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光洲没坐牢,也没被官方发文“封杀”,可他的名字在新闻编辑部的排班表上慢慢蒸发,像一杯放久了的热水,没人再续杯。
三鹿报道刊出那天,他照常去食堂打饭,窗口阿姨多给了一块红烧肉,说“小伙子今天厉害”,可回到办公室,广告部同事正围着主编小声嘀咕:奶粉客户要求撤版面。那块肉咽到一半,喉咙发干,他突然明白,厉害的代价是部门奖金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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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年,他照常跑会、写稿、拿奖,证书塞抽屉,灰尘越落越厚。真正变化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出差预算缩成半截,爆料人电话先问“你们还敢报吗”,夜班出租车师傅听他报目的地,回了句“哟,东方早报社啊,现在谁还看报纸”。压力像潮,不拍岸,只漫过脚背,一天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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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他为啥不继续扛,他说半夜听见女儿哭醒,自己第一反应是去捂她嘴,怕吵到邻居,那一刻就知道,胆子已经被生活磨钝了。2012年递辞呈,理由一栏只写六个字:理想已死,告辞。人事没挽留,只问能不能把没休的年假先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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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那天,他抱着纸箱下楼,箱子里是获奖证书和三鹿出厂检验报告的复印件,纸边卷成毛边,像被啃过的骨头。电梯门合拢时,保洁阿姨拖着水桶进来,随口说“老师以后常回来看看”,他点头,却清楚自己不会再回来——新闻这行,辞职就像跳水,水花散尽,泳池立刻被填满,没人记得你曾溅起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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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网络上流传“他被关过、被打过、被威胁”的版本,他从不反驳,只说“没那么戏剧,但也够呛”。够呛的是:同题报道再无人深挖,老同事转行去企业做公关,聚会时举杯说“恭喜脱离苦海”。他把这些统称为“软刀子”,刀刀不见血,却刀刀逼你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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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偶尔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摇头,补一句“后悔的是没学会在刀下来前先转身”。说这话时,他正给自家网店写文案,卖的是进口奶粉,页面加粗标语写着“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屏幕蓝光映在脸上,像当年夜班编辑部,只是这一次,他不再负责撕开黑幕,只负责把货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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