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云南平远恶势力猖獗，省委决心挤掉脓包

1992年8月30日深夜，中越边境一带的山谷间，公路上车灯如龙蛇游动。附近的村民只听到发动机的轰鸣，却看不清车牌，只隐约猜到，是朝着滇南的方向开去。谁也没想到，这一夜的行动，会让一个在云南、乃至全国都“头疼了多年”的地方，迎来命运的转折。

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国内安全系统里，绝对称得上是刺眼的存在。

“平远街”，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了毒品、枪支和黑恶势力的代名词。要理解那一夜车灯长龙背后的决心，就得把时间拨回到更早一些的年份。

一、从边陲小镇到“毒品集装箱”

1991年夏天，新华社的内参里出现了一篇题为《疯狂的平远街》的材料，很快摆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案头。字里行间，不夸张地说，透出的是震惊与愤怒。

平远街位于云南滇南，靠近中越边境，山多路险，交通曾经极为闭塞。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在旧中国时代就有毒品买卖的影子，毒源主要来自越南以及滇西一带的种植区域。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地也曾多次整治，但遗留的问题复杂，改革开放后边贸频繁，一些“见利忘义”的人开始重新打起了歪主意。

从1989年到1991年这三年时间里，小小的平远地区，因贩毒被抓的就超过160人，其中5人被判处死刑。数据本身已经触目惊心，更严重的是，这些案件并不是零星个体行为，而是背后有盘根错节的网络。

当时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和志强在一次省委会议上点名提到：“平远已经成了国际贩毒集团的一个据点，省内外毒品的集装箱。”这句话传出，在云南省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个乡镇级的小地方，竟然被形容为“集装箱”，说明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普通治安范畴。

毒品只是其一，枪支则是另一根毒刺。

1991年前后，昆明市公安机关查获军用枪68支，其中66支被查明，都出自平远街。这一组数字，被国际刑警组织注意到：199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恐怖活动”会议上，中方代表在介绍中国枪支走私情况时，不得不提到境外枪支通过边境地区渗透的问题，而平远街，恰恰就是那个“通道”之一。

在平远街，赃物销赃同样猖獗。各种被盗车辆，常常是几十辆甚至上百辆集中出现，在这里被快速倒卖。一些走南闯北的司机，路过这一带时流传着顺口溜：“吃饱饭，加满油，平远街，莫停留。”这不是夸张修辞，而是当时不少人真实的防范心态。

更棘手的是，平远街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部分不法分子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为自身的违法行为披上一层“特殊身份”的外衣。一旦公安力量介入，就煽动群众情绪，挑动民族矛盾。这种做法，对当地民族关系的破坏极大，导致普通群众敢怒不敢言，民怨却越来越深。

除了治安力量的投入，省里一面努力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一面设法改善交通、发展经济，希望从根子上改变环境。现实非常复杂。经济的确有了一些起色，但被非法利益裹挟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毒品和枪支的暴利，蚕食了不少年轻人的底线。

1991年8月，云南省委抽调得力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平远街，对严重犯罪分子进行依法打击，先后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者。按理说，应该能震慑住一部分人，但由于幕后黑恶势力仍在利用民族、宗教身份煽动抵制，再加上一些人抱着“一人犯罪，全家享福”的扭曲心理，平远街当时流行一句骇人的话：“坐牢一阵子，享受一辈子，杀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

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决心

1992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云南昆明召开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禁毒宣判大会”，几万人参加。宣判结束后，押送被判处死刑的贩毒分子前往刑场途中，一些受犯罪分子挑唆的死刑犯家属突然集结，将刑车团团围住，拦住去路，现场一度陷入僵持。最终，行刑队被迫掉头改道。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也在领导层敲响了警钟。仅凭一般的“严厉批评”和零散打击，已经不足以压制这种嚣张气焰。

不到一个月，中共云南省委召开专题会议，专门研究平远街问题。会议上，当时的省委书记普朝柱出身游击队，对复杂局势并不陌生。据参会者回忆，他在会上态度非常坚决：“要下决心挤掉这个脓包！”这句话后来在云南公安系统流传很广，足见当时的气氛之紧张。

在形成统一意见后，云南省委、省政府迅速向中央和国务院请示，希望在平远地区开展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严打”专项行动。很快，中央方面批准了这一请求，明确同意在平远地区采取特别措施，对毒品、枪支和黑恶势力进行集中打击。

就这样，一场历时80天的战役，从筹划走向实施。那条在夜色中向滇南驶去的车队，实际上是省武警总队、武警三支队以及各地公安、消防等多支力量的联合行动队，参战人员达数千人。

1992年8月30日深夜，车队沿着323国道快速向平远方向推进。一位随行记者后来回忆，当时山路起伏，车灯一串接一串，整个盘山公路被照得通亮，场面十分震撼。31日凌晨四点，参战部队全部在平远地区会师，两小时后，各个分队按照预案秘密进入预定位置，对平远街及茂克、田心等7个重点村实施分割包围。

在这次行动的目标名单上，20名重大罪犯被标注为重点对象。针对他们的住所，20支小分队已经提前摸排、布控。随着天色渐亮，全体官兵弹药上膛，只等总指挥部下达那一声命令。

负责这次“严打”行动总指挥的刘选略，不停看着腕表，等待预定时间的到来。7点的指令一出，电台里立刻传来各分队的行动信号，“11号目标抓获”、“14号目标抓获”的通报接连不断，说明行动初期进展顺利。

事先也预料到的一些顽抗，很快出现了。

目标4号，是年仅25岁的马明。这名罪犯以贩枪、贩毒起家，在当地黑道上已经摸爬滚打多年，几乎是“无恶不作”。他预料到自己早晚会成为警方重点对象，在住宅修建时就专门设置了一套防御体系：两道高墙，一道四米多，一道三米多，并配有可以交叉火力的射击点，简直把家建成了堡垒。

抓捕分队包围马家后，搭起人梯抢占制高点，按照程序先进行喊话，要求其放下武器，接受处理。但马明手持冲锋枪，还配有手榴弹，立刻疯狂还击。现场火力一时极为密集，攻坚难度远超一般抓捕。

副分队长果断投掷催泪弹，带队冲入第二道院子。马明预先设置的暗道和掩体起了作用，短时间内让他形成了“一夫当关”的优势。一线指挥员见状，为尽可能减少伤亡，改变战术，在其住宅后方故意留出一条空隙，而在正面则继续加强火力牵制。

马明终究上了这个当。他从后窗跃出，抱着冲锋枪往苞米地方向狂奔，却没想到，那里已经有埋伏的干警在等待。几轮射击之后，他被击毙在田边的水沟里。这场围捕，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与之相距不远的另一处院落，针对12号目标马慈林的抓捕也在进行。马慈林两年前因严重贩毒被判处死刑，却在押解和监管环节中伺机逃脱，之后一直潜藏在平远一带，继续从事贩毒勾当。

抓捕分队在凌晨时分包围住宅，本想利用突然性一举控制住。谁料马慈林的妻子先一步察觉，惊呼声打破了寂静。突袭变成了硬攻，干警依照预案先喊话劝降，给了对方十分钟思考时间。院内毫无回应。

分队只得强行突入。此时的马慈林，几乎到了“困兽”状态，利用事先准备的隐蔽通道一边转移位置，一边用冲锋枪扫射。子弹在院内乱飞，他一边扣动扳机，一边叫嚣：“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几名战士负伤倒地，激起现场官兵极大愤慨。火力很快集中到其可能的藏身点，手榴弹和催泪弹轮番压制。最终，马慈林被逼出屋内狭窄夹道，试图外逃时，被封锁火力当场击毙。

“8·31”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完成既定抓捕目标中的绝大部分。上级机关发来电报，对参战官兵表示慰问，对牺牲的3位战士致以沉痛哀悼。这一仗，不仅打掉了部分骨干罪犯，也在当地群众心中掀起一股不小的震动。

三、“大姐大”落网与暗道里的惊人收获

“8·31”行动的结果，为后续工作打开了局面。有意思的是，在平远街，许多人更关心的，反而是另一个名字——王粉英。

9月以后，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按照部署，在重点村寨设立“尖刀班”，长期驻守。一方面搜捕在逃罪犯，收缴枪支弹药，另一方面通过宣传车、群众大会等方式，向普通百姓解释政策，争取理解和支持。

9月7日清晨，王粉英的家被悄然包围。这位个子并不高的女人，却靠着毒品在当地混出一个“大姐大”的称号。她所处的家族，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白粉家庭”：丈夫因严重贩毒被判死刑并执行；丈夫的弟弟、弟媳同样因贩毒被处以极刑；前夫所生的儿子也因参与贩毒入狱。

照理说，这样连番的打击足以警醒一个家庭。王粉英并没有收手。她继续通过境外渠道获取毒品，在平远一带组织分销，手里还握有不少枪支，靠的就是“不怕事”的狠劲和多年积累的人脉。

“8·31”之后，马明、马慈林相继被击毙，大量犯罪分子落网，风声陡然紧了起来。王粉英开始闭门不出，一边琢磨退路，一边想尽办法转移手中的毒品和武器。据说，当时她对身边人放过狠话：“只要他们搜不出东西，我就不认账。”

当搜捕分队出现在院门口时，她已经来不及再转移。王粉英先是躲进衣柜，试图躲这一劫，但很快被战士从柜子里拖出来。面对荷枪实弹的公安、武警，她竟然还不慌不乱，声调很高：“只要从我家里搜出一粒子弹、一克毒品，就砍我头好不好？”

表面硬气，是因为自信藏得够深。结果这一次，她真的估错了。

当天下午，搜查工作仍在继续。有战士注意到楼梯角的一块地板略显异常。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地道口。一名武警排长系紧腰带，只身钻入狭窄的暗道，沿着曲折空间摸索前行，最终在里面发现了大量隐藏物品。

清点结果让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军用手枪3支，子弹614发，手榴弹3枚，海洛因6500克，鸦片900克，现金54万元。对于一个乡镇地区来说，这是极为惊人的数字。这些证据摆在面前，任何口头狡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王粉英等人被判处死刑。1992年10月14日，平远地区执行了一批毒枭的枪决。一些罪犯在最后时刻，终于意识到自己毁掉了多少家庭，也毁掉了自己和下一代的路，有人忍不住对家属交代：“再也不要走我这条路了。”

不得不说，这样的“醒悟”来得太晚。但对旁观者而言，这种结果本身就是最直观的警示。

四、从“严打”到“自首”——政策与人心的较量

平远街的局势，在“8·31”战斗之后明显变化。老百姓最先感受到的，是街面上那些挥舞枪支的陌生面孔少了，夜里放冷枪、放冷炮的情况少了，山路上行驶的车辆也没那么心惊胆战。

为了巩固战果，云南省人民政府很快发布了两个重要《通告》，一份是关于“收缴枪支”的，另一份是关于“禁毒”的。宣传车在街头巷尾循环播放，墙上贴着醒目标语，内容大致包括三方面：

一是明确指出，罪犯的罪行由其本人承担，不株连家属；二是对有轻微违法行为、主动交出毒品和枪支弹药的人，一律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对投案自首的犯罪分子，不抓不关，允许回家候审。

这些条款看似宽缓，却有很强现实针对性。很多参与贩毒、藏枪的人，并不是所谓“头面人物”，更多是被裹挟进去的亲属、帮手或“顺带倒腾”的人。如果对他们一律从重，从短期看或许“解气”，但从长期社会稳定看，反而容易把相当一部分人推向绝路。

政策一公布，在群众和涉案人员当中都引发不小震动。有家庭开始仔细权衡，有人半夜商量，有人暗中打听“真的有效不？”这种犹疑心理，很符合人之常情。

时间一天天逼近，离规定的交枪交毒期限只剩3天时，一位来自平远的老母亲，仍旧在距离几百公里外的昭通街头四处寻找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一名毒贩，早早躲到外地，听说平远“风声紧了”，干脆不敢回家。母亲听到“自首从宽”的政策，也看到村里几个去投案的人，回来之后的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于是心里一急，自己跑了出来。

据当时知情者回忆，这位老人一边走一边打听，找到儿子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再不回去，就连我都不敢回那个家了。”简单的几句话，却比任何说教都扎心。

还有一些家庭，因为实在联系不到躲藏的亲人，又担心错过宽限期，选择带着家人的毒品、枪支先去投案，主动登记，说明情况。这样的举动，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严打”之后的政策宣传确实起到了作用，至少让一部分人开始重新计算“风险和代价”。

9月30日，省人民政府再次发布《延期通告》，在原有基础上又延长了20天的投案期限。这一步，既是对尚在观望者的再次提醒，也是对政策本身的一种“兑现承诺”，表明宽严相济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里，平远地区一名颇有名气的大毒贩马连陆，一直藏在山上。自从“8·31”那一声枪响，他就没再敢下山，随身带着一把冲锋枪，抱着“拖一天算一天”的心态。10月1日，两名公安人员化装成普通人，到他家与妻子长谈，反复解释政策，劝她去山上做工作，争取让马连陆自首。

妻子起初也半信半疑，担心“一旦露面就被抓走”，但想到孩子、想到今后的日子，犹豫之余还是决定去试一试。山上的见面，据说气氛一度很僵。马连陆不停问：“真的能从宽吗？”妻子回答得很直接：“你再不下山，不是从宽不从宽的问题，是可能连我和孩子都活不安稳。”

经过几天思想斗争，10月4日，马连陆终于下山投案。他第一次只上交了一把冲锋枪，对于枪弹来源和具体贩卖情况含糊其辞，显然还存在侥幸心理。他认为同伙马品彪已经畏罪自杀，自己一些关键环节“死无对证”，只要守口如瓶，就可能逃过最重的处罚。

公安机关手里并非空无一物。在掌握的线索基础上，多次与其谈话，指出其中前后矛盾，又一再重申政策：隐瞒和坦白，后果完全不同。为了打消他的顾虑，总指挥刘选略批准其回家再考虑几天。这种做法，值得细细品味：一方面是对政策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是对人性的把握——不逼到绝境，反而更容易让对方做出理性选择。

几天后，马连陆第二次来到公安机关，交出了另一个冲锋枪和百余发子弹。10月10日，他又主动交代了马品彪生前藏毒的地点：家中老屋后院的砖堆里。公安人员根据这一线索，在5吨左右的红砖中一块块翻找，最终挖出72公斤海洛因。

这一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有的人犯罪之初，觉得“没人知道”“做得隐秘”，到头来，却不得不把自己亲手架设的“保险箱”一点点打开。

10月15日，平远街地区召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从宽处理大会”，参加者数以千计。在会上，司法机关宣布对包括马连陆在内的部分犯罪分子依法免予起诉，当场给予释放。这一决定，在当时引发各种议论，但从维护整体局势看，却是一环非常关键的“示范”——既表明“严打”不是一抓到底的简单粗暴，也提醒更多潜在投案者：态度不同，结果确实不一样。

获释后，马连陆又劝说弟弟马连武主动投案，交出了10万元赃款。到10月20日《通告》期限届满，共有235名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公安“严打”指挥部列为第一批要抓的20名重犯，除1人外全部归案。

从8月31日到11月中旬，这场“严打”行动持续了80天。平远这块多年积累问题的“硬骨头”，终于被啃下来了一大块。

行动结束后，上级机关发来慰问电，肯定参战人员的奉献和牺牲。中央有关领导对云南平远地区的“严打”予以高度评价，并指示公安部派出慰问团赴平远，看望公安干警和武警官兵。

对很多参与者来说，这场战役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任务”，而是一段难以轻易翻篇的经历。毒品、枪支、恶势力，在这里缠绕多年，既靠暴力，也靠心理压力来牵制人心。而1992年的这次“下决心挤掉脓包”，用的是法律手段、武装力量，也用到了政策与人心之间那根最微妙的弦。

平远街后来逐渐恢复了普通边陲小镇的样子。对于曾经路过这里、听过那句顺口溜的司机而言，最大的改变，或许只是——加满油之后，不再需要专门算计那一段“尽量别停”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