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首批授衔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鼓点落定,军号嘹亮,新中国的将星们依次跨上红地毯。排队候衔的周纯全,胸口微微起伏;站在前排的徐向前,神情却很平静。两人之间隔着不到五米,却像隔着一条难以挽回的岁月鸿沟。
授衔结束后,周纯全没有上前寒暄,只匆匆离开。礼堂外秋风透骨,他透过玻璃看到徐向前与老战友交谈。那一刻,往事以迅雷不及之势涌回脑海。
时间拨回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主导的“肃反”已持续数月,保卫局黑名单密密麻麻。周纯全当时任苏区保卫局科长,日夜审讯“嫌疑分子”。一张电报将徐向前推至风口浪尖——“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徐向前疑与国民党暗通款曲”。电报内容没有实证,却被当成“绝对机密”。
徐向前正在前线作战,后方对他的“调查”转而瞄准妻子程训宣。程训宣比徐向前小两岁,鄂豫皖苏区妇女运动骨干,个性爽朗。对她,周纯全原本敬佩,可命令是“速捕、速审”。深夜,程训宣被押至七里坪一处民房。烛光跳动,她目视周纯全,没有退缩。
“交代徐向前的问题。”审讯词冰冷。程训宣沉默。三天后,依旧毫无口供。张国焘拍板:如不服就地枪决。周纯全明白,这已不只是问讯,是将枪口对准自己昔日同志。“她没什么罪,当年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黑材料。”若干年后,他对徐向前如是坦白。那句话,他练习了无数遍,却始终磕巴。
1933年初春,夜雨连绵。程训宣被秘密处决于麻城南郊,遗体草草掩埋。临刑前,她托一位炊事员带话:“我不是反革命,亦未害徐向前。”炊事员行至半路被截查,口信没能出苏区。徐向前在数百里外指挥反“围剿”,不知妻子已成孤坟。
1937年2月,西北高原仍残雪未融。徐向前重回延安疗伤,在枣园小道偶遇周纯全。寒暄两句后,徐向前忽然截步:“到底为什么?”话音低沉,杀气俱无,却让周纯全脊背生寒。“搞材料。”短短两个字,道尽荒诞。两人沉默片刻,各自转身。山风掠过树梢,把那场短暂交锋吹散。
此后数年,两人鲜有往来。抗战、解放战争,战事接连。周纯全随部队辗转大别山、川北,作战记录颇为亮眼。徐向前则率西北野战兵团南征北战。战场以外,他们像两条曲线,很少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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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北平初雪。程训宣的母亲进京探亲,住在大儿子家。徐向前扶门而入,军大衣上沾着雪花。老人拉住他的袖口:“训宣什么时候回来?”徐向前微微低头,喉结滚动,却挤出一句:“在陕西学习。”谎言脱口而出,背后是无法言说的苦涩。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不断编造“调动”消息,一次次写信“代女问安”。
1972年,老人含笑离世。她带走了对女儿的思念,也带走了无休的等待。徐向前得知消息,仅在日记本上写下十六个字:“终是未告真情,唯愿母女梦中相见。”字迹遒劲,却透出隐忍。
有意思的是,1973年初,军委准备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专家名单里赫然有周纯全。交接会上,周纯全递上初稿,扉页放了一张旧照片——程训宣在黄安组织女工缝军衣,笑容舒展。徐向前翻到那一页,指尖停顿片刻,然后合上稿件,说了一句:“史料要实,莫遗漏细枝末节。”没有责备,也无和解仪式,但彼此都懂。
自此,周纯全开始频繁翻阅旧档案,补充细节。夜深时,他常把文件夹摊在灯下,叹息声低不可闻。有人见他在扉页空白处写下一行小字:“谨以此册祭一位无名烈士。”字未署名,却一眼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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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很少谈私事,偶尔在干部会议上点评“肃反”教训:“革命队伍内部,也是要讲证据的。”句子平平,却分量沉重。坐在会场里,周纯全听见,指节不自觉地收紧。那是公开场合里最直接的提醒,也是最终的结案陈词。
1979年,人民出版社推出《红四方面军纪实》。书末附录列出牺牲者名单,程训宣名列其中,事迹不过寥寥数行,却算正式归位。那天,徐向前在扉页盖上篆体章:“英魂可慰。”
至此,两段人生轨迹再度交点,却已不是怨与恨,而是冷静记录与迟到告白。周纯全晚年回忆录只写了一句话:“一纸命令,误我一生。”没有细节,也没有推脱。读者若是翻看当年的统计数字,会发现“肃反”期间红四方面军减员超过四成,绝非个案。
回望那场动乱,血的教训早被铭刻。徐向前选择了沉默,不追究个人过失;周纯全以汗水弥补,用工整的史料换一丝心安。若问谁对谁错,答案早在历史档案里;若问代价多大,每一行名字都是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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