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430余干部牺牲，聂荣臻痛心：华北抗日损失最重的一次战斗

1983年4月5日，丰润县杨家铺烈士陵园上空细雨不断。杵着拐杖的任远盯着碑文许久，低声吐出一句：“还能记住的名字越来越少了。”一句平常的感叹，把在场几个年轻护林员听得直发愣——谁料这位七旬老者，竟是当年杨家铺突围战里唯一被俘后又逃出的冀东特工。

要理解任远的这句喃喃，得把时间拨回三十九年前。1944年10月16日，冀热边区特委在丰润皈依寨结束了一场关系“减租减息”和冬季反扫荡的重要会议。八百余名党政军干部分散夜行，打算依次转移。大雾、夜色、疲劳，让不少人松了口气，却也给潜伏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创造了可乘之机。

午夜十一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与任远还在杨家铺西头讨论情报联络。两杯开水刚喝完，村外土墙突然溅起碎泥——三八大盖的枪口冒了火。警卫员推门冲进来大喊：“鬼子进村啦！”这短短两句话，是那场恶战的唯一正式“预警”。

敌军并非仓促闯进。10月15日晚，日军已在滦河铁路沿线俘获侦察班长一名，缴获了三级干部会议的行程草图。独八旅团统共三千余人，分三路临夜潜行，企图“一锅端”冀东首脑机关。那是当年冀东根据地最集中的一次领导层聚会；对日军而言，情报价值堪比整编师番号。

拂晓时分，枪声由西向北蔓延。周文彬先派侦察员盯西面火力，又让刘景余连长组织人员向马蹄山口撤离。不到二十分钟，侦察兵摔着泥赶回：“东城山也冒敌影。”包围圈已成合围态势。周文彬当机立断：“毁文件，轻装突围！”一句话，数十本电码本、联络簿当场付之一炬。

突围路线最先定向北。丁振军率四连担任后卫。可刚摸到半山腰，丁振军额头中弹，倒下前仍高喊：“冲出去就是胜利！”附近战士哽得说不出话，只能把子弹一梭梭地泼向山谷。后来回忆录里写到这一幕，许多人只用两个字：疼。

山势狭窄，敌人不断压缩火网。周文彬带机关干部占领毡帽山制高点，试图依托地形组织第二次突击。刘景余拎着轻机枪，第一个滚下坡，他朝身后喊：“保首长！”随后闯进浓雾。雾里火光忽闪，伴着咔嚓的枪栓声，像是在撕布。

半小时后，连长返身再找周文彬，却发现首长已在乱石后倒地，右手仍握着缴获的三八枪。活口说，周文彬最后射倒三名日兵，子弹打光才被流弹击中。

另一侧，宣传部长吕光与爱人刘俞芬扶持着向北沟移动。不料刚走出十多米，枪弹横扫过来。吕光两次试图站起，被爱人按住肩膀。他扭头只说了句：“别管我。”随后两人再没动弹。

任远在突围中双臂中弹，昏厥后被俘。押送途中，他把口袋中的情报本撕碎吞下。有人问他疼不疼，他咬着血泡回答：“能吞下去就不疼。”短短九个字，后来成为冀东情报线“硬口供”的代名词。

傍晚六点，杨家铺枪声渐息。统计下来，720名干部参会，120余人突围成功，430余人牺牲，150人被俘。聂荣臻得知此情报，当夜在晋察冀军区批示：“华北抗战以来最惨重之一役。”批示后半页空白，据说是无法再写字。

1945年2月，任远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同年春返冀东重建联络网。再次走过杨家铺，他俯身抓了一把泥巴，很久才放下。旁人问他想什么，他只说：“这里埋着四百多双行军鞋。”

1954年，当地政府修建杨家铺烈士陵园，把周文彬、丁振军、吕光、王少奇等百余烈士集中安葬。开馆那天，十里八乡的乡亲自发挑水扫地，石碑前挤得满满当当。老人们对孩子嘱咐：“记住这些名字，别念错一个。”

值得一提的是，杨家铺战斗之痛，不只在数字，更在损失的骨干层。周文彬36岁，丁振军31岁，卢少奇33岁，他们正是熟悉群众路线、掌握敌情动向、能坐又能打的“一线指挥—政工”复合型干部。冀东根据地此后用了整整一年才补齐空缺。

当地县志曾有一句评语：“此役虽败，其烈火烧尽敌未尽之心。”意思是说，日军本想借此战瓦解冀东，但是次年上半年，他们反而在冀东遭到游击队接连伏击。很多老兵谈起这段，都摇头感叹：日军摸到情报，却没料到“杀敌一千，自折锐气”。

杨家铺之殇并未被尘封。1964年华北军政大学举办抗战口述史座谈，任远受邀作报告。临结束时，一名学员提问：“如果再来一次，能否减少损失？”任远沉默片刻，答得极轻：“情报线再细一点，撤离的纪律再严一点，可惜历史没有重来键。”

雨停了，陵园里草木冒出新芽。任远撑伞离去时回头望了眼墓碑。碑座旁刻着一句话——“先烈身后无名利，惟愿山河得清宁”。光影落在花岗岩上，仿佛那年拂晓前的薄雾，又像永不熄灭的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