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刚结束，毛主席立即接见一位农村妇女，她的名字叫戎冠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傍晚，北京城头的礼炮余音未绝，天安门广场仍在人潮的欢呼声里微微震颤。人们四散而去时，一位身穿粗布灰褂、头缠蓝布巾的老太太却被轻声请进了城楼后院。她个头不高，脚下是纳得严实的千层底布鞋，不算挺拔的身影在余晖里显得格外醒目。警卫笑着说明来意：“请您稍候，主席要见您。”——那一刻，戎冠秀把粗糙的双手在褂子上抹了又抹，心里像擂鼓。

毛泽东匆匆步来，衣襟仍飘着午后风中的礼花硝烟。他与支前代表逐个握手，走到老人跟前时，语气温和又带着惊喜：“这位就是戎冠秀同志吧？”——“是哇，我叫戎冠秀。”她的方言里透着激动。毛泽东握紧她的手：“你的名字早听说了，今天可算见着‘子弟兵的妈妈’本人啦！”

时间拉回十二年前。一九三七年深秋，卢沟桥的枪声传进太行山。平山县胡塔沟的戎冠秀带着丈夫和三个孩子匆忙躲进下盘松的山洼子。饥寒交迫正压得全村人喘不过气，一名八路军小兵敲开她的柴门，掏出半瓢黑豆：“婶子，先救急吧！”这一瓢豆子救了孩子的命，也埋下她一生的信念——“共产党不忘老百姓”。

翌年二月，三十一岁的戎冠秀面对纸糊窗里透出的烛光，举起右手宣誓，成了村里第一位女党员。她没念过几天书，可干劲惊人。妇救会要纳军鞋，她连夜赶工；农会要开夜校，她抱着最小的孩子去掌灯。蚊虫嗡嗡，针挑灯映，手上破了口子也不吭声。有人问：“这么拼，图啥？”她憨厚一笑：“八路军光脚打仗，咱脚底下多走几针，他们前面就少流点血。”

一九四一年的征兵动员会气氛冷清，青壮年低头不语。戎冠秀挤到台前，“我家三个小子，能去几个去几个！”台下炸了锅。她说到做到，回家捋起袖子给儿子们剃头缝衣。乡亲们受了触动，那年下盘松村的报名册子上写满了名字。

翌年春，她在山梁上放哨，瞧见一名受伤的八路军踉跄而来。枪声逼近，她顾不得多想，弓身让战士踩着肩膀钻进山洞，随后又悄悄背回家疗伤。临别前，小伙子拉着她的粗糙大手哽咽：“娘，保重。”那一声“娘”，成了她毕生的勋章。谁能料到，战火滚滚中，这对“母子”会再度相逢——一九四四年晋察冀群英大会上，已是战斗英雄的邓仕均扑通跪下：“妈妈，是我！”会场几百名指战员向她齐刷刷敬礼，“子弟兵的母亲”的称号自此传遍边区。

一九四八年春，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毛泽东向聂荣臻打听：“听说平山有位‘戎妈妈’，究竟是怎样的人物？”随行人员把那一簸箕黑豆、三子从军、临危救兵的故事说了个遍。从那天起，“戎冠秀”三个字被记在主席的备忘录上。

一年后，当北京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日成立”时，这位六旬老人就在城楼上。她的心里翻滚着另一幅画面：孩子们的背影消失在山道尽头，白杨树梢被风吹得沙沙作响。那棵白杨还是她亲手种的，就在村口，给三个儿子送行的那天插下幼苗，如今树干已粗得合抱。

仪式结束的当晚，戎冠秀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收拾行李，准备赶回平山。她怕误了秋收，也放不下村里那些寄望于她的乡亲。工作人员劝：“再留两日吧。”她摆手：“不耽搁国家大事，咱也别给国家添麻烦。”

一九五一年深冬，一纸电报飘进下盘松：三儿子李兰金在长津湖激战中牺牲。噩耗传来，妻子嚎啕，兄妹涕泪，戎冠秀捧着那张薄薄的通知书，只说了两句话：“娃儿死得值。别哭，他愿意。”

伤痛被她压进心底，对部队的牵挂却更浓。一九七八年，长势旺盛的白杨树下，她为长孙系好腰带：“到部队去，跟你爹你三叔一样，别给老百姓丢人。”老一辈的言行潜移默化，家族里接连有人参军，戎家的户口簿上多了越来越多的军旅标注。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二日，戎冠秀在炕上平静合眼，九十三载风霜就此停摆。噩耗传到北京，聂荣臻托人发去唁电，字字沉甸甸：“戎冠秀同志的功绩，永载我军史册。”平山县的山谷里，白杨依旧迎风作响，像旗帜一样招展。人们说，那是“戎妈妈”在召唤归来的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