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知己

　　濠水该是寂寞的。

　　它寂寞地流了千年，清澈见底，仿佛连鲦鱼的骨骼都看得分明。庄子与惠子并肩立于桥上时，斜阳正将二人的影子拉得悠长。庄子指着水中从容出游的鱼说：“是鱼之乐也。”惠子立刻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一问，不像质疑，更像一种期待——他太熟悉这位老友天马行空的思致，他抛出理性的锚，是为了系住那即将翱翔九天的想象之翼。庄子果然以“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将球踢回，一场名垂青史的辩难便在濠水的波光间展开。

　　他们一个像风，无拘无束，遨游于无和有之乡；一个似磐石，逻辑严密，坚守着经验与实证的疆域。惠子死后，庄子经过他的坟墓，对随从讲了一个匠石运斤成风、削去郢人鼻尖上白粉的故事，而后长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那一刻，暮色四合，天地间最懂得如何与他交锋的“质”消失了。原来最极致的懂得，有时恰恰体现在最精彩的反对之中。他们的情谊，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却因彼此的存在，共同丈量了思想的广袤疆域。

　　时光流转至北宋，另一对纠缠一生的灵魂登场。王安石与苏轼，仿佛是庄子与惠子在一个更复杂政治舞台上的重现，却又注入了更为炽热的人间烟火气。

　　金陵江边的会面，没有史家渲染的戏剧性冲突。苏轼从黄州贬所放归，一身烟雨；王安石罢相闲居，心似槁木。苏轼仆仆一身风尘，王安石身着野服，骑着小驴来看他。这位曾经权势熏天的宰相，此刻只是金陵城里一位老人。苏轼笑着拱手：“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他们同游蒋山，诗酒唱和，谈佛论道。王安石劝苏轼买田金陵，作毗邻之约；苏轼则欣赏对方“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的诗句，真心叹服。所有的党争旧怨、仕途坎坷，在此时仿佛都被江南的烟雨洗淡了。然而这温情之下，是永远无法弥合的根本分歧。王安石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拗相公，他要用雷霆手段为帝国重塑筋骨；苏轼则更重人情与渐变，对“求治太速，进人太锐”的新政有着本能的不适。他们的政见，如冰与炭，无法同炉。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对方落难时，展现出士大夫的风骨。乌台诗案，王安石远在金陵，却毅然上书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一句，重若千钧。而在王安石身后，苏轼为皇帝撰写的敕文中，对这位政敌给予了“名高一时，学贯千载”的崇高评价，将其比作孔孟般的圣贤。这是超越私怨的宏大与悲悯。他们的相争，是原则的相争；他们的相知，是灵魂高度的相知。如同两座对峙的山峰，彼此分离，却在云端遥遥致意。

　　历史推进至明代，徐渭与张元忭的故事则更像一出充满了张力与悲剧美的内心戏剧。

　　徐渭，一个被命运与性格折磨的天才。他的狂放，他的不羁，他笔下的墨荷、葡萄，都仿佛浸透了生命的血泪。而张元忭，这位曾经的救命恩人，将他从囹圄中解救出来，为他提供种种庇护。他们的冲突，不再是庄子与惠子式的纯粹思辨，也不是王、苏式的政见歧途，而是一种更为尖锐也更伤人的生存方式的直接碰撞。

　　张元忭期望徐渭能“收敛棱角，遵于世故”，这期望本身，似是对徐渭灵魂最彻底的否定。于是，狂狷的艺术家与规整的士大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徐渭愤而离去。这是天才在世俗规矩前的骄傲自许，也是一种决然的自我保护。他深知，自己的价值正在于那份无法被规训的“真”，一旦妥协，艺术生命乃至灵魂底色，便告终结。

　　张元忭的规劝，何尝不是一种“为你好”的善意？但这善意，对于徐渭而言，不啻温柔的囚笼。他们的恩怨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生命形态的必然冲撞。徐渭晚年所作的《墨葡萄图》，那淋漓的墨色，纷披的枝叶，何尝不是他一生坎坷、满腔悲愤的写照？而那幅画，或许也正悬挂在某个懂他，却无法容纳他的旧友心中，成为一种永恒的无声的辩驳。

　　观此三组人物，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友谊或敌对。他们是彼此的“镜子”，在对照中看清了自己的轮廓；他们是彼此的“磨刀石”，在碰撞中砥砺了各自的思想锋芒。庄子因惠子的“不近情理”而更显旷达，王安石与苏轼因政见相左反而衬出人格的伟岸，徐渭的狂放不羁在张元忭的端庄谨严映衬下愈发惊心动魄。

　　人生乐在相知心，然而这“知”，未必是认同，也可以是深刻地理解对方的“不同”。真性情，不是一团和气地附和，而是在坚守自我本真的同时，也能尊重甚至激赏另一颗灵魂的独特律动。这歧路上的真知己，如同星空中彼此遥望的星星，光芒各异，甚至颜色相反，却共同构成了我们文明史上那片璀璨而深邃的夜空。

　　（作者系山东省临沂商城实验学校教师）

《中国教育报》2026年01月16日 第04版

作者：叶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