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我携笔参军，不被同学理解，进入部队是因炮兵学院的一封信

1985年7月18日，合肥火车站的铁轨在烈日下泛着白光。站台上一位穿着簇新军装的青年正掂着帆布包，他叫孙明，今年二十七岁。旁人看不出，这身绿军装是他少年时就反复在梦里试穿过的衣裳。汽笛声拉长了铁轨，拉开了一段并不寻常的征程。

要追溯这趟列车的开端，只能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皖北乡村。那时灯靠煤油，粮票攥在大人手里，孩子们的夜晚与其说用来写作业，不如说是等电影。公社放映队把幕布架在田埂上，《上甘岭》《英雄儿女》的吼声震动耳膜，也点燃了一代少年对军装的向往。孙明端着半截竹竿学“王成”，在月光下冲锋，意气风发。

恢复高考以后，懂事的农村孩子大多盯着“跳农门”的出路。孙明知道军校招生名额屈指可数，村里的老教师一句“别冒险”让他改填了安徽师范大学。体检合格的那份橙色军检表，被师范学院辅导员退回时，他默不作声地夹进日记本。那一瞬，最初的军旅梦想像火苗被手掌盖住，没灭，只是暗暗窜动。

大学四年，他主修中文，辩论赛、诗歌社样样拿手，毕业论文还拿了系里一等奖。1983年，他考上本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兼任研究生会主席。省高校工委、政策研究所、母校宣传部先后抛来橄榄枝，可他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一次聊天中，好友笑他“念书念到迷茫”，他只是摇头：“人总得听心里那口号角。”

转折发生在1984年冬。导师收来一封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的信，信里寥寥数句：“久闻贵门下有一位一米八以上的青年才俊，若愿来我院任教，请赐函。”简洁、直白，却像榴弹，轰开了多年前的军营之梦。孙明当天夜里就把这封信抄了三遍，一遍寄给家里，一遍夹进毕业论文，一遍揣进上衣口袋。

决定传出，师范大学同学议论纷纷。有人不解：千辛万苦考研究生，不就是为了逃离讲台？怎么又去军校当教员？有人打趣：“老孙，你快奔三了，可不是新兵年龄。”面对疑惑，他只抛下一句：“火热血脉，早就答应过自己。”解释越多，反而显得虚弱，他干脆用沉默回应。

次年春天，孙明入选总参谋部组织的地方高校毕业生集中训练，代号“黄龙一期”。那批学员清一色二十岁出头，他最年长，却训练场上从不躲懒。翻越壕沟，别人跃一次，他要跳两遍；夜间实弹射击，他自愿站第一排。区队长比他年轻三岁，喊口令仍旧底气不足，孙明就低声提醒：“放心喊，我听你指挥。”三个月过去，射击、队列、内务、政治考核五项全优，他名列前茅，当选班长。

军营不会因为个人的家庭琐事而放慢节奏。孙父突发脑中风，母亲寄来字迹歪斜的信，他只是悄悄把津贴分成两份，一份贴在信封里寄回家，一份留给妻子抚养稚子。训练基地规定“全程不得请假”，他没有破例。夜深熄灯后，他坐在被褥边写家书，用手电打光，字迹有些抖，泪却没有落下来。

1986年秋，他穿过海棠盛开的石板路，第一次踏进炮兵学院的老式红砖教学楼。黑板让粉笔划过“战略”“战役”与“哲学”的线条，讲台上多了个板寸新面孔，肩头闪着一杠三星。学生们起立敬礼时，他第一次体会到双重身份的重量：既是教员，也是兵。课后，学员堵在讲台下，抢着提问。“孙教员，您教我们兵学理论，自己扛过炮吗？”他微笑反问：“理论不战斗吗？”

往后十年，战术课、政治课、形势与政策课，他轮番登场，讲席转战三个校区，授课对象从大专延伸到博士。教学研究并行，他在《军事学学报》发表十余篇论文，两度获“全军优秀教案奖”。1992年，第一枚三等功章挂在胸前，站队点名时阳光照在金灿灿的五角星上，闪得同批学员直眯眼。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国内军事教育也在迅速更新。新大纲、新教材层出不穷，院校教员的压力不亚于前线指挥员。孙明牵头翻译了《苏军炮兵战术演变研究》，把冷战时期的火炮运用案例拆解给年轻学员，他常说：“书本是冷的，炮口是热的，课堂要把两头接上电。”在当年的条件下，这句话听来带着几分大胆，却实实在在激活了课堂气氛。

1995年，部队评职称普及答辩制度，孙明列席专家组时已是副教授。他依旧保持夜读的习惯，《战争与革命中的毛泽东》《火力运用学》堆满了床头。一次熄灯号后，他对同屋年轻助教说：“你看，子弹打中前先要有瞄准，讲台也是一样，备课是瞄准，授课是开火。”对方听得若有所思，连连点头。

在外人眼里，他的人生轨迹像是折线：自愿错过体面的省直单位，舍弃稳定的大学教职，偏要闯军营。可时间给出了答案。三次嘉奖，两枚三等功，师生推选的“金牌教员”，让那些曾经的质疑悄然停歇。多年后再聚会，当年的同学端起酒杯摇头感叹：“老孙，这冲动可真長。”他笑笑：“冲动久了，也能磨成信念。”

过去的成绩写在档案里，更深的痕迹刻在生活里。演习出发前，他照旧把学生作业装进行军包，行军途中挤出午休时间批改；深夜拉动归队，他习惯性回教室关灯，仿佛仍是那名守纪律的新训班长。有人劝他放宽心，他回答得直接：“讲台要是塌了，射击阵地也站不稳。”

2000年，学院设备更新，在模拟射击舱里，孙明终于用电子沙盘把自己年轻时跳壕沟的步伐演示给新一届学员。屏幕上炮弹划出的弹道曲线，与十八年前那封信一样精准直接。课后，他抚摸那份曾经被退回的军检表，纸面已微微发黄，却依旧笔迹清晰。

如今，时间写在军功章上，也写在皖北老宅新盖的红砖墙上。父亲康复后常对乡亲说：“俺家老大有工夫回来，还是爱穿军装。”乡亲笑他“人老心不老”。母亲则把儿子昔年那件已褪色的训练服叠好，放进箱底，说要留给孙辈看。她清楚，那件军装是儿子青春的注脚。

回头看，当年的选择只是众多路口之一。不同的是，它指向操场、营房、演兵场，也指向课堂、书卷、年轻学员的敬礼。孙明的故事并不传奇，却清晰地说明一个朴素道理：知识与军装并不冲突，而是互为锋刃。当理想撞上现实，先把行囊背起，再谈远方。这就是那封炮院信带来的全部意义——一纸墨香，引出半生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