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一八路军营长叛逃，杀害200余名干部群众，被战士5枪毙于闹市

1941年12月5日凌晨四点，潍县以北的寒风在田野里拉扯高粱梗，刘敏握着沾霜的短枪，听见耳边有人压低声音：“这活儿成不成，就看今天。”一句话收住了夜色，也揭开了寿光公安局代号“猎狐”的序幕。

消息是头天夜里送到的——土顽张景月准备把手下那个新投来的政工团团长吴吉亭推到邢姚集市“露面接头”。吴吉亭原是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一团一营营长，黄埔济南分校旧生，党员七年，枪法一流，这层背景使他对根据地的地形与干部情况门儿清。投敌后短短几个月，他带人掀起“浊北惨案”“北河血案”，两百多条命横陈村巷，寿光东南的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一时间人心惶惶。

吴的堕落并非一朝。1930年前后，他混进寿光地下党时还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可到了1938年山东纵队编成，他没能当上团长，内心开始失衡。纪律整肃日紧，他嗜烟酒、打骂兵、调戏妇女的毛病被放大。调去鲁南抗大一分校，先是怼炊事员，再是私自离校，最后被张景月一捧，索性弃旗易帜，“政工团团长”一顶帽子戴得顺溜。

1941年初冬，清河区公安局接到分局指令：吴吉亭必须除掉。“不打则已，打则必杀。”局长韩洁石在窑洞里摊开地图，一根炭条圈出邢姚镇十字街口。情报员赵文卿补充：吴每逢集日只带四名卫兵，最松懈的时刻是他挑糕点、验银票，那几分钟卫兵视线分散。大家对视一下，心里都亮了。

潜伏需要门面。刘敏、李成义、刘维寅三人在田里滚了三天，把脸晒得漆黑，袖子缝补得像真庄稼汉。带路的李树桐是崔家庄渔民，平日用筐挑鱼虾出入据点，吴吉亭认得他。临行前，韩洁石把“马牌”“枪牌”两支手枪递到刘敏手里，只说一句：“子弹不够，动作就得准。”

第一次行动是9月6日。天刚亮，三人混在人流里进入邢姚西门。岗楼刺刀闪冷光，他们佯作讨价还价，一路挤到花市边的十字路口。十点不到，吴吉亭叼着香烟晃了出来。正要动手，四名伪军团长带兵撞上来，人堆里枪口林立，硬打必然炸窝，只能暂避。一撤就是半个月，但路线、岗哨、集口的呦喝声，全记下了。

9月20日，再逢集日。高粱已割，接应的战士缺了天然掩护，渤海军区特意抽一个排布在村南河滩。除叛小组缩成三人：刘敏主打，李成义副打，刘维寅压卫兵。天灰蒙蒙，他们扛着空鱼筐与李树桐并肩进集。

人群里杂着卖针线的小贩、收药材的伙计，还有张景月暗布的探子。吴吉亭准点出现，依旧大摇大摆。刘敏轻扣耳垂，暗号发出。李成义侧身挡住一个卫兵的视线，刘维寅悄悄把枪口抬高半寸。吴吉亭站在糕点摊前，刚掰下一块青红丝豌豆糕，枪声炸裂——

“啪！啪！啪！”三发子弹接连撕开秋日的闹市。吴的身体一僵，后仰倒地。周围人还没反应过来，李成义冲上去，“别让他喘气！”五声短促的枪响，血溅糕案，巨大的身躯再无声息。两名卫兵尚未扣扳机，就被刘维寅放倒，余下的慌不择路钻进人潮。

惊呼四起，刘敏抬枪朝天连开数发，高喊：“快跑！”炸裂的空气带动人流翻滚，小贩的草帽、布匹、鸡笼倒成一片，尘土遮了视线。三人顺势挤进东南角胡同，接应小队随后掩护跳沟翻墙。伪军调来骑兵追击，拐进河滩却扑了个空，早被游击排引到苇荡里兜圈。

入夜，寿光县公安局的院子里亮着煤油灯。刘敏递回空枪，一个字没说，把藏了多年的几块银元按在桌上。墙角立着缴来的敌枪与吴吉亭的皮带、腰刀，铁鞘上血迹未干。外头街道，却已传来稀疏的鞭炮——老百姓自发点响竹，庆贺孽障伏法。

吴死后的第三天，清河区委电令全区：“坚壁清野，扩充民兵，拔掉邢姚据点。”张景月仓促回防，势力日渐缩小。那些被摧毁的党支部很快在群众掩护下重建，浊北、北河的祭台前，新竖起的白幡告诉人们：血债可以清算，叛徒没有退路。

这场暗战在史册上只留下寥寥数语：1942年9月20日，国民党军政工团团长吴吉亭于邢姚镇被击毙。但在老寿光人的记忆里，那五声枪响与糕点铺飞溅的面粉、血泊中的卷烟味，成了对背叛者最沉默也最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