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邓小平接见陈济棠儿子，邓公：我是称呼你教授还是陈博士

1936年初夏的广州城，还来不及从初伏的闷热里舒一口气，就被一纸电报搅得风声鹤唳——蒋介石“整理军务”，华南军政大员陈济棠被迫“北上述职”。街头茶客议论纷纷：“南天王怕是要下台了。”那时的旁观者难以想象，四十四年后，陈济棠的儿子会在北京与邓小平握手寒暄，而那一次会见的开场白一句轻松的“教授还是博士”，却让父亲的功过重新浮出水面。

陈济棠出生于1890年，广西防城港贫家子弟。早年闯关东参军、赴云南讲武堂、参加护国运动，枪林弹雨中攒下军功。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他以广东省民政厅长跻身高层；1929年3月，取代李宗仁势力坐镇广东，开始长达八年的治粤生涯。南方人称他“南天王”，北方报纸则干脆叫“粤王”。手握兵权、财政、海关、盐务，无外来军阀染指广东，算是近代岭南少有的“本土政权”。

做地方首长，陈济棠颇有急脾气，却也擅长算大账。他把“先办实业后论政治”挂在嘴边，修广九铁路、兴白鹅潭港、建岭南大学新校舍，甚至把羊城的沥青路铺到郊区。省库充盈了，横征暴敛反倒少见。有人揶揄他说是“唯利是图”，但广州商号老板心里明白：码头费、厘金减半，他们挣钱的门道宽了。

治粤期间，教育投入同样可观。省财政将三成预算砸进教育，各县小学校舍拔地而起，1929年全省小学不足两万所，至1936年增至两万两千余所。广东一向重商轻儒，这一轮建设却把适龄入学率推高到近七成，潮汕老乡说：“娃读了书，不必偷渡南洋。”

然而，陈济棠也有“奇奇怪怪”的一面。母亲坟墓八年内五迁，仅为追逐“龙脉宝地”。手里本来有兵有银，却偏信术士之言，闹得舆论哗然。更传奇的是他与小妾莫秀英的“朱砂掌对朱砂痣”。在广州富人圈流传已久的段子里，这段姻缘要归功于算命先生的“旺夫旺子”。莫秀英果然为他生下七子四女，外人说是风水显灵，倒不如说是当时典型的男权故事。

1936年9月，蒋介石把陈济棠软性“请”到南京，不再允许他回广东。南天王一朝梦碎。抗战爆发后，他被安插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闲职，随后赴美疗病。1945年日本投降，他复返内地，风光不再，只得蛰居香港。1954年亡故，终年六十四岁。就在他离世那年，年仅十五岁的么女陈红奉母命赴台湾求情，竟被特务软禁三年，这段插曲后来才为外界知晓。

进入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大幕渐起。海外华人学者纷至沓来。1980年9月9日清晨，北京人民大会堂客厅里，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正翻看资料——他就是邓小平。十点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生理学系教授陈树柏与妻子走进大厅。寒暄之后，邓小平微笑发问：“我是称呼你教授呢，还是陈博士？”短短一句，既照顾西式礼仪也含对往事的体谅。陈树柏忙摆手：“就叫我陈树柏吧。”邓小平摇摇头：“在美国，称教授更敬重吧？那我喊您陈教授。”

这一声“陈教授”让在场人员稍感意外。因为陈济棠在国共对立的岁月里，被官方文件列入地方军阀行列，很少得到正面评价。然而邓小平紧接着说：“你父亲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不少老人至今念叨。”陈树柏听得眼圈微红，“那时我年纪小，不懂父亲做过些什么。”他声音微颤。场面只停顿数秒，邓小平把话接过去：“广东能够较早接受新式教育与工业，与你父亲的布局分不开。历史功过，让史家去评，我们只看对民族有没有好处。”

此次谈话公开报道后，海外华侨圈子里一片哗然。有人感慨“共产党居然肯为南天王说话”，也有人觉着不过是统战需要。其实，若回顾广东经济脉络，陈济棠在港口扩建、糖业深加工、纺织厂迁入等项目上投入的资金，为战后乃至特区年代的民资萌芽预先铺了路。粤东地区至今能以轻工业著称，其中不少工厂的前身可追溯到他那份《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

当然，陈济棠的种种短板同样显眼。嗜好豪奢、笃信风水，晚年还把大批财物藏在香港地下金库。抗战初期，他拒绝北上前线，口头理由是“广东也要保卫”，背后则惧怕与蒋系部队同室操戈。小心翼翼的政客心态，使他在民族危亡之际错失转型机会。评价一个人，功过分量往往此消彼长。邓小平一句“令尊确有建树”，与其说是隔代宽容，不如说他更重视发展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陈树柏本人并未接父亲衣钵。1947年去美国留学，主攻生理学，后长期从事内分泌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成为内分泌学会执委。多年实验室生活磨平了岭南军政世家的尖锐，也让他对政治保持敬畏。有人问他如何看父亲的经历，他淡淡一句：“历史材料摆在那里，想知道真相，就去读档案。”这种冷静，倒有几分广东人做生意时的谨慎。

再回头看1980年的那场会见，时间点耐人寻味。那年正值经济特区筹备，中央对南方大开放寄予厚望。向海外华侨发出善意信号，与评价陈济棠并不矛盾。陈家后人若愿意回国投资、兴学办厂，无疑有助深圳、珠海那片热土腾飞。政治姿态与经济现实之间，往往就差一句恰到好处的“陈教授”。

会谈结束前，邓小平提及广州的城市面貌：“海珠桥还在，白鹅潭的仓库也还在，只是货轮比当年多多了。”陈树柏点头。那座1933年竣工的海珠桥，是他父亲主导修建的第一条横跨珠江的大桥，至今仍有电车轰鸣而过。历史的影子抬头可见，却无人愿意把它永远框在尘封档案里。

陈树柏返美不久，便为母校岭南大学旧址争取科研合作，促成美国多所高校与中山大学建立实验室。协议顺利签署，很多老广私下说：“这大概也算父债子偿的一种方式。”从个人命运到地区发展，因果并非一条线可以串起，但总有某个节点让人恍然：历史并未完全翻篇，它只是换了方式延伸。

此后多年，关于陈济棠的学术讨论增多，粤军旧部口述回忆陆续公开。档案显示，他在1934年亲批《广东省各县教育经费条例》，设置六十七所师范速成班，培训乡村教师一万余名；又批准内务、财政两厅合撰《废止苛捐细册》，一次削减杂税三十七项。如此数字，比民间传说的神秘“朱砂痣”“五迁母坟”显然更值得后人考量。

1980年那次握手，连同一句“称呼你教授还是博士”，像是在厚重史书扉页留下轻轻的注脚：时代向前，人们终究要回到事实本身，去衡量一个人物留给岭南、留给中国的真实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