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从1915年《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展开讨论开始，到1927年思想战线争论的焦点转到社会性质等问题为止。这场论战既是清末中学西学之争的延续，又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其实质是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向何处去。

这场论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止，论战大体集中于比较东西文化的优劣方面。

鸦片战争后，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文化也输入中国。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比较中，对两种文化性质的分析和评论出现了尖锐分歧，到1915年以《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一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另一方，拉开了东西文化论战的帷幕。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明确提出了要中国“改弦更张”，学习西方文化，旗帜鲜明地攻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孔教进行了讨伐，在中国文化论坛上产生了巨响。陈独秀和《新青年》的作者们认为，要使中国真正成为民主共和国，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

他们当时所崇尚的是法兰西文明，向往“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提倡“个性解放”，强调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来反对中国固有的旧文化。《新青年》对传统文化的勇敢挑战引起了轩然大波，守旧派已不能再用排外主义来简单拒绝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但却发表一些不可把两种文化比高下，只应“取长补短”的议论，借此否认对固有文化的根本改革。《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从1916年起，以伦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

他认为，自从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代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历史所未有”。“东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他说西方文明之“短”，就是短在讲科学，由于科学发达便引起了竞争与冲突；东方文明之长就长在讲道德，不饥不寒就满足了，所以恬淡和平。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指责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种统一标准，于是造成“人心之迷乱”，“国是之丧失”，“精神之破产”。

1918年6月，李大钊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指出“要割除种族根性之偏执”，就必须有勇气正视“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主张“竭力以受西方文明之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号召青年对“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实行“根本扫荡”。在论战中，陈独秀打起了“德”、“赛”二先生的大旗，以民主和科学与封建文化相抗衡，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冲开了一条思想解放的道路。

五四运动之后，论战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论战的焦点是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

1919年下半年起，章士钊先后在各地发表讲话，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伦父、陈嘉异等人也纷纷唱和，“折中”、“调和”的议论一时蜂起。他们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固然可以吸取，但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文明却是最高尚最贵重的财富。在他们看来，不能提倡新文化运动，而只能促使新旧调和，以求“国粹不灭，欧化亦成。”过去的顽固守旧派，把旧文化说成一切皆好，把新文化说成一切皆坏。现在的新旧调和派却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只能自然演化融合一体为理由，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必要。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不得不起而应战。

除《新青年》外，《新潮》、《民锋》、《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都积极参加了批判新旧调和论的论战。他们指出，思想文化的进化和社会进化一样，是“突变”，“突变”后的“新”与“突变”前的“旧”有质的不同。“新旧杂存现象”只能是新的逐渐增加，旧的逐渐淘汰，而不是“调和”。东方文明是古代文明，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所以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他们对“调和论”的批驳以否定历史的中国为出发点，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但是由于理论上的软弱，偏执一端，而走上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肯定资产阶级文化的道路，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在创造历史功勋的同时所犯的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正因为这个错误，严重地影响了批判的说服力，给复古势力留下了可乘之机。

第三阶段是1920年到1927年，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资本主义世界以沉重打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的重新探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守旧派从过去为固有文化辩护，转而变为鼓吹中国固有文化是消除资本主义祸害的唯一良方。一些本来倾向资本主义文化的人，由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科学发展的结果，因而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甚至丧失信心，转而向“东方文明”乞灵，于是和“东方文明”的狂热鼓吹者合流，构成了反对进步、主张倒退的一股逆流。梁启超是从崇信西方文化倒退为反对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1920年，他从欧洲游历回国后，出版了他的《欧游心影录》。

他认为欧洲人过分相信科学万能，“近代人因科学发达，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人们失去了为高尚理想奋斗的目的，因而西方物质文明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中国人要吸收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造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再把这种新的文化体系向外扩充，让全世界都得到好处。梁漱溟在1920年发表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文化渊源、人生哲学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理论上的总清算。

他把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为三种完全不同的路向，认为欧洲文化是“意欲向前”的路向；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路向；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路向。三种文化虽然不同，但无先进落后之别。他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已经弊端显著，处于不得不由第一条路向转向第二条路向的形势。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的理论受到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的欢迎，鼓吹东方文明优越的文章，一时纷纷出笼。

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们，对梁漱溟等人的文化复古论进行了反驳，但此时新文化队伍已经发生了分化。在反对走固有的“东方文明”道路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对中国以至世界应建立怎样的文化，意见却大相径庭了。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一批人，仍坚持全盘西化。他们认定东西文化的差异是古今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是唯一的道路，中国和印度落后了，只有急起直追。他们虽然抨击了嚣张一时的文化复古论，但却无视资本主义文明在当时确已陷入危机的事实。在帝国主义本质已充分暴露，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兴起，中国已不可能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坚持为资本主义辩护，自然就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与此同时，一支新的文化力量异军突起。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形成了科学认识，打起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旗。1923年瞿秋白在主持《新青年》季刊工作时，连续发表了《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重要论文，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落后于时代的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应淘汰，代之而起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这就把五四以来的文化论战提到一个新水平上。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反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反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问题在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从此逐步为革命者所认识。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对于以后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及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都有重大意义。杜亚泉、梁漱溟等人的“再做孔家生活”和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并没有给中国指明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为解决历史悬案提供了科学依据。这场论战向全中国人民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何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终于成为一切革命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