蚂蚁，每天往返于宿舍和各个交易点。

倒卖方便面、丝绸衬衫、电子表、暖水壶。

任何在中国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商品，在这里都能换来成沓的卢布和珍贵的美金。

我见识了苏联人民对生活物资的极度渴望。

也见识了这个帝国在崩塌前夕的疯狂与混乱。

警察会来敲诈勒索，光头党会当街抢劫，交易的对方很可能就是便衣。

每一天都像在走钢丝。

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麻木。

钱越赚越多，但我心里那根弦，却越绷越紧。

那箱茅台，我一次都没动过。

它是我最后的底牌，也是我心里的定海神神针。

我是在“一只蚂iglia”市场遇到他的。

那是个露天的跳蚤市场，什么都有，从二手衣服到生锈的零件。

我当时正在兜售一批“的确良”衬衫，一个穿着黑色皮衣的高个子男人停在了我的摊位前。

他没看我的衬衫，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我。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

锐利，冰冷，像手术刀，能直接剖开你的皮肉，看到你的内脏。

我的心猛地一沉。

直觉告诉我，这家伙不是普通人。

他大概四十多岁，身材保持得很好，没有一般俄罗斯男人的臃肿，脸上线条坚硬，像大理石雕像。

“中国人？”他开口了，声音低沉，带着一丝金属质感。

我点了点头。

“来这里多久了？”

“没多久。”我含糊地回答，开始琢磨着怎么脱身。

他忽然笑了，但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

“别紧张，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他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军官证，在我眼前飞快地晃了一下。

我只看清了上面的红色五角星和镰刀锤子。

克格勃。

这两个字像冰锥一样扎进我的脑子。

我腿肚子有点转筋。

“我叫德米特里。”他把证件收了回去，“我……想找你帮个忙。”

一个克格勃，找我一个中国倒爷帮忙？

这听起来比我能把羽绒服卖一百美金还不靠谱。

我干笑了两声：“长官，您太抬举我了，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混口饭吃，能帮您什么忙？”

德米特里没理会我的推辞，他看了一眼我摊位上花花绿绿的衬衫，撇了撇嘴。

“你这里，有没有……更好的东西？”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更好的东西？

他指的是什么？

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那箱茅台。

“什么叫……更好的东西？”我试探着问。

德米特里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斟酌词句。

“有灵魂的东西。”他最后说，“能让人忘记现在这一切的东西。”

我愣住了。

这话太玄乎了。

一个克格勃，跟我谈“灵魂”？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酒。”德米特里说，“最好的酒。”

我松了口气，原来是想要酒。

“伏特加？我这里没有，但市场里有的是。”

他摇了摇头，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失望，或者说，是鄙夷。

“伏特加是用来麻醉的，不是用来品的。”

他凑近了一点，压低了声音：“我听说，你们中国人，有一种酒，像火一样，但是……很香。”

我的心脏又开始狂跳。

他说的，难道是……

“茅台？”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吐出这两个字。

德米特里的眼睛瞬间亮了。

那是一种在狼发现猎物时才会有的光芒。

“对，茅台。”他重复道，“你有吗？”

我脑子飞速旋转。

承认还是不承认？

承认了，他要是明抢怎么办？克格勃抢个倒爷的东西，谁能管？

不承认，看他这架势，显然是早就盯上我了，否认有用吗？

“我……我只是听说过。”我选择了撒谎。

德米特里盯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钟。

我感觉自己的后背都湿透了。

“是吗？”他淡淡地说，“那太可惜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没有丝毫留恋。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但我知道，这事儿没完。

果然，第二天，他又来了。

还是那个市场，还是那个摊位。

他什么也没说，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

不买东西，也不说话。

我被他看得发毛。

周围的俄罗斯小贩都离我们远远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恐惧。

我明白，德米特里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我施压。

他是克格勃，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有的是办法让我屈服。

第三天，他依然准时出现。

我终于扛不住了。

“长官，您到底想怎么样？”我主动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

德米特里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我想，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

“你想要的，和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我愣了一下，“我想要什么？”

“钱，或者……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他意有所指。

我沉默了。

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我确实赚了些钱，但每天都活在恐惧和不安里。

我像一只无根的浮萍，随时可能被一场风暴打翻。

我想要安稳，想要一个保障。

可这些，一个克格勃能给我吗？

“我怎么相信你？”我问。

德米特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酒壶，拧开，递给我。

一股浓烈的酒精味扑面而来。

“尝尝。”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喝了一小口。

是伏特加，但和我平时喝的那些廉价货完全不同。

醇厚，顺滑，一线喉，然后一股热气从胃里升腾起来，瞬间传遍四肢百骸。

“这是‘白桦树’，我们内部特供的。”德米特里说，“市面上见不到。”

他收回酒壶，自己也喝了一口。

“陈，我们是同一类人。”

“什么？”我不解。

“我们都在为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服务。”他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眼神悠远，“只不过，我的世界正在崩塌，而你的世界，正在升起。”

我被他的话震住了。

这是一个有思想的克格勃。

这比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克格勃，要可怕得多。

“我凭什么相信一个克格勃？”我把心一横，把最直接的疑问抛了出去。

德米特里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反而多了一丝……自嘲。

“因为，我们马上就不是克格勃了。”

他这句话，像一颗炸弹。

“克格勃……要没了？”

“苏联都要没了，还要克格勃干什么？”他淡淡地说，仿佛在说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我彻底说不出话了。

我只是一个来发国难财的倒爷，却无意中触碰到了这个帝国最核心的秘密。

“你有一箱茅台，对吗？十二瓶。”德米特里忽然说。

我浑身一僵。

他连数量都知道。

我再也无法否认。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克格勃。”他用这句话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是啊，他是克格勃。

“你想怎么样？”我放弃了抵抗。

“我要你的茅台。”他说。

“你拿什么换？”

“你想要什么？”他反问。

“钱？”我说出了最直接的答案。

德米特里笑了，摇了摇头：“钱？卢布马上就要变成废纸了。美金？你觉得你带着成箱的美金，能安全走出莫斯科吗？”

他的话，句句戳中我的要害。

“那我能要什么？”

德米特里凑到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出了一个词。

一个让我魂飞魄散，又血脉偾张的词。

“军工厂。”

我以为我听错了。

“什么？”

“一座军工厂。”德米特里重复了一遍，表情严肃，不像在开玩笑。

我呆呆地看着他，足足一分钟没说出话来。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一个克格勃，要用一座军工厂，换我一箱茅台？

“你疯了？”我脱口而出。

“我没疯。”德米特里说，“疯的是这个国家。”

他把我拉到市场一个没人的角落。

“听着，陈。这个国家完了。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工厂，所有的矿山，很快就会被瓜分。被那些当官的，当将军的，还有像我这样的……‘知情者’。”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绝望的亢奋。

“与其让那些蠢猪把一切都糟蹋掉，不如换点有‘灵魂’的东西。”

他看着我，眼神灼热：“我要你的茅台，不是为了喝。是为了……纪念。”

“纪念一个时代？”我鬼使神差地问。

“对，纪念一个我们曾经坚信不疑，如今却要亲手埋葬的时代。”

德米特里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悲伤。

那一刻，我忽然有点相信他了。

或者说，我愿意去赌一把。

“什么样的军工厂？”我问，声音干涩。

“一个生产AK-47的厂子。不大，在乌拉尔山区，但设备和工人都是现成的。”

AK-47。

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已经超出了“倒卖”的范畴。

这是在玩火。

“我……我怎么接手？我一个中国人……”

“我会给你全套的文件。”德米特里说，“转让协议，资产清单，工厂的隶属证明。从法律上，它将是你的私人财产。”

“这……这可能吗？”

“在苏联，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德米特里说，“只要你有关系，有‘硬通货’。”

他说的“硬通货”，指的就是我的茅台。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说。

“我给你一天时间。”德米特里说，“明天这个时候，在这里，给我答复。”

说完，他转身离开，留下我一个人在寒风中凌乱。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我把那箱茅台从床底下拖出来，打开，看着里面那十二个白瓷瓶。

我爸把它们交给我的时候，说：“儿子，这是‘命’，不到换命的时候，别动它。”

现在，是换命的时候吗？

一边是安安稳稳地带着赚来的几万美金回国，开个小饭馆，娶个老婆，过安稳日子。

一边是赌上身家性命，用十二瓶酒，去换一个前途未卜的军工厂。

失败了，我可能连骨头都剩不下。

成功了……

我不敢想。

那晚，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我爸，一个老兵，一辈子勤勤恳恳，却总说自己这辈子“没活明白”。

我想起我在工厂里，每天看着那些老师傅混吃等死，一眼就能望到退休的样子。

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我来莫斯科，就是为了“换命”。

现在，一个最大的机会，就摆在我面前。

第二天，我准时去了市场。

德米特里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你的答复？”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要看到文件。”

德米特里笑了。

“跟我来。”

他带着我，上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

车子在莫斯科的大街上穿行。

我看到街边排着长队买面包的人们，看到广场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的“民主人士”，看到神色匆匆、表情麻木的行人。

一个帝国，正在我眼前，以一种无比真实的方式，缓慢地死去。

车子开进了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居民区，停在一栋公寓楼下。

德米特里带我上了楼，打开一扇门。

屋里陈设简单，但很整洁。

一个女人从厨房里走出来，看到我，愣了一下。

她很美，是一种典型的斯拉夫式的美，金发碧眼，但眼神里带着一丝忧郁。

“索菲亚，这是我的中国朋友，陈。”德米特里介绍道。

然后他又对我说：“这是我的妻子。”

索菲亚对我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

我感觉到了这个家庭里，那种压抑而紧张的气氛。

德米特里没说什么，他带我走进书房。

他从一个上锁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

“都在这里。”

他把文件袋推到我面前。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沓盖着各种红色印章的俄文文件。

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我看不懂。”我说。

“我给你翻译。”

德米特里拿起第一份文件。

“这是工厂的注册信息，‘红星机械厂’，隶属于国防部第三装备局。”

“这是工厂的资产清单，土地，厂房，设备，宿舍……”

“这是工人的名册，一共三百二十七人。”

“还有这个……”他抽出一份看起来比较新的文件，“这是关于‘军转民’改革的内部批示，允许部分非核心军工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

“最关键的是这个。”他拿出最后一份文件，上面有几个看起来像是签名的东西。

“这是转让授权书。有了它，再找一个‘听话’的公证员，这家工厂就是你的了。”

我看着他，心里翻江倒海。

这一切，看起来那么真实，又那么虚幻。

“为什么是我？”我问出了这个一直盘旋在我心里的问题。

德米特里沉默了。

他走到窗边，点燃一支烟。

“因为你是一个‘局外人’。”他缓缓地说。

“局外人？”

“对。你不是我们这个系统里的任何一环。你拿走它，不会牵扯到任何派系的利益。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海里，不会有人注意。”

他转过身，看着我：“而且，我相信，你是一个商人。你只想赚钱，对政治没兴趣。这很安全。”

“你就不怕我……把工厂再卖给别人？比如，卖给你们的敌人？”

德米特里笑了，笑得有些凄凉。

“我们还有敌人吗？”他反问，“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他掐灭了烟。

“而且，我会在合同里加上条款。工厂不能用于生产武器，只能生产民用产品。至少，在十年内。”

我明白了。

他不是在卖国。

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他曾经为之奋斗的工厂，找一条出路。

一条不被国内那些寡头和官僚吞噬的出路。

而我，只是他选中的那个“执行人”。

“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说。

“说。”

“我需要一个翻译，一个懂法律的律师，帮我审查这些文件。”

德米特里点了点头：“合理的要求。我可以帮你找。但你的人，必须可靠。”

“我有人选。”我想起了大头。

大头在莫斯科混了三年，黑道白道都有人。找个可靠的律师，应该不难。

“好。”德米特里说，“那现在，该看看你的‘诚意’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的货，在我的住处。”

“我们现在就去取。”

我带着德米特里，回到了那个拥挤的宿舍。

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打开了那个我从不离身的木箱。

十二瓶用红色丝带系着的茅台，静静地躺在黄色的绸布里。

整个房间的人都看呆了。

他们见过倒卖各种东西的，但没见过把中国的“国酒”整箱弄过来的。

大头更是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兄弟，你……你这是把咱外交部的仓库给搬来了？”

德米特里的眼神，却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那不是贪婪，也不是好奇。

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朝圣。

他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其中一个瓷瓶，就像在抚摸情人的脸颊。

“就是它。”他喃喃自语，“就是这个味道。”

他甚至没开瓶，但我感觉，他已经闻到了那股酱香。

“验货吧。”我说。

德米特里小心翼翼地拿起一瓶，对着光，仔细地看着。

他检查瓶口，检查标签，检查每一个细节。

他的动作，专业得像个品酒大师。

“是真的。”他最后下了结论。

“现在，轮到我验货了。”我说。

我把大头拉到一边，把事情跟他和盘托出。

大头听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兄弟，你……你玩得太大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军工厂？那玩意儿能买卖？”

“他说能。”

“他说你就信？他是克格勃！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

“富贵险中求。”我说，“哥，这事儿你要是觉得不靠谱，我也不连累你。我自己想办法。”

大头看着我，眼神复杂。

他抽了半根烟，把烟头狠狠地摁在地上。

“妈的，豁出去了！”他说，“我来莫斯科，也不是为了卖羽绒服的！我帮你找人！”

大头确实有路子。

他通过一个白俄朋友，帮我找到了一个叫“列夫”的犹太律师。

列夫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但眼神里透着精明。

我把文件的复印件交给他。

“事成之后，五千美金。”我说。

列夫的眼睛亮了。

“成交。”

接下来的两天，是我这辈子最煎熬的两天。

列夫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逐字逐句地研究那些文件。

而我，则和德米特里一起，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我们没有再谈生意。

我们一起喝酒。

喝他的“白桦树”。

他跟我讲他年轻时，在阿富汗打仗的故事。

讲他如何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一个冷酷的特工。

讲他眼中的苏联，如何从一个伟大的理想，变成一个僵化的怪物。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是在保卫天堂。”他说，“后来才发现，我们只是地狱的守门人。”

他的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

我发现，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同情。

第三天，列夫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的表情，严肃而兴奋。

“陈先生，我们发财了。”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文件是真的？”我紧张地问。

“比真金还真。”列夫说，“这些文件，环环相扣，几乎没有漏洞。只要找到那个‘听话’的公证员，这家工厂，在法律上，就属于你了。”

我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

“但是，”列夫话锋一转，“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工厂的账面上，有很大一笔债务。是欠国防部的贷款。虽然文件里有批示，说这笔债务可以‘延期处理’，但它终究是个隐患。”

我看向德米特里。

德米特里很平静。

“这笔债，十年内，没人会来追。十年后……”他耸了耸肩，“谁还记得苏联的国防部？”

我信了。

或者说，我选择了相信。

“交易。”我说。

交易的地点，选在了一家国营公证处。

公证员是一个看起来快要退休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动作迟缓。

德米特里只是把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

老头打开看了一眼，手抖了一下，然后就什么也没说，开始在文件上盖章。

一个又一个红色的印章，盖在了我的名字旁边。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在梦里。

我，陈岩，一个北京的倒爷，成了苏联一家军工厂的主人。

手续办完，我把那个装着十二瓶茅台的箱子，交给了德米特里。

我们没有握手，也没有拥抱。

只是彼此对视了一眼。

“保重。”我说。

“你也是。”他说。

他抱着那个木箱，转身离去。

他的背影，在莫斯科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有些萧瑟。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带着那沓足以改变我一生的文件，和大头、列夫，连夜离开了莫斯科。

我们没有坐火车，而是坐上了一辆破旧的汽车，一路向东，奔向遥远的乌拉尔。

路上，大头问我：“兄弟，那箱酒，到底值多少钱？”

我想了想。

“不知道。”

“但对德米特里来说，它可能比一个军工厂，更值钱。”

我不知道，那十二瓶茅台，后来怎么样了。

是被德米特里一个人喝掉了，还是在他纪念那个消亡的帝国时，洒在了红场的石头上。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去乌拉尔山区的路，比我想象的还要难走。

破车在冰雪覆盖的道路上颠簸，好几次差点滑进路边的深沟。

窗外是连绵不绝的针叶林，被厚厚的积雪压弯了枝头。

偶尔能看到一些荒废的村庄，木刻楞的房子歪歪斜斜，烟囱里不再冒烟。

整个世界，仿佛都死掉了。

大头一边开车，一边骂骂咧咧：“这他妈是人走的路吗？当年德国人就是在这里折的吧？”

列夫律师坐在后座，一言不发，紧紧抱着他的公文包，里面有我的“身家性命”。

我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复杂。

激动，期待，但更多的是一种前途未卜的恐惧。

我真的拥有了一家军工厂？

这听起来，依然像个天方夜谭。

开了三天三夜，我们终于到了地图上标注的那个小镇。

小镇的名字叫“红星镇”，和工厂一个名字。

这里，就是“我的”地盘了。

小镇很小，只有一条主干道，两边是些低矮的苏式建筑。

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只有风卷着雪，发出呜呜的声响。

我们找到了工厂。

它坐落在小镇的尽头，被高高的围墙圈着。

大门口，“红星机械厂”的俄文字母已经斑驳脱落。

门卫室里，一个穿着旧军大衣的老头，正喝着闷酒。

看到我们，他抬起浑浊的眼睛，充满了警惕。

列夫上前，用俄语和他交涉，并把文件递给他看。

老头看了半天，又拿起一个老旧的电话，摇了半天手柄，似乎在跟谁通话。

最后，他极不情愿地打开了锈迹斑斑的铁门。

“厂长在办公室等你们。”他嘟囔了一句。

车子开了进去。

厂区很大，但空空荡荡，死气沉沉。

巨大的厂房，烟囱没在冒烟。

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只有一条车辙印。

我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一座工业坟墓。

厂长办公室在一栋三层的办公楼里。

我们在二楼，见到了厂长。

他叫伊万诺夫，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头发稀疏，脸色是长期酗酒造成的暗红色。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敌意和不屑。

“你们就是‘新主人’？”他开口了，语气里满是嘲讽。

列夫把文件推了过去。

伊万诺夫看都没看。

“我知道你们。”他说，“莫斯科来的‘商人’。”

他特意在“商人”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别以为有几张破纸，就能从我们手里拿走工厂！”一个站在伊万诺夫身后的年轻人忽然吼道。

他看起来二十多岁，身材高大，穿着工人的蓝色制服，一脸的愤怒。

“这是我的儿子，安德烈，工厂的技术员。”伊万诺夫介绍道，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神色。

我明白了。

这是个下马威。

德米特里给了我工厂的所有权，但他没给我……人心。

“伊万诺夫厂长。”我让列夫翻译我的话，“我们不是来抢劫的。我们是来合作的。”

“合作？”伊万anov冷笑，“怎么合作？把工厂拆了卖废铁，然后让我们这些工人去西伯利亚喝西北风吗？”

“不。”我说，“我的计划，是让工厂重新开工。”

“开工？”安德烈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用什么开工？国防部已经三个月没给过订单了！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我们拿什么生产？用爱吗？”

他的话，引来办公室里其他几个工厂干部的一阵哄笑。

我没有生气。

我看着安德烈，这个愤怒的年轻人。

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这个国家最后的骄傲和不甘。

“你说得对。”我说，“没有订单，没有资金，工厂就是一个空壳。”

“所以，我带来了这个。”

我打开我随身携带的皮箱。

里面没有茅台，而是一沓一沓的美金。

整整十万美金。

是我这次来苏联赚的，也是我准备投进去的“启动资金”。

办公室里的哄笑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地盯着那箱绿色的钞票。

在卢布已经接近废纸的年代，美金，就是上帝。

“这……”伊万诺夫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预付给工人们的工资，还有购买原材料的钱。”我说。

“我们不生产AK-47。”

“我们生产……拖拉机。”

“拖拉机？”

所有人都愣住了。

“对，拖拉机。”我说，“据我所知，苏联的农场，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生产线，只要稍加改造，就能生产拖拉机和农用机械的零件。”

这是我来之前，和列夫彻夜研究过的方案。

既然不能生产武器，那就生产这个国家最需要的东西。

民生。

伊万anov和安德烈对视了一眼，眼神里的敌意，开始融化。

“你……你说的是真的？”安德烈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确定。

“是真的。”我看着他，无比诚恳，“我是一个商人，我来这里，是为了赚钱。但我也知道，只有让工厂活下去，让工人们有饭吃，我才能赚到钱。”

“这是一个双赢的生意。”

那天，我们谈了很久。

我把我的商业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们。

从中国进口廉价的钢材，利用工厂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工人，生产出合格的拖拉机零件，然后卖给濒临破产的集体农庄。

这是一个听起来有些疯狂，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唯一可行的方案。

伊万诺夫最后拍板了。

“好！”他说，“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能让工人们领到工资，让工厂的烟囱重新冒烟，我伊万诺夫，就认你这个‘老板’！”

收服了厂长，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用那十万美金，补发了拖欠的工资。

当工人们从我手里接过绿油油的美钞时，他们看我的眼神，从怀疑，变成了感激，最后变成了……希望。

那天，整个红星镇，像过节一样。

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冒出了久违的炊烟。

我知道，我赌对了第一步。

但是，改造工厂，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设备老化，零件缺失，很多老师傅，因为长期没活干，技术都生疏了。

安德烈成了我的左膀右臂。

这个一开始对我充满敌意的年轻人，在看到我真的在为工厂奔走后，彻底改变了态度。

他是个天才的技术员，对厂里每一台机器都了如指掌。

我们一起画图纸，一起研究改造方案，经常在冰冷的车间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累了，就坐在地上，啃着黑面包，喝着伏特加。

他跟我讲这个工厂的历史。

它曾经是苏联的骄傲，生产的AK-47，被送往世界各地。

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是这个工厂的工人。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会在这里干一辈子。”安德烈说，“没想到，一切都变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安慰他，也像是在安慰我自己。

资金，是最大的问题。

那十万美金，很快就见了底。

我必须打通从中国运送物资和资金的通道。

我让大头回国，负责组织货源和打通关系。

他拿着我给的“辛苦费”，干劲十足。

而我，则留在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异国他乡，守护着我那份庞大而脆弱的产业。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也最充实的日子。

我学会了开拖拉机，学会了跟满身油污的工人一起喝酒划拳，学会了用简单的俄语跟他们交流。

我不再是那个只想着赚钱的倒爷。

我成了一个三百多号俄罗斯工人的“老板”。

我肩上，扛着三百多个家庭的生计。

1992年的春天，在停工了将近半年之后，“红星机械厂”的烟囱，终于又一次冒出了黑烟。

第一批拖拉机零件，成功下线。

当看着那些崭新的、还带着机油香味的零件，被装上卡车时，所有的工人都欢呼了起来。

安德烈冲过来，给了我一个熊抱，力气大得差点把我勒死。

伊万诺夫厂长，那个嗜酒如命的胖子，也红了眼眶。

他拿着一瓶伏特加，走到我面前。

“陈，敬你！”

我们就在厂区里，用搪瓷缸子，喝得酩酊大醉。

那天，我仿佛又看到了德米特里。

看到了他把那箱茅台抱在怀里，转身离去的背影。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某个地方，也在喝着他的酒，纪念着他的时代。

而我，在这个正在崩塌的帝国废墟上，用我的方式，开启了一个属于我的新时代。

我的拖拉机零件，出乎意料地受欢迎。

就像我预料的那样，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农业系统一片混乱。

集体农庄纷纷倒闭，分到土地的农民，却没有工具耕种。

我的零件，价格便宜，质量又过硬（毕竟是军工厂的底子），成了抢手货。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工厂开始二十四小时连轴转。

我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但我很快就发现，在这个国家做生意，光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至。

地方官员来敲诈，税务部门来找茬，黑手党想来分一杯羹。

甚至连铁路部门，都会以“车皮紧张”为由，扣住我的货。

我焦头烂额。

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个“保护伞”。

一个比伊万诺夫这个地头蛇更强大的保护伞。

我想到了一个人。

德米特里。

但我已经没有了他的任何联系方式。

我只能通过列夫，那个精明的犹太律师，去打听。

列夫的关系网，确实厉害。

半个月后，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他现在住在这里。”列夫说，“不过，他已经不是‘德米特里’了。”

“什么意思？”

“他换了个身份。现在，他叫……维克多·彼得洛夫，一个普通的……商人。”

我找到了那个地址。

是莫斯科郊区的一栋别墅。

比他之前的公寓，要气派得多。

开门的是索菲亚，他的妻子。

她比上次见面时，显得更憔E悴了。

看到我，她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但没有上次那么警惕。

“请进。”她说。

我走进了别墅。

装修很豪华，但缺少生活气息，冷冰冰的。

德米特里……不，现在应该叫他维克多了，他从二楼走下来。

他穿着一身高档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但他看起来，并不快乐。

他瘦了，眼窝深陷，眼神里充满了疲惫。

“陈。”他看到我，并不意外。

“维克多先生。”我改了称呼。

他示意我坐下。

“工厂怎么样了？”他问。

“活过来了。”我说，“我们现在在生产拖拉机。”

他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商人。”

“我遇到了些麻烦。”我开门见山。

“我知道。”他说，“在俄罗斯，没有麻烦，才是不正常的。”

“我需要你的帮助。”

维克多沉默了。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没有问我要不要。

“我已经不是克格勃了。”他说。

“但你还是‘维克多·彼得洛夫’。”我说，“你的关系，你的能力，都还在。”

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

索菲亚从厨房里跑出来，轻轻地拍着他的背。

我看到，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忧。

“帮我，也是帮你自己。”我说，“工厂好了，你的‘投资’，才算有回报。”

维克多挥手让索菲亚离开。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要成立一个‘安保部门’。”我说，“我需要人，需要……武器。”

在90年代的俄罗斯，没有枪，你守不住任何东西。

维克多笑了。

“你倒是直接。”

“跟您这样的人打交道，不需要拐弯抹角。”

“我可以帮你。”维克多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退休’的老同事。他们需要工作，也需要钱。”

“至于武器……”他压低了声音，“你的工厂，不就能生产吗？”

我愣住了。

“合同里写着，十年内不能生产武器。”

“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维克多说，“你不需要大规模生产。你只需要，让一些‘零件’，重新组合起来。”

我瞬间明白了。

AK-47的生产线，我并没有拆除。

我只是把它封存了。

“代价呢？”我问。

“工厂百分之十的股份。”维克多说。

我的心一沉。

百分之十，不是个小数目。

但我知道，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成交。”我说。

从此，维克多成了我隐形的合伙人。

他给我介绍了一批前克格勃和阿尔法小组的退役特种兵。

为首的，是一个叫“谢尔盖”的男人，沉默寡言，但身手和枪法，都神乎其神。

我把他们编成了工厂的“安保部”。

我还按照维克多的“指点”，悄悄地，重新“组装”了一批AK-47。

有了这支武装力量，我的腰杆，终于硬了起来。

当地方的黑帮再来收“保护费”时，谢尔盖只是把一支黑洞洞的枪口，顶在了那个老大的脑门上。

从此，再也没人敢来“红星镇”撒野。

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除了拖拉机零件，我还开始涉足其他的领域。

钢铁，木材，石油。

在那个百废待兴，又秩序崩坏的国家，只要你有本钱，有武力，有关系，赚钱就像呼吸一样容易。

我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国克虏伯”。

我的个人资产，也以几何级数增长。

我把父母都接到了莫斯科。

他们看着我的别墅，我的豪车，我的保镖，像是做梦一样。

我爸，那个一辈子谨小慎微的老兵，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

“儿子，你……你这是干啥呀？”

“爸，我这就是在‘换命’。”我说。

但我，并不快乐。

钱越多，我越是空虚。

每天，我都在各种酒会、谈判、勾心斗角中度过。

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戴着面具。

包括我自己。

我和维克多的合作，也越来越深。

我们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他利用他的关系网，帮我摆平各种麻烦，拿到各种内部消息和许可。

我则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他在俄罗斯政坛上，扶持自己的代理人。

我们都成了这个国家“新贵族”的一员。

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

他喝多了，忽然问我：“陈，你还记得那箱茅台吗？”

“当然记得。”我说。

“你知道吗，我一瓶都没喝。”他说。

我愣住了。

“为什么？”

“我舍不得。”他说，“每次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我曾经是个军人，是个克格勃，而不是一个满身铜臭的商人。”

他指了指自己昂贵的西装，脸上露出一个无比悲伤的笑容。

“我现在，是我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我无言以对。

因为，我也是。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金钱和权力的游戏中，一直过下去。

直到1999年。

那一年，俄罗斯政坛发生了剧变。

一个叫“普京”的男人，横空出世。

他以强硬的姿态，开始整顿国内的经济秩序，打击寡头。

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维克多找到了我。

他的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我们要出事了。”他说。

“为什么？”

“我们支持的那个议员，被调查了。很快，就会查到我们头上。”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俄罗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下场只有一个。

“我们该怎么办？”我问。

“你，马上回中国。”维克多说，“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出去。永远别再回来。”

“那你呢？”

“我走不了。”他说，“我的根在这里。”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我急了，“去中国，或者去任何地方！我们有的是钱！”

维克多摇了摇头。

“陈，你不懂。”他说，“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

“比如，尊严。”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熟悉的，属于“德米特里”的东西。

“那家工厂，现在完全是你的了。”他说，“那百分之十的股份，我还给你。”

“就当是……我替索菲亚，谢谢你。”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提到他的妻子。

“记住，回去以后，做个真正的商人。”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别再玩这种危险的游戏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三天后，我坐上了回国的飞机。

我几乎是“净身出户”。

除了瑞士银行里的一笔存款，我在俄罗斯的所有产业，都留下了。

包括那个，我一手建立起来的“红星机械厂”。

我把它，留给了安德烈，那个曾经憎恨我，后来又无比信赖我的年轻人。

我相信，他能把它管理好。

飞机起飞时，我看着舷窗外，那片熟悉的，又陌生的土地。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我在这里，度过了我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八年。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金钱，地位。

但也失去了很多。

比如，那个曾经敢于用一箱茅台，去换一个军工厂的，无所畏惧的年轻人。

回国后，我用带回来的钱，在深圳开了一家贸易公司。

我听了维克多的话，做个本分的商人。

我的生意很顺利，但我总觉得，生活里，少了点什么。

少了那种，在刀尖上跳舞的刺激。

少了那种，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激情。

2005年，我因为业务，去了一趟香港。

在一个拍卖会上，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拍品。

一瓶1985年产的特供茅台。

介绍上说，这瓶酒，来自一个“前苏联克格勃高级军官”的私人收藏。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牌子。

最后，我以一个天价，拍下了那瓶酒。

拍卖会后，我找到了委托方。

我想知道，这瓶酒的主人，到底是谁。

委托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人。

是索菲亚。

她比我记忆中，苍老了许多。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她告诉我，维克多在2000年，被捕了。

罪名是“叛国”和“非法侵吞国有资产”。

被判了二十年。

“他让我来找你。”索菲亚说，眼圈红了。

“他说，他欠你一箱酒。他还不清了，只能，先还一瓶。”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用天鹅绒包裹的盒子。

里面，是一枚勋章。

苏联英雄勋章。

“这是他最珍视的东西。”索菲亚说，“他说，这个，比他的命还重要。现在，他让我把它交给你。”

“他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有信仰的商人。”

我拿着那枚冰冷的勋章，泪流满面。

我终于明白，他最后那句话的意思。

“帮我，也是帮你自己。”

他不是要我的股份。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把他妻子的下半生，托付给我。

他知道自己必将毁灭。

但他希望，他所珍爱的人，能活下去。

从那以后，我开始资助索菲亚。

我在香港，给她买了一套公寓，一间小小的画廊。

她是个画家，画的，都是西伯利亚的白桦林。

她说，那是她和维克多，年轻时最喜欢去的地方。

我再也没有去过俄罗斯。

我害怕，看到那个已经物是人非的“红星镇”。

我害怕，触碰那段已经尘封的记忆。

直到今天，我依然珍藏着那瓶茅台，和那枚苏联英雄勋章。

我很少喝酒。

但偶尔，我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那瓶茅台。

对着它，我仿佛就能看到，1991年的那个冬天。

那个穿着黑色皮衣，眼神像刀子一样的克格勃。

他用一个正在崩塌的帝国，跟我换了一箱酒。

这是一个荒诞的，却又无比真实的故事。

也是我，陈岩，一辈子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