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的一个寒夜,淮海战场硝烟弥漫,潘宗道翻遍一处临时阵地,意外捡到一双崭新的布鞋。炮火停歇的间隙,他把鞋塞进怀里,琢磨着要送给那个刚补入连队、总是赤脚跑通信的山东小伙——国丰永。短促休息时,潘宗道把鞋递过去,只说了一句:“穿上,别磨破脚。”一句朴实关怀,成了两人长达数十年情谊的起点。
济南战役结束后,第26师被抽调休整,西海军区独立二团并入部队。两人同乡,同岁数,相似的贫寒出身,让他们迅速从上下级变成朋友。战事紧,每晚蹲在火堆旁,他们常聊家乡的煎饼和黄河的风声。潘宗道年长,两鬓早生霜,被弟兄们唤作“老潘”。国丰永却坚持喊“潘指导员”,军令如山的习惯早已刻进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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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天渡江时,潘宗道带的连损失过半。浦口江面水炮轰鸣,国丰永给指挥所送完最后一份口令,趴在壕沟里听见子弹贴着头皮嗖嗖飞,他回忆起那双旧布鞋,心口猛地一紧——人活一口气,那个送鞋的人还在不在?等战斗结束,两人各自清点伤亡,确定对方仍然活着,才无声地咧嘴笑。那是一种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懂的轻松。
1950年10月19日晚,志愿军第一批部队跨过鸭绿江。临出发前,潘宗道已升为某师营教导员,匆匆找到调往第九纵队炮兵团的国丰永,握住他手腕,“老弟,好好活着,回来争取入党!”灯光昏黄,寒风呜咽,谁也没想到那一握竟是长达68年的别离。
朝鲜战场情报闭塞,美军空袭猛烈,两人再无书信往来。长津湖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暗夜里,国丰永裹着棉被守无线电,冻得牙关打战;而在三所里高地,潘宗道组织突击,炮弹炸碎山石,连队伤员不断增加。战后统计,全连一百三十余人,仅三十八人归国。潘宗道在心里默念名单,国丰永的名字他不敢往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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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国丰永复员回山东牟平,当了庄稼把式;潘宗道留在部队,一路做到集团军政治部副职。一个成了泥腿子,一个成了首长,时光却把他们同时推向迟暮。两人各自操劳,消息全无。乡邻偶尔提起抗美援朝,他俩都只是摆手:日子过去了。
转机出现在2017年6月。烟台晚报刊登一篇老兵口述史,配图里那位精神矍铄的九旬老人正是潘宗道。国丰永拿着报纸,手抖得厉害,连声念叨:“真是他,真是他!”他让在无锡服役的儿子四处打听。部队信息保密,但儿子凭着老兵口碑、连夜求证,终于在2018年春节前查到潘老的联系方式。
视频连线那天,屏幕一亮,两张布满沟壑的面庞同时愣住。短暂的静默后,话筒里传来颤声:“首长,我是小国——”“我知道!”简单四个字,让旁人瞬间红了眼眶。此后一年,双方家人多次沟通,敲定会面地点:2019年5月6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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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午后,93岁的潘宗道早早坐在市府门口。国丰永从面包车上被搀扶下来,还没站稳,就抬手敬礼。老首长踉跄几步迎上去,两位白发苍苍的老兵紧紧相拥,胸膛发出的抽泣声比任何礼炮都震撼在场人的耳膜。后来回忆细节时,围观者只记得一个细节:他们握着对方的手,一刻也不愿撒开。
大椟酒过两巡,话题兜兜转转又回到那双布鞋。国丰永说,打那以后,再苦再累也没舍得穿坏它,一直珍藏到新中国成立。“要不是你,我恐怕早冻死在宿营地。”潘宗道只是摆摆手,“那算什么,咱们能活到今天才是真福气。”说罢,两人都沉默了,他们明白,再多的叙旧也唤不回那些留在江南江北、长津湖、上甘岭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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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他们依旧保持通话。国丰永耳背,拿着话筒要贴紧左耳,潘宗道语速慢得很,却字字清晰。最常问彼此的仍是那句老话:“身体可好?”这个连已经只剩他们二人,谁都明白,彼此的声音一天比一天珍贵。
有人说,战争的残酷在于瞬间夺命;而对幸存者来说,更长久的考验是之后的寂静。活着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记得。六十八年的风霜,让当年的热血战士走到白发苍苍;但那双遗留在行李箱角落的布鞋和一句“好好活着”的嘱托,却将他们的共同记忆牢牢系在一起。
抗美援朝胜利已经七十载有余,老兵们正悄悄离去。潘宗道和国丰永这场迟到的握手提醒人们:历史并不遥远,它就藏在一双珍藏的布鞋、一张老报纸和两声颤抖的呼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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