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章含之逝世，临终前留下遗言，洪晃因何说：妈妈是个聪明人？

2001年秋，北京外交学院礼堂灯光正亮，67岁的章含之在台上为年轻学生回顾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谈判往事。她举起那本已经翻得起毛的英文文件，“当时主席让我一句也不能错。”台下掌声不止。七年后，这位曾经的女翻译官离世，她的最后选择，再次让旁人惊讶。

回到2008年1月26日凌晨，协和医院的监护仪骤然拉长一声尖锐曲线，章含之因肺纤维化并发症停止呼吸，享年74岁。护士长俯在病榻旁轻声说出她交代多年的话：“我去后，与父亲合葬。”这句话并非洪晃第一次听，却是第一次真正理解。

追溯母女对话，要到2006年初春。那天窗外还飘着残雪，章含之看着刚签字的《乔冠华文集》打趣：“我要是倒下，可别把我和老乔埋一起，省得地下还听人嚼舌根。”洪晃当时没多想，只随口应道：“好嘞，您开心就好。”两年后，她才明白那其实是遗言的铺垫。

章含之的葬礼选在上海青浦福寿园。乔冠华的铜像矗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二者相距一千多公里。很多故交疑惑：同甘共苦二十多年，却阴阳两隔不同穴？洪晃解释得很简单：“妈妈不想让活人再掂量旧的是非，她给自己找了个两全做法。”众人恍然。

要弄懂这“聪明”，得先看章含之与父亲的跌宕关系。1949年夏，她14岁，刚从上海抵达北平，对父亲章士钊的政治选择心存怨气——那时老章担任北平军管会顾问，被学生视作“旧人”。少女冲进书房质问：“你镇压过学生吗？”章士钊翻书不抬头，只回一句：“书里自有真相。”简短回应，让叛逆期的女儿暗暗较劲。

1957年1月，章含之戴上党员徽章，第一时间跑回家告诉父亲。老章摸着胡须笑，说了两字：“好哇。”一句淡淡的认可，融冰三分。此后父女感情渐浓。1973年，92岁的章士钊赴港促统未归，两个月后噩耗传回北京。章含之抱着骨灰盒，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失声痛哭，“从前我不懂事。”她后来私下对友人说，“要是有来世，愿意再当他闺女，好好孝顺。”

父亲走后十年，丈夫乔冠华又在1983年9月倒在病榻。临终时，他刚喝下几口蛋白水，眼睛半合。章含之抓住他手腕，声线颤抖：“老乔，坚持！”乔冠华却再没回应。多年后她在自传里写道：“那一刻，像天塌下。”重压之下，她服药自尽未遂，靠朋友昼夜守护才慢慢恢复。

恢复途中，她想明白两件事。一是必须替丈夫整理遗稿，让后人知道那位在联合国会上击节高呼“One China”的外交家真实模样。二是自己百年之后，不合葬。因为自两人结合起，外界议论从未停歇；而在父亲坟前，她却总能找到心安。于是她把乔冠华生前剪下的两缕头发封存在密封袋中，嘱托护士长：日后同她骨灰一并下葬。既满足情感，又避开指摘。

忙碌成为她对抗创痛的方式。90年代，她在北京、上海、青岛各留一位裁缝订制服装，行李箱永远收拾得像随时出访。每逢新书上市，她坚持站完整场签售，即便脚踝肿得走不动，也要拄着拐杖笑着向读者挥手。“我要活得体面。”她在电视访谈里这样说。

2007年盛夏，肺纤维化加重。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她却坚持翻译自己的英文自传，担心文句拿捏不够精细便起夜查词典。护士劝她休息，她摆摆手：“时间不多，字能救命。”半年后病情恶化，无力再握笔，她让护士长最后确认遗嘱——仅一句合葬父亲。

火化那天，洪晃把两缕头发放入母亲骨灰盒，又折身取来一方小篆“含之”玉印，轻轻压在发丝旁。“妈妈走得周全。”她低声自语。几位老外交部同事点头称是：章含之用这种“曲线方式”维系了父亲与丈夫、过去与现在，也给了自己最自在的归宿。

值得一提的是，福寿园下葬仪式极简。没有长篇悼词，只有工作人员念出生卒年月。“把复杂留给活人，把简单留给逝者。”这是章含之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此刻，洪晃终于听懂母亲真正要表达的：岁月已翻页，尘埃也随风，让爱与牵挂在心底私语即可。

从台上侃侃而谈的翻译官到病床上写作不辍的老人，章含之做出看似悖论的决定，却合乎她一贯的行事方式——在人声鼎沸处保持体面，在流言蜚语中守住分寸。因此洪晃评价“妈妈是个聪明人”，既是女儿的钦佩，也是对那段复杂家国往事的微妙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