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亿两白银外债，毛主席如何化解清廷烂账

一九五〇年一月六日，北京这天冷得够呛，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似的。

就在这天，一份来自大英帝国的照会，摆到了新中国外交部的办公桌上。

英国人的架子端得很足，信里的那股子傲慢劲儿，隔着纸都能闻出来。

那意思大概就是：咱们大英帝国还是讲道理的，既然你们共产党坐了天下，接管了紫禁城，那是不是该把以前那个“大家长”欠的一屁股债，连本带利给结一下？

这事儿要是搁在几年前，哪怕是蒋介石那会儿，看到洋大人的催债信，估计早就吓得腿软了。

那时候的逻辑是“父债子还”，不管谁当家，只要想在国际上混个脸熟，这笔钱就得认。

这叫“国家继承”，是西方人定的规矩。

可惜，这回英国人算是瞎了眼。

这封信递进去，别说银子了，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等了半天，只等来一句让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都破防的回复：“旧中国的烂账，新中国一概不认。”

这哪是赖账啊，这分明就是把桌子给掀了。

咱们现在回头看，总觉得1949年红旗一插，好日子就来了。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时候的新政权，屁股底下坐着的不是金銮殿，而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这个桶里装的不是火药，是高达七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债务。

这是个啥概念？

我也没忍住去查了下数据，如果不算通胀，这笔钱在当时能把半个欧洲的重工业打包买下来；要是摊到当时四亿老百姓头上，每人不吃不喝干上好几年，连利息都填不满。

这哪是还债，分明是拿钝刀子割肉，一刀接一刀，直到把骨髓都榨干。

这笔烂账，说白了就是从1840年开始，大清王朝拿国运当筹码，输给列强的一张张“卖身契”。

翻开那本血迹斑斑的账簿，你都不敢细看。

《南京条约》赔两千一百万，《马关条约》赔两亿，最狠的是《辛丑条约》，连本带利那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

那是庚子赔款啊，当时西方列强按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脑袋，一人罚一两银子，侮辱性极强，伤害性极大。

更绝的是，后来西方人哪怕是借钱给中国修铁路、开矿山，那心眼儿也是坏透了。

借你钱修路，路权归他；借你钱开矿，矿归他管。

这不就是现在的“套路贷”吗？

中国越还越穷，越穷越借，最后国家的主权跟切香肠似的，一段段全进了洋人的嘴里。

到了民国那阵子，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为了求洋人给个笑脸，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那是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砸锅卖铁也要还这笔冤枉钱。

结果呢？

国家财政的大头全拿去还债了，剩下的三瓜两枣才用来养兵、发工资。

老百姓饿得在那吃观音土，海关的税收却源源不断流进了汇丰银行的保险柜。

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

等到1949年，这个死结终于扔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面前。

当时的局势，真叫一个凶险。

新中国刚成立，家里穷得叮当响，外面全是狼。

要是认了这笔账，西方国家可能会给点甜头，说不定能早点进联合国，还能借点新债。

但代价呢？

那就是刚站起来的腰杆子，立马又得弯下去，未来几代人还得继续给帝国主义当长工。

要是不认呢？

那就是彻底翻脸。

封锁、禁运、撤资，这套组合拳肯定接踵而至。

那时候中国想在国际上买台机床，估计比登天还难。

中南海的灯光，那几夜估计就没灭过。

毛主席那眼光毒啊，他早就看透了：这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要不要命的事儿。

他老人家有个著名的理论，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这话听着挺客气，其实杀气腾腾。

意思就是：旧社会留下的那些脏东西、那些不平等条约、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必须通通扫地出门。

屋子不扫干净，进来的客人还是会把你当成那个好欺负的“东亚病夫”。

这时候，周总理手里其实是有法理依据的。

在国际法上，有个概念叫“恶债不偿”。

啥叫恶债？

就是前任政府借的钱，如果不是为了国家建设，而是为了打内战镇压老百姓，或者是被迫签的不平等条约，那继任的人民政府就有权不还。

你想想，当年列强借给清朝和国民党的钱，多少变成了打在解放军身上的炮弹？

多少变成了屠杀进步青年的枪支？

现在人民翻身做主人了，难道还要勒紧裤腰带，去替杀人凶手还买刀的钱？

这事儿要是换我也不能忍。

毛主席这笔账算得门儿清：这债，不能认，也不敢认。

一旦开了这个口子，新中国的底裤都得赔进去。

所以，当那些西方外交官拿着厚厚的合同找上门，以为能像以前一样颐指气使时，他们撞上的是一堵钢铁墙。

新中国政府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这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掠夺性的债务。

我们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笔账，直接勾销。

这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把列强给整不会了。

他们习惯了中国官员的唯唯诺诺，习惯了舰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剧本，哪见过这种软硬不吃的硬茬子？

但这代价也是惨痛的。

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国家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封锁。

美国的第七舰队直接横在台湾海峡，各种禁运清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那时候，中国别说进口高精尖设备了，就连买点橡胶、汽油都得偷偷摸摸转好几道手。

可是，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算一笔大帐。

原本要流向伦敦、纽约的白银，被强行截流在了国内。

这笔钱去了哪儿？

它变成了大庆油田轰鸣的钻机，变成了攀枝花流淌的铁水，变成了连接大西北的铁路，甚至变成了罗布泊那声震惊世界的惊雷。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为了所谓的“面子”和“信誉”，背上了那七亿多两的包袱，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创造的财富，恐怕大半都要拿去交“保护费”。

那我们今天别说搞什么基建狂魔了，恐怕连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都还没影儿呢。

尊严这东西，从来不是靠委曲求全买来的，是靠拳头和骨气打出来的。

1949年的那个冬天，虽然冷，但人心是热乎的。

当新中国决定不再为前朝的腐败和无能买单的那一刻起，这个古老的国家才真正切断了百年来吸在身上的最后一根血管。

那个当初给北京写信催债的英国外交官，估计到死都没想明白：为什么以前百试百灵的账单，到了毛泽东手里，就成了一张废纸？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不再是代表家族利益的朝廷，而是代表四万万人民的新中国。

这笔账，赖得好，赖得硬气，赖出了一个崭新的未来。

后来我在一份解密档案里看到，那位英国外交官在给伦敦的回电里，只无奈地写了一句话：“他们和以前的中国人，不一样了。”

参考资料：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