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杨朝纶叛变被捕，陈赓急问潘朔端怎么办

1950年4月7日，昆明北较场的一声枪响，给杨朝纶这辈子画了个句号。

这一枪挺有意思，它打破了一个潜规则。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通电起义”就是一块免死金牌，只要名字签上去，以前的账就一笔勾销。

可杨朝纶用自己的命证明了一件事：这世上就没有无限透支的信任，免死金牌也是有保质期的。

他在短短四年里，两次在起义通电上签字，是个不折不扣的“起义专业户”，最后却还是被拉去枪毙了。

这事儿在当时那是相当炸裂，好多人都没想明白咋回事。

其实吧，这完全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故事得从1946年的东北说起。

那时候杨朝纶是国民党第60军184师的团长，带着一帮云南子弟兵在东北那个冰天雪地里当炮灰。

大家都知道，老蒋用杂牌军向来是“用完即弃”，把他们往死里用。

当时形势已经很明朗了，师长潘朔端是个明白人，在海城一看情况不对，直接带着队伍起义了。

这时候杨朝纶在哪？

他在大石桥死扛。

结果没扛住，被韩先楚的部队打得稀里哗啦，直接当了俘虏。

按理说，这种战场上抓的死硬派，就算不枪毙也得关进战犯管理所好好“洗洗脑”。

但他运气好，碰上了老上级潘朔端。

潘师长那是真够意思，跟组织上说：“这是我老部下，能争取。”

就这么一句话，杨朝纶不但没坐牢，还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同盟军的副师长。

这待遇，简直就是把心窝子掏给他了。

可杨朝纶这人吧，骨子里就是个精明的投机商。

他在共军这边待了几天，那个心理落差就出来了。

国民党那边虽然烂，但团长是肥缺啊，吃空饷、喝兵血，日子过得滋润。

到了这边呢？

官兵一致，吃大锅饭，穿粗布衣，连包好烟都混不上。

他那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日子太苦，受不了。

1946年12月，机会来了。

部队转移经过南满铁路石人站，那天雾特别大，几米外看不见人。

杨朝纶突然搞事情，谎报前方有敌情，制造混乱，带着一千多号还没改造好的旧部，掉头就往国民党那边跑。

最缺德的是，有些后勤人员和政工干部不肯走，他直接下令开枪。

为了自己那个所谓的“前程”，他是真下得去手。

拿自家兄弟的血染红顶戴，这路子算是让他走窄了。

你猜怎么着？

回到国民党那边，他没被当成败军之将，反而成了“英雄”。

那时候蒋介石太需要这种样板了——你看，连共军那边的副师长都投奔我来了！

于是，杨朝纶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魔幻的升职记。

他在战场上的表现简直就是个笑话。

1947年在梅河口被全歼一次，上面给他补兵；1948年在锦州又被打光一次，上面还给他补。

到了天津战役的时候，他已经是重建后的184师中将师长了。

这战绩，说他是“运输大队长”那是抬举他，他纯粹就是个“送人头专业户”。

但在那个畸形的系统里，能不能打仗不重要，只要你活着，就是个反共的招牌。

泡沫总是要破的。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杨朝纶又被抓了。

这时候，命运女神简直是在给他开挂。

本来这种叛徒抓回来肯定没好果子吃，但当时中央为了争取“云南王”卢汉起义，决定把一批在天津被俘的滇军将领放回去，让他们现身说法做工作。

杨朝纶，就在这批名单里。

如果他这时候能老实点，回昆明当个寓公，这辈子也就善终了。

但他那个赌徒脑子又开始发热，觉得手里又有筹码了。

回到昆明，他不但不劝卢汉起义，反而到处煽风点火，说什么“坚守大西南”，成了阻碍卢汉起义最大的绊脚石。

一直折腾到1949年12月9日，卢汉把枪口对准了蒋介石，宣布起义。

在那份通电名单上，杨朝纶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是他第二次签字。

第一次是假的，是为了保命；第二次是被迫的，是因为没地儿跑了。

签字归签字，他心里是不服的。

起义第二天，他就暗中勾搭还在滇南的国民党残部李弥，企图里应外合在昆明搞暴动。

这就好比刚签了合同，转身就把公司机密卖给竞对，这操作也是没谁了。

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彻底激怒了所有人。

1950年2月，陈赓大将到了昆明。

看着杨朝纶的案卷，他也头疼：杀吧，有起义政策拦着；不杀吧，这人实在太坏。

关键时刻，还是潘朔端站了出来。

当陈赓问起这位老战友的意见时，潘朔端没再讲情面。

他就提了两点：第一，当年石人站叛逃，那笔血债必须算；第二，这人毫无信义，留着就是个定时炸弹。

把宽大处理当成软弱可欺，把组织的信任当成博弈的筹码，这才是真正的找死。

公审大会那天，老百姓把会场围得水泄不通。

杨朝纶直到死可能都没想明白，为什么他那套在旧军阀里混得风生水起的“左右逢源”术，到了新社会就不灵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他把自己当成了聪明人，把别人都当成了傻子。

他以为历史是可以随意讨价还价的生意场，却忘了有些底线一旦踩穿，就再也没有回头的路。

1950年4月7日，杨朝纶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终年49岁。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