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将领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通蒋介石，毛主席作何指示

1950年初春，华北平原乍暖还寒。就在这片刚刚安定下来的土地上，一份加急电报摆到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的案头：曾任第三十六军军长的刘万春被怀疑暗通台湾。电报末尾的“事关全局、速决勿误”八个字格外刺眼，仿佛给这位大战场归来的统帅出了一道新考题。

刘万春1898年生于直隶交河，出身贫寒，却考入保定军校。北洋余绪未散时，他已在直系部队摸爬滚打；北伐成功后，又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战场是最好的跳板，几次血战让他从排长一路窜升至团长。1927年冬，蒋介石视察湖北部队，检阅台上的他枪法精准、令行禁止，蒋高兴得当场叫出声：“周亚夫再世！”一句夸奖，奠定了往后十年扶持重用的基调。

1933年，庐山云雾深处的军官训练团成立。蒋介石要在这里打造心腹班底，督训重任毫无悬念地落到刘万春肩头。抗战八年，他随军辗转晋冀鲁豫，伤痕累累，勋表上那排勋表带给他带来晋升，也系牢了与蒋介石的君臣之谊。1945年抗战结束，他被授予绥远省保安部副司令，兼第八独立师师长，中将在望，踌躇满志。

然而，内战阴云迅速压来。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携旧部思变；9月，绥远起义在董其武、傅作义的策动下顺利完成，解放军实现“兵不血刃”接管。刘万春在起义书上按了手印，却转身把一封加密电报拍进无线电：“誓死效忠委座，愿留关外为内应。”统战干部事后形容此人“两张面孔，一颗旧心”。

中央仍决定给机会。1949年末，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军长这个编制并不低，足以看出新政权求贤若渴的胸怀。傅作义、董其武轮番上门做工作，耐心讲纪律、讲政策。刘万春摆出一副受教神色，嘴上答得爽快，转身却持续与台湾台北站电台保持点对点通联，密码本就藏在军长公文包最底层。

1950年3月，绥远骑兵第四师突发叛乱。导火索是鄂友三的不满情绪——嚷嚷“新制度太严管”，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刘万春。短短两天，十余名政工干部遇害，局势一度失控。华北军区情报部门掌握录音、口供、密码本三套铁证，随即上报。如何处置成为一道带刺的问题：杀之，人心震荡；放之，军纪何存。

聂荣臻夜深不寐，手里翻着厚厚卷宗，朱笔圈出一句：“功少，罪大”，却迟迟未能落下定论，“怕寒了旧军人心”成为他最大的顾虑。4月初，他电报中央，慎重请示。毛泽东当天批复八字：“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短短一句，态度已然明了——既要守纪律，也要守原则。

指示下达后，华北军区决定先稳军心，再擒主谋。11月，军区以“高级干部会议”为名，要求刘万春、鄂友三赴京述职。两人抵达西长安街军区大院时，迎面而来的却是荷枪实弹的警卫。刘万春只来得及说一句：“聂司令，这是……”聂荣臻摆手：“事实俱在，别再多话。”随后，铁门轧然合拢。

审讯桌前，他一度强辩“系被人诬陷”。当抄获的密电译文和火漆封缄的指令摊在面前，所有辩解瞬间破碎。沉默良久，他低声嘶哑道：“是我负了共产党。”聂荣臻淡淡回答：“身在新军，当守新纪。”

按法律条文，叛乱致死，可处极刑。可再审会上，办案人员念到毛泽东的补充意见——“记功亦记过，惩前毖后”——便有了最终裁断：刘万春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保留妻儿居住与探视待遇。旁听席传来轻微的吸气声，更多人则若有所思。对此量刑，不少老部下心里五味杂陈，却都明白上级不愿让第一代起义军人寒心。

进劳改农场后，这位昔日骄将脱下呢子军装，换上粗布劳动服，日出田间，夜归工棚。监管员回忆，他干活时少言寡语，偶尔拄锹眺望远方，像在掂量过往恩怨。1967年春，他刑满出狱，获准在北京郊区安置。临别时，他同舍友谈起那场坎坷：“若非国家宽大，哪还有机会抬头看天？”那句话说得不高亢，却让在场的年轻工友记了很多年。

刘万春的个人沉浮折射出建国初期复杂多变的将领政策。彼时，新生的人民政权既要迅速整合旧部、保持军力，又要在纪律上立威。对起义将领采取“既用且教”的方略，一方面维护了战后重建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也以宽大示警：选择新生，就要断绝旧念。值得一提的是，类似案例并非孤例，遵义起义后留用的独立九旅旅长孙元良，因屡犯禁令亦被调离要职。两相对照，更能凸显政策连贯性——从严治军是底线，统战包容是前提。

毛泽东所言“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源于多年来的战争实践。自三湾改编始，纪律与政策总被置于刀锋之上考验。淮海战役中俘虏大批国军，绝大多数经教育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假如当年一味诉诸极刑，十数万青壮恐怕早已流离海外。刘万春案不过是此一原则的延伸，却也让外界再度看到新政权的自信与胸怀。

国共双方战至1949年时，蒋介石手中仍掌握近百万大军，岛内外特务网络活跃。战后打算绝非一句“起义”就可彻底了断。情报往来、金钱输送、防反抽运，一度成为公安、保卫战线日夜鏖战的焦点。华北战区对刘万春的处置，不仅净化了部队，也向仍在观望的旧军官传递清晰信号：政治待遇与个人行为绑定，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把自己送进死胡同。

有人统计，1949年至1955年，中央先后处理了三百余起潜伏国民党特务案，涉及起义、投诚人员约八百人。绝大多数受到教育后重归正道，仅有极少数如刘万春般执迷不悟，被依法惩处。这一组数字说明，政策温度决定人心向背，而对极少数顽固分子也绝不手软。矛与盾在法律框架内各得其所，正是新中国立国初期的重要经验之一。

1969年冬，刘万春病逝北京，享年七十一岁。据知情者讲，他最后的遗愿是把骨灰葬回故乡，以告慰列祖列宗。无论生前如何跌宕，这位曾被蒋介石称为“周亚夫再世”的河北汉子，最终把人生结局写进了共和国的法度之中。历史翻过那一页，硝烟早散，教训仍在：立场之弦，一旦拨错，余生再难奏出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