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被敌人“围剿”期间，为何越战越强？

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刘志丹率领的红军队伍，被敌人重重包围，却越打越强。

到了1935年，它竟成了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革命根据地，还迎接了各路长征而来的红军。

而当时南方的根据地，像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不是规模更大、影响更广吗？为什么最后是偏远的陕北成了最终的落脚点？

当然，不能否定南方南方各个根据地的牺牲和贡献，在1934年前后，南方各个根据地实际面临着巨大困难。

比如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面对国民党50万大军的堡垒战术，硬碰硬的消耗战让红军损失很大，最后不得不战略转移。

鄂豫皖苏区也类似，地处中原要地，四面受敌，回旋余地小。

它们的劣势，往往在于离敌人统治核心太近，压力集中，一旦战术僵化，就容易被重兵困住。

而此时，偏远的陕甘苏区却像山沟里的野草，迎着风反而长得更旺了。

这背后的关键，就是刘志丹摸透了一套 像弹簧一样能屈能伸的生存法则。

刘志丹于黄埔四期步兵科毕业，1925年正式加入我党后，由党组织派遣进入军校深造。

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陈赓等同志，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革命活动。

毕业后，打过北伐战争，革命经历丰富，是我党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科班出身的他不仅善于打仗、而且很会开辟根据地。

而开辟根据地就是刘志丹是生存的办法之一。

刘志丹部的根据地不只有一个，队伍不只有一种来源，打仗不只用一种方法，民心更是他最大的靠山。

正是这套办法，让陕北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不但没垮掉，反而成了红军最后的家。

刘志丹常说，干革命不能只守一个地方，得像聪明的兔子一样，准备好几个“窝”。他的“三窟”指的是三个可以互相支援的游击区：

第一个在陕北安定一带，管着靖边、绥德这些地方；

第二个在陇东的南梁，照顾华池、合水、庆阳；

第三个在关中的照金，辐射到栒邑、正宁等地。

这办法实际非常高妙:当敌人集中力量打一个地方，红军就转到另一个地方去，同时其他区域的部队还能在敌人背后捅刀子，让他首尾难顾。

南方一些根据地失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回旋余地太小，容易被敌人“包饺子”。

而刘志丹的“三窟”正好破解了这个难题——你打你的，我跑我的，山沟沟里，看谁更熟路！

1935年，国民党调了十几万人来“围剿”，刘志丹就是靠着这几个地方来回周旋，让敌人扑来扑去总是扑空，最后硬是把这次大规模的进攻给挫败了。

早在1929年，刘志丹就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搞武装不能太死板，得有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

白色：就是派人悄悄做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工作，争取他们；

灰色：是收编改造那些土匪武装，把他们拉过来；

红色：才是咱们自己组织的工农队伍。

他说得很实在：“干革命，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咱们多一份力量，敌人就少一份力量。”

这可不是空话，刘志丹真干成了好几件漂亮事。

比如，他亲自争取国民党驻陇东民团里的赵连壁（据说两人之前就认识），通过交朋友、慢慢深交，讲百姓民间疾苦，宣讲革命理想，让这支队伍最终倾向革命。

他带来的这批人和枪，成了后来陕北红军的硬家底。这就是“白色”工作的成功例子。

还有个叫郭宝珊的“山大王”，在黄龙山一带很有名。刘志丹不嫌弃他出身草莽，多次派人联系，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郭宝珊最终被感动，带着自己的人马加入了红军，后来成了坚定的革命者。

刘志丹甚至对有些只劫富济贫、不祸害穷苦人的土匪，也采取团结教育的办法，他说：“这些人本质不坏，就是没路走，咱们得给他们指条明路。”

自己人的“红色”根基更要扎牢。 他发动贫苦农民，组建赤卫队、游击队，就像播种一样，让革命的根须深深扎进黄土里。

刘志丹打仗，从来不硬碰硬，他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精髓吃透了。

劳山战役就是个经典例子：他派一小部分人包围甘泉县城，假装要攻城，敌人果然从延安派兵来救，结果在半路的劳山中了埋伏，被一锅端。

这种围城打援的战术，用少量兵力牵制，主力灵活设伏，把敌人调动起来再打，充分体现了他的灵活性。

1934年打合水县城，他不是强攻，而是先派战士化装成卖柴、赶集的老百姓，混进城去。然后主力部队晚上长途奔袭，发起突击，里应外合，采用这种方式轻松拿下了县城。

这招智取节省了兵力，减少了伤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当然，最能体现他灵活性的，还是发动群众一起打仗。

马家坪战斗就是一场人民战争：老百姓都站出来帮忙——足足一万多人！漫山遍野插红旗，晚上点篝火、放冷枪，把敌人搅得整夜不敢睡。

老百姓还想出个“土办法”：在步枪弹壳里装火药，用湿土封口，装在土枪上打出去。

这玩意儿先闷响一声，飞到空中再“啪”一响，敌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新式武器，吓得心惊胆战。

刘志丹的部队就像水，敌人重拳打来，他就散入群众的山川沟壑；敌人稍有松懈，他又汇聚成汹涌的激流。

刘志丹知道，光会打仗不够，得让老百姓真心实意支持你。他在边区推行的政策，句句说在老百姓心坎上。

土地政策：给贫苦农民分地，烧掉地主的债契；

商业政策：保护正当买卖，只打击奸商和高利贷；

民族政策：尊重回族同胞，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

赢得民心，靠的是一件件实在事。 有一次，红军打了胜仗缴获了一些粮食，他自己饿着肚子，却命令把粮食先分给断粮的农户。

他常说：“我们红军和百姓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能饿着一个。”

在五顷塬、龙嘴子回族聚居区，他帮助成立革命委员会。

让回族同胞第一次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他们由衷地说：“刘志丹的红军，是咱们穷回回的自己人。”

据记载，根据地有百姓对他说：“只要咱们有饭吃，有地耕，我把心掏出来都舍得！” 这样的话，不是宣传出来的，是老百姓用眼睛看、用肚子感受之后，发自肺腑的声音。

正因为有了这铜墙铁壁般的群众基础，红军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敌人来了，找不到向导，弄不到粮食，真正成了聋子瞎子。

简单的归纳下刘志丹的生存法则:

地方要活：搞三个根据地，互相支援，叫“狡兔三窟”。（破解了南方根据地回旋空间不足的困境）

力量要广：白军、土匪、工农都争取，叫“三色理论”。（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

打仗要巧：埋伏、诱敌、智取、人民战争一起上，绝不硬拼。（避免消耗，保存并壮大自己）

根基要稳：给群众办实事，分田地、护生意、重民生，老百姓才真心跟你走。（有了永远的靠山）

这套办法到1935年，陕北成了全国唯一剩下的根据地；红军不但没被打散，反而装备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就连山里的“大王”和国民党的部分官兵都愿意跟他走。

毛主席后来高度赞扬刘志丹“狡兔三窟”的想法，说这个办法很高明。其实不光是这个，他整个这套扎根实际、灵活应变、深深依靠人民的生存智慧，都得到了历史的认可。

1935年秋天开始，红25军、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北。这片土地，成了当时中国革命唯一的落脚点、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出发点。

试想，如果没有刘志丹他们在这里打下这片天地，历经千辛万苦、伤亡惨重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又能到哪里去呢？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1936年，刘志丹在东征战役中牺牲，年仅33岁。但他留下的这套生存智慧，却继续发挥着作用。

毛主席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总理为他题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如今，陕北高原上的山丹丹花，依然年年盛开。当年刘志丹奔走呼号的那些山峁沟壑，早已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部分。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还静静陈列着他用过的望远镜和手枪。这些物件不会说话，却默默讲述着：在那些最艰苦的年月里，曾有一个叫刘志丹的人，没有固守教条，没有盲目硬拼，而是凭着朴素的智慧、真诚的为民之心和一套接地气、能屈能伸的生存法则，为革命守住了一盏不灭的灯，最终照亮了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