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赞援建铁路，需一亿英镑，毛主席下令：必须援助，事后看很高明

1964年11月的一个深夜，外交部办公楼的窗户依旧透着光。文件上写着“坦桑—赞比亚铁路可研报告”，总造价一亿英镑。会议气氛有些凝重，谁都清楚，数字后面的压力不仅是资金，更是政治博弈与国际舆论。就在讨论快陷入僵局时，周恩来一句“把材料送到主席那里”打破沉默，决定权交给了中南海。

隔天拂晓，毛主席翻完厚厚一摞资料，把笔重重搁在桌上：“一亿英镑算什么？非洲兄弟需要，我们出手！”一句话定调。会场里没有掌声，只剩笔尖急速划过纸面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重新核算时间表与物资清单。消息用加密电报送往达累斯萨拉姆，尼雷尔看到“必须援助”四个字时，先是怔住，随后对身边人低声说：“这次真有戏了。”

追溯这条铁路的雏形，还得回到1952年英殖民政府的测线。技术难度不算高，可没人愿意掏腰包开发沿线荒原。进入60年代，坦赞两国相继独立，摆脱封锁成了第一要务。铜矿出口被罗得西亚铁路掐住喉咙，卡翁达甚至放话：“宁可多花十年，也要把铜运到自己的港口。”两国跑遍世界银行和伦敦、华盛顿，得到的答复相似——“不划算”。那股失落扩散到整个非洲大陆，直到中国方案出现。

周恩来心里清楚，单靠一句“支持解放运动”还不足以服众。于是先放风：中方同意派勘测团，西方如果愿意插手，随时欢迎。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国务院紧急研究备忘录，提出“公路替代计划”拖延决策；英国财政部却明确拒绝追加预算。资本算得精，修1700公里铁道不但回本慢，还潜藏政治风险，他们更担忧的是：若中国技术团队顺利立项，非洲多国将把目光投向东方。

1965年2月，尼雷尔第一次访华。刚走下飞机，他仍忐忑不安，直到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刘少奇、周恩来、陈毅才放松。会谈仅十分钟，刘少奇便给出肯定答复：“帝国主义不干，我们干。”尼雷尔激动到拍着胸口直说“心都快跳出来了”。周恩来补充细节，主权归坦赞，两国培养自己的运营团队。西方媒体得知此事后称“中国在东非掘开了政治走廊”，字里行间透露焦虑。

紧接着的半年里，中方派出三十余名勘测骨干赴现场。淋雨、涉沼泽、钻密林，工程人员每天只能带一壶温水和干粮。有意思的是，测线途中看到斑马群，年轻技术员随口感慨“要是碰到老虎就刺激了”，随行翻译摇头：“非洲没老虎。”这句玩笑后来被毛主席借来活跃气氛。

1967年9月，北京迎来关键时刻，三国正式签署《修建协议》。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会客室，毛主席看看卡翁达，又看看尼雷尔，笑着说：“1700公里不是事，只要心齐。”他忽然问周恩来：“山上真没老虎？”一句轻松话让房间里爆发笑声，紧绷的神经瞬间松弛。那天晚上，各国代表彻夜讨论施工组织，外电却只捕捉到“中方一掷千金”的新闻点。

资金落实后，物资调配才是真考验。国内“轨枕紧缺”与“机车出口审批”几乎同步扑来，铁道部多次把图纸改到深夜。不得不说，越南战场牵制了大量资源，中央仍拍板优先保障坦赞铁路，力度可见一斑。周恩来特别强调八项原则：不拿受援国一针一线，不搞特权。这条铁规甚至延伸到香烟。1972年坦桑尼亚政府同意对中国职工开放免税烟酒，电报传回北京，当晚周恩来批示：立即补交税款，向尼雷尔致歉。

铺轨期间，59位中国工程师长眠异乡。乞力马扎罗山脚下，那片小小墓园常年鲜花不断。当地老人说：“他们把路留给了非洲，把生命留给了这座山。”1975年7月，最后一颗扣件锁定，列车汽笛划破清晨的薄雾。距毛主席拍板不到十年，施工总周期被硬生生压缩，兑现了“用不了六年”的豪言。

铁路通车的消息传回联合国，赞成我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投票中，非洲国家举手最齐。当年场外流传一句玩笑：“铜矿运抵印度洋的那天，中国坐进了安理会。”话虽夸张，却点明了坦赞铁路的战略分量——它让世界重新评估新中国的工程实力与政治信誉。

回头细算，不到十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换来的是非洲二十余国的信任与支持，也冲击了殖民体系最后的经济纽带。毛主席那句“必须援助”在当时听来豪气，如今回味，确是高明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