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熊伯涛被授少将，刘亚楼送去两瓶茅台，熊伯涛：他这是道歉

1956年1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城里冷风刺骨。总参作训部的一名年轻参谋抱着一个木匣子，踏着薄雪来到阜成门内的一处四合院。院子主人是刚在上一年授衔时披上少将肩章的熊伯涛。年轻参谋递上木匣，轻声说了句：“刘参谋长的心意。”话音落下便立正敬礼，转身离开。

打开匣盖，两瓶茅台映入眼帘，瓶口用红绸仔细扎好。熊伯涛抬了抬眉，略带沙哑地对身边警卫说：“他这是在赔不是。”除此再无多言。警卫诧异，却不敢多问。短暂而无声的场面，背后却压着二十多年未曾正式翻出的旧账。

熊伯涛出身湖北黄陂，生于1908年，家境清寒。父亲想让儿子跳出土地的束缚，硬是在欠账的情况下把他送进私塾。1923年，他考入武汉一家私立中学，恰逢新文化运动余波未平，青年社团、马克思读书会在校园里此起彼伏。思想的种子由此落地。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蔓延。为躲避搜捕，他辗转离鄂北赴河南。郑州郊外的军官学校成为他的新归宿——冯玉祥部办学急需生源，熊伯涛凭一纸介绍信顺利入学。校中的地下党很快发现了这位老农协骨干，将他吸纳进兵运小组。

1930年夏，中原大战令冯氏部队元气大伤，不久就被编为二十六路军。1931年“九一八”后，军中抗日呼声高涨。“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让不少青年军官摩拳擦掌。地下党趁势展开争取工作，熊伯涛也在其中出力。

1931年底，有人向南京密报：二十六路军内部潜伏赤化分子。蒋介石雷霆震怒，下令缉拿。形势逼迫起义提前酝酿。1931年12月14日凌晨，在赵博生、董振堂的推动下，二十六路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宁都宣布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熊伯涛时任四十一师作战科长，旋即晋升一二二团团长。

这里必须提到另一位年轻人——刘亚楼，比熊伯涛小五岁，黑龙江尚志人，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就进了红军总部作作战科参谋。1934年春，中央红军刚刚脱离第五次反“围剿”的连绵血战，部队情绪复杂，内部的政治警觉空前紧张。

恰在此时，熊伯涛随红一军团二师南移。途中一次夜行军，他与副师长刘海云谈起冯玉祥，说冯虽有动摇但仍“抗日有心”，还感慨旧同学的抉择不易。话语被刘海云理解为“对旧军阀存幻想”，后者当即向时任政委刘亚楼报告。

刘亚楼性情直爽，加之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对起义军官天然保持警惕。他火速在支部会上指出熊伯涛“动摇”，未经深查便宣布开除党籍，并将其送至军团教导营。会后，刘亚楼只留下一句话：“先去反省。”

失去党籍，对任何红军指挥员都如同“摘勋章”。然而熊伯涛没有埋怨，白天教课，晚上伏案改编射击教材，还自制教具演示射角。教导营学员出操时常低声议论：“这位熊教员真是拼命。”

1935年9月，红军抵达哈达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谭政重启调查，调阅多方口供，最终认定刘海云的反映“失真”。熊伯涛党籍得以恢复，补记两年党龄。刘亚楼找上门，声音低沉：“那时太急了，对不起。”熊伯涛微笑作答：“革命队伍要向前，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此后十余年，两人各奔战场。熊伯涛率部转战百团大战、鄂豫皖会战；抗战胜利后，他又随刘伯承入晋冀鲁豫。辽沈战役打响时，刘亚楼已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主持辽沈总前委作战室。天南地北，两人偶有电报往来，却再无深谈。

1955年1月，中央决定实行军衔制。评衔委员会先后召开七次会议，档案材料堆成小山。熊伯涛在解放战争中任兵团参谋长，多次获一级勋章，若论资历、战功，中将几乎板上钉钉。然而当年“开除党籍”一栏仍躺在履历表上，虽已销案，可对照评衔细则，政治纪录“有瑕疵”者需酌减一级。于是，他出现在首批少将名单中。

八月底，授衔典礼落幕后，熊伯涛端详肩章，脸色如常。熟识的战友明白，这枚“少”字背后承载的并非能力问题，而是一段误会。

授衔结束后的一周，刘亚楼了解到原委。彼时他已是空军司令，忙得脚不沾地，仍嘱随员：“务必要给熊伯涛同志送点心意。”纠结再三，挑了两瓶茅台——那是空军后勤前年配发的慰问酒，算不上贵重，却颇见诚意。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警卫忍不住问：“首长真收下啦？”熊伯涛把酒抬回屋，淡淡回应：“他欠我的，不收才怪。”看似玩笑，实则释然。

之后两人偶有电话寒暄，谈的多是飞行训练、部队给养，还会提起酒香。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因病与世长辞。追悼会那天，北京细雨连绵，熊伯涛手扶灵车，行至东安门，军靴在青石板上发出低沉的声响。告别时，他把右手放在军帽檐上停留了几秒，没有言语。

翻阅档案可见，误判与道歉在革命队伍中并非孤例，但愿意补救者并不多。刘亚楼用了茅台，熊伯涛用沉默，两种方式共同完成了一次迟来的和解，也让后人明白，信仰坚定不必畏惧一时委屈，错失的或许可补，错过的信任却难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