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统治民族，为什么清朝蒙古人口却暴减一半？从216万到171万

文|赵赵 编辑|赵赵

1949年，陈巴尔虎旗做了一次人口调查，结果令所有人震惊：这里的婴儿死亡率高达295‰，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6‰，平均寿命仅19.6岁。更可怕的是，一位叫拉达那巴斯尔的妇女八年内生育五次，五个孩子全部在哺乳期死亡。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梅毒。而在清朝初年，蒙古族总人口约216万人，到清末仅剩171万人。在同一时期中原人口暴增的背景下，作为清朝统治民族之一的蒙古人，为何反而人口锐减？

喇嘛帝国

清朝中叶的一个场景：察哈尔草原上，一个蒙古家庭有八个儿子，七个被送去当喇嘛，只有一个留下娶妻生子。

这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到清朝中叶，蒙古地区的喇嘛数量达到惊人的25万人。光绪时期的活佛数量更是达到了243人，喇嘛数量占到了蒙古成年男性人口总数的40%到50%，察哈尔和锡林郭勒地区更是超过了60%。

想象一下，在一个部落里，每两个成年男子中就有一个是喇嘛。

藏传佛教在蒙古的传播由来已久。13世纪中叶，蒙古人开始接触藏传佛教，但仅在贵族间流传。真正的转折点是明朝中后期的俺答汗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在蒙古地区大范围传播，传统的萨满教反而成为了"非法宗教"。

到了清朝，藏传佛教得到了清廷的大力扶持。乾隆皇帝认为"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承德及口外各地大兴土木，宗教寺庙随处可见。

数字更为惊人：

内蒙古地区的佛寺数量超过了800座，平均每个旗达到了20座，个别的旗甚至有60座。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个县有20座大寺庙，某些县高达60座。

但这场宗教狂欢的代价是什么？

首先是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如此庞大的喇嘛群体，不仅不利于民族群体的正常婚配，还严重挤占了劳动力。七八个蒙古男子只有一个能娶妻生子，而一个蒙古女子却成为多个男人的"临时妻子"。

1926年，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记录了他经过外蒙古时看到的景象："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

更致命的是经济负担。

喇嘛阶层享有较高的生活保障，平均下来每年至少二三十两白银进账，和当时要上战场搏杀的八旗兵基本上一个收入水平。供养这样一批数量庞大的高收入群体，给蒙古本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统计，每年蒙古地区都需要为供养喇嘛支付整整125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牧民每年都要承担8两左右的白银。

对比一下：一个普通牧民一年的收入可能只有十几两银子，却要拿出8两供养喇嘛。这相当于拿出50%以上的收入养活这些"不事生产"的宗教人士。

最荒唐的是"进藏熬茶运动"。

最奢侈的一次进藏活动，消耗的物资总计折合1.08万匹战马，534万只羊，54万担小米，这种进藏熬茶运动将蒙古高原地区的大量的财富输送到了西藏地区，造成了蒙古本地区的物资缺乏。例如察哈尔地区在康熙年间有牲畜300万，到了清末仅剩下39万，整整缩水了十分之九。

这是什么概念？一个地区的牲畜从300万减少到39万，相当于财富蒸发了87%。

梅毒帝国

如果说喇嘛制度是慢性毒药，那么梅毒就是急性瘟疫。

1930年代，一位叫马鹤天的学者在《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中记录了令人震惊的数据："男女花柳病均很多，据去年第三国际调查，三百家中，仅一人真正无花柳病，可算是世界第一了"。

300户人家，只有1人没有性病！

1931年，蒙藏研究学者黄奋生在内蒙古地区考察时发现："纯游牧社会的蒙古，如锡、乌等盟，染花柳病的几占90%。"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写道："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伊克昭盟在满清统治初期约有蒙古族40余万，而至1949年仅余不足8万人，在大约250年的时间内减少了80%；呼纳盟陈巴尔虎旗在20世纪30年代尚有蒙古族7000多人，而至1950年时仅有4072人；锡林郭勒盟在满清朝末年有84000多人，到1936年只剩36000人，减少了57%。

更残酷的是代际传播。

1953年翁牛特旗的调查显示，很多家庭因为梅毒而成为绝子户。如二区四村的患者拉达那巴斯尔夫妇八年前患梅毒，前后生育五次，小儿均在哺乳期死亡；三区一村的患者舍德格，由夫感染梅毒，生育4次（二男二女）均不到一周就患梅毒而亡。

想象一个母亲的绝望：她怀胎十月，忍受分娩之痛，却眼睁睁看着孩子一个接一个在哺乳期死去。八年，五次，五个孩子，全部死亡。

梅毒是如何在蒙古草原肆虐的？

首先是性别结构失衡导致的混乱性关系。大量男性当喇嘛，理论上应该禁欲，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19世纪法国传教士的记录揭示了真相："喇嘛虽为僧人，实多藏女于庙，不乏淫事"。

《蒙藏调查报告书》（1931年，中华民国内务部）记载："蒙古旗人口中僧侣比例极高，尤以喀尔喀、乌珠穆沁等旗最甚。年长者多不持戒，年幼者入庙不识字、不识经，庙堂形同宿营。私交妇人者、庙中乱性者，屡有举报"。

其次是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华北防疫年报》（1933年）记载："在绥远、张北、库伦地区，性病患者多转投喇嘛医治，拒绝现代注射药物，病情难以控制"。

藏医用什么治疗梅毒？汞。《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藏医用汞来治疗蒙古人中间的性病，但是这种疾病仍然蔓延并继续造成损失"。用汞治疗梅毒，这不是治病，这是慢性自杀。

最令人心痛的是，哲布尊丹巴活佛本人也患有梅毒，鼻子都烂掉了。这位宗教领袖的形象，成为了整个蒙古悲剧的缩影。

财富流失与被遗忘的征兵

如果说喇嘛制度和梅毒是蒙古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那么清朝的征兵政策和财富掠夺则是被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清朝对蒙古的征兵比例远高于汉族。清初时，一次就从蒙古族中征兵18843名，组成蒙古八旗，连同家属长期驻防内地各省，以后又调察哈尔兵驻防新疆。清末，在国内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及反抗英法联军入侵战斗中，都大量抽调蒙古军作战。

这些蒙古军人有的长期在外不再回内蒙古，直接减少了当地蒙古族人口。更重要的是，战争导致大量青壮年男性死亡。

以锡林郭勒盟为例，清朝初期有8万余人，到1937年下降至4万人，这与清政府从当地大量征集骑兵有直接关系。

再看财富流失。

前面提到的"进藏熬茶运动"只是冰山一角。清朝末年，蒙古地区的经济已经被彻底掏空。理藩院规定:"喇嘛之辖众者，令治其事如札萨克"。例如哲布尊丹巴活佛，其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当地的驻军长官。

贫富差距有多大？

普通牧民拮据度日，每年要拿出8两白银供养喇嘛，而哲布尊丹巴活佛的生活水平比驻军将领还高。这相当于今天一个农民工每年收入3万元，要拿出1.5万供养和尚，而和尚的生活水平比省军区司令还高。

清朝末年，蒙古人对清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随着蒙古族的衰落，对清朝不再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也就开始遭遇了清政府前所未有的冷落，礼遇规格一降再降。蒙古族民众在极度贫困的环境里，产生了抑佛排佛的共识。

到了民国时期，情况更加恶化。

1934年时，绥远省有蒙古族人口23万人，其中喇嘛则有近3万人，占总人口的13％，占男性人口25％左右。鄂尔多斯地区在清朝初期总人口为21万人，到1937年下降9万余人。

最终的数据触目惊心：

从19世纪初至1949年，内蒙古蒙古族总人口从103万减少到835000人，140年总共减少人口19.5万人，年平均递减率为0.15%。

要知道，同一时期中国人口从3亿增长到4.5亿，增长了50%。而蒙古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近20%。

更讽刺的是，只有转向农业的蒙古人，人口才有所增长。

土默特旗在清初就农业化了，当地的蒙古族也都经营农业。清初有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口45000人，民国19年（1930年）已增长到60346人。在哲里木盟，科尔沁六旗与扎赉特旗在清初时共有75000人。在清中期以后，当地的蒙古族人民大都转营农业，人口也开始增长，到民国元年（1912年）已达到193000人，1937年是314447人，100余年中人口增长319.26%。

这说明了什么？游牧+喇嘛制度+梅毒=人口灾难。只有摆脱这个死亡组合，蒙古人才能存活。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清朝蒙古人口的暴减，是一场由宗教狂热、性病肆虐、财富流失和征兵消耗共同造成的悲剧。

喇嘛制度表面上是"尊重宗教"，实际上是用宗教绞杀了一个民族的生育能力和经济活力。当40-60%的成年男性成为喇嘛，这个民族的未来在哪里？

梅毒则像幽灵一样，在草原上游荡了一个多世纪。300户人家只有1人没有性病，17-25岁青年85%患病，这不是医学问题，这是社会崩溃。

财富流失和征兵消耗更是雪上加霜。一个地区的牲畜从300万减少到39万，一次进藏熬茶耗费534万只羊，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征兵，蒙古社会的根基被彻底掏空。

从216万到171万，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无数生命的消逝，无数孩子在哺乳期的夭折。

历史学家说，清朝对蒙古实行"满蒙一家"政策。但这个"一家"的代价，是蒙古民族在268年间人口不增反减，是那些在梅毒折磨下痛苦呻吟的病人，是那些看着孩子一个个死去却无能为力的母亲。

今天，蒙古族人口已经恢复到650万，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数为422万。但那段从216万跌到171万的历史，那些被喇嘛制度、梅毒和贫困吞噬的生命，永远镌刻在历史的墓碑上，提醒我们：任何以"保护"、"尊重"为名义的政策，如果最终导致一个民族人口锐减，那就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