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有位教师自称与毛主席相识，请求政府为自己安排工作，中央得知后下令：秘密逮捕

“我是老党员，我要恢复党籍！”

1949年8月，江西万安县政府大门口，一位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中年教书匠，对着门口站岗的小战士嚷嚷开了。

这人语气不小，张嘴闭嘴就是“我和毛主席是老熟人”、“方志敏当年都要听我的”。

年轻的办事员哪见过这阵仗，赶紧把情况一层层报了上去，没过多久，北京那边的加急电报就回来了。

大家都以为这老先生要飞黄腾达了，结果电报上冷冰冰地只写了四个字：秘密逮捕。

01

这事儿吧，得从1949年那个热得冒烟的夏天说起。

那时候江西万安刚解放，到处都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老百姓都在忙着扭秧歌、迎大军，县政府门口更是热闹，每天来来往往的都是办事的干部和群众。

就在这堆人里头，有个叫曾洪易的中年人格外显眼。

这人平时在县立中学教英文和历史，看着文质彬彬的，见谁都笑眯眯。解放军进城那几天，他表现得比谁都积极，又是号召学生送茶送水，又是劝商铺老板赶紧开门营业，忙前忙后，看着真像个觉悟极高的开明绅士。

你也别说，这曾洪易在当地还真有点名气，大家都知道他喝过洋墨水，是个有大学问的人。

看着县政府里那些年轻干部忙进忙出，曾洪易这心里的小算盘就开始打得噼里啪啦响了。他寻思着，这天下如今是共产党的了，自己当年好歹也是个“元老级”的人物，怎么着也得混个一官半职当当吧？

于是，这哥们儿特意换了身干净的长衫，整了整衣领，大摇大摆地就走进了县政府的接待室。

见着接待的同志，他是一点都没客气，还没等人家倒水呢，他就开门见山地摆起了老资格：“同志，我得找你们领导谈谈恢复党籍的事儿。想当年我参加革命那会儿，条件可比现在苦多了。我跟毛主席那是老相识，在苏区的时候，方志敏都要跟我商量着办事。现在胜利了，组织上是不是得给我安排个负责人的岗位？”

接待人员一听，这口气真是不小啊，还牵扯到这么多中央首长，这哪敢怠慢？

办事员赶紧好茶好水招待着，一边稳住他，一边赶紧把这情况写成报告，火急火燎地往上递。

曾洪易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喝着热茶，心里美滋滋的。他琢磨着，凭自己当年的资历，怎么也能捞个厅级干干吧？再不济，在这个县城里当个一把手也是绰绰有余的。

但他万万没想到，历史这本账，组织上可是记得清清楚楚。他这份充满了自信的“求职简历”，直接成了他的催命符。

02

要说这曾洪易，当年还真不是吹牛，他确实有过一段让人眼红的“高光时刻”。

1905年，曾洪易出生在江西万安一个富裕家庭。那时候家里有钱，不仅不愁吃穿，还能供他读书。这小子脑子也灵光，书读得好，二十岁不到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入了党。

在那个年代，能这么早就入党，那是妥妥的早期党员，资历老得吓人。

最让人羡慕的是什么呢？1925年党组织选派留学生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曾洪易就在名单里。

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去莫斯科镀金，那是什么概念？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哈佛耶鲁双博士学位，还是公派的。只要能顺利毕业回来，那就是“天之骄子”，前途不可限量，妥妥的接班人培养对象。

1929年回国后，这哥们儿是一路顺风顺水，直接当了团中央宣传部委员。后来更是不得了，当了“中央代表”，被派到赣东北苏区去指导工作。

那时候的曾洪易，手里握着实权，嘴里讲着马列，那是相当威风。每天给下面的人开会，讲得那是头头是道，什么国际形势、什么战略战术，把基层干部唬得一愣一愣的。

要是照着这个剧本演下去，哪怕他不立什么大功，只要不犯大错，熬到1949年，怎么也是个开国功臣，肩膀上挂个星那是稳稳当当的。

可坏就坏在，这人骨子里是个“软脚虾”。

平时在机关里写写文章、发发号施令还行，真到了刺刀见红的战场上，他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

1934年，局势那是相当紧张。国民党军队疯狂围剿，日本人在北边也开始搞事。中央决定派出抗日先遣队，一路北上，既是抗日，也是为了调动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这可是个苦差事，也是个要命的差事，搞不好就是要掉脑袋的。

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随军出征，这本来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是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

结果呢？刚出大门没多远，这曾洪易就露馅了。

03

部队一遇到敌机轰炸，战士们都在隐蔽反击，这曾洪易吓得脸色煞白，抖得跟筛糠一样，恨不得把头埋进裤裆里。

要是光怕死也就算了，毕竟那是人之常情，谁第一次上战场不哆嗦？可他身为高级领导干部，不在前面鼓舞士气，反而天天在队伍里散布负能量。

一会儿拉着身边的参谋说：“这仗没法打，敌人太强大了。”一会儿又跟底下的团长嘀咕：“咱们肯定得完蛋，还是赶紧想退路吧。”

开会的时候，别人都在想办法怎么突围，怎么打胜仗，他倒好，张嘴闭嘴就是失败主义，搞得人心惶惶。

方志敏那时候是多硬的汉子啊，那是铁骨铮铮的英雄。看着曾洪易这副熊样，气就不打一处来。

方志敏多次找他谈话，想把他这根软骨头给扶正了。方志敏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老曾啊，咱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死有什么好怕的？怕死还干什么革命？”

可曾洪易这人，不仅胆小，还固执，根本听不进去。他还倒打一耙，给中央发电报，要求放弃根据地，甚至想自己开溜。

到了1934年11月，方志敏实在忍不了了，直接向中央汇报了曾洪易的表现。中央也没惯着他，一纸命令，撤销了他随军的资格，让他留在地方任职，实际上就是降职使用。

按理说，这时候要是稍微有点血性，就该知耻而后勇，在地方上好好干，也能将功补过。毕竟革命队伍里，犯了错改了就好。

可曾洪易呢？他觉得委屈，觉得组织对他不公。他想的是：“老子是留苏回来的，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等到闽浙赣苏区形势越来越严峻，这哥们儿彻底不想玩了。

他脚底抹油，把烂摊子一扔，跑了。这一跑，就跑出了个“大叛徒”。

04

1935年，曾洪易辗转跑到了大上海。

那是个什么地界？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到处都是穿旗袍的阔太太和坐汽车的大老板。可那都是有钱人的天堂。对于一个不仅没钱、还跟组织失联的“逃兵”来说，那就是地狱。

曾洪易身上带的那点盘缠很快就花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他试着找过组织，可那个时候上海白色恐怖那么严重，特务满大街抓人，哪是那么容易找的？

就在他穷困潦倒，快要在大街上要饭的时候，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他碰到了老同学王立生。

这王立生以前也是共产党，不过早就叛变当了国民党的特务，现在混得那是风生水起。

王立生一看曾洪易这落魄样，心里就有了底。他太了解这种人了，贪图享受，又怕死。

王立生也没动刑，也没威逼，就是请曾洪易去了个好馆子，吃了顿饱饭，然后摆出一副“我是为你好”的样子。

王立生给他倒了一杯酒，慢悠悠地说：“老同学啊，别找了，现在的形势你还看不清吗？咱们以前那是年轻不懂事。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点个头，以后吃香的喝辣的，还用受这罪？”

曾洪易看着桌上的残羹冷炙，再摸摸空空如也的口袋，心里的那点信仰防线，瞬间就崩塌了。

根本没用敌人上大刑，也没用什么高官厚禄诱惑，王立生仅仅承诺给他每个月20块大洋的生活费，这曾洪易就点头了。

20块大洋啊！

你想想，一个曾经的红军高级干部，一个留苏回来的精英，他的信仰，就值这么点钱。简直是廉价得让人想笑，也让人想吐。

1935年5月，曾洪易跟着王立生去了南京，填了一张表，上面写着“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党”。

那一刻起，红军干部曾洪易死了，国民党特务曾洪易活了。

05

叛变后的曾洪易，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

国民党觉得他这人有用，毕竟在苏联留过学，懂俄语，还了解共产党的一套理论。

于是，让他去特务训练班当教官。

这事儿干得是真缺德。曾洪易站在讲台上，专门给那些特务讲怎么对付红军，怎么搞游击战战术，怎么识别共产党员。

你看这事儿讽刺不？当年他在红军队伍里贪生怕死，现在到了国民党这边，倒成了“反共专家”，拿当年红军的血汗经验去换赏钱。

后来抗战全面爆发，苏联派了航空志愿队来帮中国打日本鬼子。因为语言不通，国民党急需俄语翻译。

曾洪易这下可逮着机会了，摇身一变，成了空军翻译官。他在南京、武汉、西安到处飞，跟苏联飞行员混在一起，人五人六的，完全忘了自己曾经是个什么身份。

这期间，他还正式加入了国民党，捧起了蒋介石的饭碗，吃得那是心安理得。

抗战胜利后，这曾洪易一看风向不对。国民党虽然表面光鲜，但底子里已经烂透了，贪污腐败横行，老百姓怨声载道。再加上他那点利用价值也被榨得差不多了，身体又不好，他又失业了。

1946年，他带着老婆灰溜溜地回了江西老家。

回到老家后，他对过去的事只字不提，只说自己在外面读书、当编辑、当医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见过世面的文化人。

乡亲们哪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啊，看他文质彬彬的，还挺敬重他，让他去中学教书。

日子要是就这么过下去，没准他还能混个善终。可这人啊，就是贪心不足蛇吞象。

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江西很快也解放了。

按说像曾洪易这种有严重历史污点的人，这时候哪怕不跑路，也该夹着尾巴做人，祈祷没人认出他来。

可曾洪易的脑回路简直清奇。他竟然觉得，这是个翻身的好机会！

他心想：“当年那些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兵荒马乱的，谁还记得？现在的干部都是年轻人，谁知道我叛变过？我只要把当年和毛主席、方志敏的关系一亮，那还不立马成座上宾？”

这种迷之自信，让他做出了那个这辈子最蠢的决定——主动去县政府要官。

当万安县委把这个情况报到江西省委，省委又报到中央的时候，北京那边的老同志们一看这名字，估计都气乐了。

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种人？叛变投敌、出卖信仰，在国民党那边混不下去了，现在又想回来吃共产党的饭？

中央的回复异常干脆，没有废话，只有雷霆手段：秘密逮捕。

这里面有两个字很关键——“秘密”。

为什么要秘密？一来是为了稳住他，别让他跑了；二来也是不想在当地引起不必要的轰动，毕竟这人现在还顶着个“进步教师”的帽子，得把影响降到最低。

接到命令后，江西吉安地委就开始布局了。

他们没直接冲进学校抓人，而是来了个“钓鱼执法”。

组织部派人找到曾洪易，客客气气地说：“曾老师啊，省里听说您懂俄语，现在正缺这方面的人才，想请您去吉安，给省主席当翻译，顺便商量工作安排的事。”

曾洪易一听，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心想：“看看！我就说组织上没忘旧情吧！这机会不就来了吗？这下可要发达了！”

他连行李都没怎么收拾，兴冲冲地就跟着来人走了。一路上，他还在畅想着以后当了大官，怎么衣锦还乡，怎么风光无限。

到了吉安，组织部长还专门找他谈话，了解情况。完事还告诉他：“省主席邵式平同志想见见你，你先去南昌吧。”

曾洪易那是深信不疑，到了南昌，甚至还得寸进尺地写了份报告，提了三个要求：一是要恢复党籍，二是要给安排工作，三是如果不行就让他当医生。

你看这人，都死到临头了，还在做着升官发财的春秋大梦。

直到1950年2月，几个公安人员冷着脸把他押上火车，告诉他目的地是北京监狱的时候，曾洪易才猛然醒悟。

那时候，他的脸瞬间煞白，腿软得根本站不住。

完了，这回是真完了。

进了北京的监狱，曾洪易彻底傻眼了。

在审讯室里，面对那些铁一般的证据，面对那些他当年出卖过的同志的证词，他想抵赖也抵赖不掉。

当年的战友有些已经牺牲了，有些成了国家的功臣，只有他，成了阶下囚。

在狱中，他还试图写各种检查、悔过书，企图蒙混过关，甚至还恬不知耻地继续向中央请求工作机会，说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保外就医，希望能给个机会立功赎罪。

可惜，历史不会给叛徒第二次机会。

1951年，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曾洪易死刑。

不过，老天爷似乎觉得一颗子弹太便宜他了。就在死刑执行前，曾洪易在监狱里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那个年代，肺结核就是绝症，是慢慢把人折磨死的病。

1951年11月9日，这个曾经的红军高级干部、后来的国民党特务、最后的阶下囚，在病痛的折磨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的时候，他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更没有当年的战友。他孤零零地蜷缩在牢房的角落里，像一只被遗弃的癞皮狗。

这一辈子，曾洪易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你说他图啥？图命？最后死在牢里。图钱？一辈子也没发大财，为了20块大洋就卖了自己。

这事儿吧，说到底就一个理儿：人这一辈子，有些底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一旦跪下去，这膝盖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当初那20块大洋卖掉的，不仅仅是信仰，更是他这辈子做人的资格。

曾洪易临死前在想什么，没人知道。或许他在想当年在莫斯科的意气风发，或许在想方志敏对他的怒其不争。

但想什么都没用了，路是自己走的，坑是自己挖的。

这结局，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