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日本国会议员，1亿日元天价竞选经费，花得有多让人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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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政治资金是“搞活政治的燃料”，有人说，政治资金是“万恶之源”。但不管怎么说，在日本，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仅公布的政治资金总额，就一年比一年增加。1988年高达3073亿日元。几乎是1976年1097亿日元的3倍。年递增率超过10%。

这3000多亿日元虽然是所有政党和政治团体的政治资金总和，但并不包括对政治家的贿赂、股票收益及政治家的个人资金等未予公布的部分，如果这些都算在内，恐怕要超过1兆日元。

那么，如此庞大的政治资金究竟干什么用呢？

1、费钱的选举

在日本，主要就是指选举活动，政治资金的大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于选举。从公布的政治资金动向来看，每当有大的选举活动的年份，政治资金总额也急剧增长。

例如1983年，进行了统一地方选举、众议院选举和参议院选举这三次大选举活动，因此，政治资金总额比上一年增长32%，没有大选举活动的1984年，政治资金减少21%，而举行众参两院同时选举的1986年，又增加23%，政治资金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日元大关。这说明，选举是政治资金的最大用场。

尤其进入80年代以后，每当选举之年，政治资金总额的增长幅度之大更令人吃惊。这是因为，80年代的选举，多次出现执政党和在野党几乎平分秋色的局面。对双方来说，选举结果都难以预测，这就使选举竞争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局面，政治资金总额也随之大增。

这一事实说明，为了扭转变化莫测的选举形势，唯一的办法是投入大量政治资金。但事实上投入大量政治资金之后也并未完全消除选举形势中的不确定因素，下次选举只好投入更大的资金，这就形成政治资金急剧膨胀的恶性循环，政治也便陷于金线的泥潭之中。对一般国民来说，政治和金钱几乎成了同义语。

那么，政治家是怎样用金钱从事选举活动的呢？情况尽管因人而异，但政治家的支出，一般不外以下四项：①人头费，②交通通讯费；③事务所费；④活动费。

1989年春，《朝日新闻》政治部以100名自民党国会议员为对象做过一次抽样调查。这些议员平均每年支出9471万日元，其中5000万至1亿的37人，1亿至2亿的35人，不满5000万的14人，超过2亿的3人，“说不清”的11人。

另外，“理想政治研究会”所属的10名自民党新当选议员也对自己的支出分别作了一个统计，结果是，每人平均支出1.1645亿日元，其中活动费4476万日元，人头费3982万日元，这两项占比重最大，其次是交通、通讯费1993万日元，事务所费1192万日元。

这两项调查结果表明，自民党国会议员每年平均花销在1亿日元左右，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但这是指没有选举的年份，如遇选举则超出此限。1986年众参两院同时选举后，《朝日新闻》社对100名自民党国会议员作了抽样调查，其中54名作了回答，情况是：5000万以下的10人，5000万至1亿日元的17人，1亿至2亿日元的19人，2亿日元以上的8人。

2、政客如何花钱选举？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这一亿日元是怎样花出去的。

首先说人头费。在日本政治家的日常开支中，花项最大的是人头费。根据规定，每个议员在国会议员事务所（议员会馆）有2名秘书，工资由国家支付，但是，议员们为了应付选举，拉拢支持者，还必须有自己的一班人马，诸如秘书、事务员、司机等，而这些人的费用都由议员自己支付。

据《朝日新闻》政治部抽样调查，在100名被调查的议员中，每人平均雇用工作人员13.1人，其中最多的雇53人。又据新当选10名议员的报告，平均雇用16.2人，最多的雇38人。北海道第四选区的鸠山由纪夫是新当选的自民党议员，他为了“让国民了解政治家的真实面貌”，主动公布了自己的雇人情况。他一共雇用了38人，其中东京6人，选区32人，每年人头费高达8650万日元。

他自己不无夸耀地说：“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庞大的选举班子，我才掌握了选区的动向和情报，得以当选”。

也有人自称没有“人头费”。这并非意味着没有自己的一班人马，而是这些人的费用均由支持他的企业支付，企业免费向这些议员提供秘书和司机、汽车等，这样看来，年平均3000万日元的人头费恐怕就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数字。

其次是活动费。所渭活动费，包括政策活动费、婚丧嫁娶费及后援会活动费等。

这里所说的政策活动费，主要是指政党为达到某一政策目标，在国会内外从事政治活动时所需要的经费。在自民党的收支账目上，一度将其称为“国会对策费”。例如，1965年上半年，支出“国会对策费”14笔，2575万日元，下半年19笔，1.194亿日元，1967年上半年，支出18笔，1.42亿日元。

根据自民党的解释，所谓国会对策费，包括党总部组织局为自民党国会议员支付的活动经费、午餐费及国会对策委员会的办公费等。但是，仅仅这几项经费，当时就达到每年3亿日元，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所以在1967年第55届国会上，公明党负责人提出这一问题时，当时担任首相的佐藤荣作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一时引起国会纠纷。为此，自民党在以后的政治资金报告中，把国会对策费限定在每年3000万日元左右，1982年以后在自民党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国会对策费”一项索性被取消。

但是，自民党的政策活动费，不但没有因为取消“国会对策费”而减少，反而逐年增加，只不过名称改为“组织活动费”罢了。

1988年，自民党的组织活动费总额高达57.4亿日元，比前一年的30.9亿日元几乎增长1倍。

这是因为，1988年虽然不是选举之年，但国会围绕消费税法案，执政的自民党和其他在野党处于极度对立的状态。自民党的部分议员也反对这一法案。

所以，自民党虽然在国会处于优势，但该法案有可能在国会通不过，自民党核心人物为使其顺利通过，便在党内外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宣传活动，而这笔宣传费用便是所谓组织活动费。在国会审议消费税法案的1988年6月，自民党在一个月内就支出1亿多日元的“活动费”。仅6月29日一天就支出4820万日元，由此可见，围绕消费税问题，“地下活动”多么活跃。

所谓“地下活动”，是指国会正式召开之前各党派之间进行的幕后交易。各政党内设有国会对策委员会，在法案提交国会之前，各政党的“国对委员”进行密切接触，尽量避免在国会上发生冲突。在接触过程中，金钱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据说，在消费税法案提交国会之前，自民党每天要支出上千万日元的“活动费”。

在该法案交由参议院通过之前的1988年12月，自民党干事长一个人在一个月内就支出活动费2亿多日元，这些钱显然大都花在为消费税法案顺利通过而展开的地下活动方面。

在国会审议之前，各政党的少数国会对策委员们先进行协商，以免发生正面冲突。这一做法日本称之为“国对政治”。“国对政治”在避免出现国会上强行通过、拒绝审议等非常局面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在野党通过事先交涉，可获得修改法案的具体成果，总比执政党强行通过要好。

但是，“国对政治”也有不少弊病，一是在国会正式审议之前，在少数“国对委员”之间早已基本达成协议，使国会审议徒具形式，二是在国对委员进行“地下活动”时，往往采取用金钱收买的方式，用于国会对策的活动费就是指这些用场。

此外，在国对委员平时交往中，也往往用金钱“联络感情”。甚至某些在野党的人被金钱所收买，使执政党和在野党通过国会相互制约的机能下降。一旦政治家个人之间的关系超过政党之间的关系，政治也便出现“密室化”现象。

例如，自民党议员浜田幸一在担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时，曾因出言不逊，在野党迫使其辞职，但浜田反驳说：如果你们再让我辞职，我就要把那些“背后活动”抖出来！他所说的“背后活动”，就是他就任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时曾向16位在野党委员分发过每人价值10万日元的商品券。从1988年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可以看到，自民党议员也购买过民社党的国会对策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散发的宴会招待券，而且数目可观。

自民党议员小此木彦三郎在担任国对委员长时，也购买过社会党的200万日元宴会券。这件事也是在1989年的国会上，执政的自民党和在野党摊牌时，小此木本人捅出来的。这些事实都说明，“国对政治”具有不可告人的不光彩的一面。

3、奇葩的婚丧嫁娶费

婚丧嫁娶费是日本政治家“活动费”中的主要开支之一。

如前所述，日本的政治资金主要用于选举。但这并非都直接用于选举。当然，选举前夕需要雇用大批人马做宣传、拉票工作，无疑要增加“人头费”，但是，为拉票而进行的收买人心的工作更是一项持久而费钱的活动。婚丧嫁娶费便是其中之一。

每当选民有红白喜事时，议员们必然要亲自前往祝贺或吊唁，有时由秘书代替，但不论亲自去还是秘书去，都要送上一个装钱的信封，内中钱数多少因人而异，多者一二万日元，少者也要几千日元，再加上两万日元一份的鲜花，一次总要花上三五万日元。据抽样调查，自民党议员一般每人每月要平均参加26.5次葬礼，9.6次婚礼。

政治家参加葬礼的次数远比婚礼多的原因，据说是参加葬礼的“效率高”。参加婚礼时，一般要被请入宴席，不能中途退场，葬礼则除关系至亲者外，点炷香便可退出来。

据抽样调查，自民党议员用于婚丧嫁娶的应酬费用，平均每人每年1667万日元（每月139万日元），约占总支出的14.3%。

此外，政治家还要参如诸如忘年会、新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据说每人每年平均参加116次这样的聚会。参加这些聚会也绝不能空手去，每次至少要带上1万日元。

葬礼和结婚仪式在农村地区比较讲究，而忘年会和新年会在大城市越来越盛行。日本的各种团体多如牛毛，越分越细，所以各种名目的忘年会和新年会也越来越多。自民党议员鲸冈兵辅是一位一向反对金权政治的政治家。而他的选区（东京第10选区)，忘年会等各种名目的聚会却又是全国最多的，可见反对金权的政治家，也没法摆脱这一现实。

1989年4月9日，在接受朝日新闻政治部记者采访时，他坦率地道出了真情，大意是：

“忘年会每年大约100次，新年会约500次，每年大体如此。有时每天要应付30多件，自己能出席的大约占30%，其余的由秘书出面。小学同窗会、同年龄人会、高尔夫球球友会、町内会、汽车协会、老人会等等，不二而足。少者十几人的聚会，多至上千人的宴会。每年的11月中旬到来年2月，还有外出旅游的新年会。每次约花3千至1万日元的会费，有时不交钱只带两瓶酒”，后援会活动费也是政治家活动费中的主要开销之一。事实上，婚丧嫁娶及其他各种名目的聚会，多数情况下是和后援会相重合的。

那么，政治家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来应付这些儿女情长的琐事呢？

道理很简单：为了选票。日本著名新闻记者石川真澄曾指出，自民党实际上是国会议员及准备竞选议员的候选人所组织的个人后援会的集合体。议员在选举时，都是依靠自己的后援会竞选，所以后援会是决定政治家政治生命的决定因素。应付婚丧嫁娶虽然是政治家的一大负担，但为了收买人心，却是绝对必要的。政治家决不会给毫无关系的人一分钱，他花钱都是有的放矢的，基本上都是给自己后援会内的人。

政治家活动费中的人头费，实际上也是为维持和扩大后援会而下的成本。所以，政治家每年1亿日元的支出，从本质上讲，都是为维持后援会而花出去的。

1989年3月，自民党政治改革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

议员围绕是否有必要取消赠送婚丧嫁娶费问题展开讨论。发言者赞否参半。

反对取消的人认为：

“我们请很多人参加后援会，为了加深同他们的接触，我们在日常活动中要全力以赴。选举时只能依靠他们。他们有了红白喜事，我们理应与他们同悲哀共欢乐。如果空手而去或者干脆不露面，那么后援会就不会维持下去”。

有人说得更直截了当：“（政治家）同后援会的纽带是什么呢？就是在婚丧大事时送上一份礼钱。…取消送礼，不符合日本的国情”。

那么，日本的国情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日本有相互送礼的传统习惯，尤其在农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比较强烈，在婚丧嫁娶，祭祀或修建房屋时，大家总是互相帮助，为街坊邻里提供方便。政治家为了争取民心，必须迎合日本人的这一心理，施以小恩小惠。

同时，日本人民主意识比较薄弱，很多人不认为选举是自己的民主权利，而是谁对自己好就投谁的票。因此，当自己被候选人用金钱所收买时，并不感到不光彩，而候选人用金钱贿赂选民时，也往往没有“负罪感”。

这样，花钱一方和收钱一方都把金钱授受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常便饭”。所以有人指出，这种授受双方的“同化意识”是日本金权政治的重要社会根源。此种看法似有为日本金权政治开脱罪责之嫌。“同化意识”在金权政治中究竟起多大作用另当别论，但日人送礼之风颇为盛行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政治资金的问题，每个国家也都根据其政治、经济、社会等的不同情况，制定出有关政治资金的法律制度。例如，英国有《国民代表法》、德国有《政党法》、意大利有《政治资金国库补助法》、美国有《联邦选举运动法》。在这些法律中，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政治资金的筹集、运用和限制措施等，相对而言，在政治资金的限制方面，美国比欧洲国家严格。

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专门的“政治资金规正法”之类的法律。

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是为了抑制“金权政治”而制定的专门法律，于1948年7月制定（俗称“旧法”），在1975年三木内阁时期作过较大修改（称“新法”）。这个法律至今已近80余年，从制定到修改，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坎坷的过程。这个法律的沿革本身，也反映了日本金权政治的持久性、普遍性和严重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宣告彻底失败。美国以盟国的名义，对战败后的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并推行了一系列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政策。在这一形势下，日本的政党政治开始恢复，出现“群党乱立”的局面。到1946年4月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时，连“一人一党”在内，竟冒出363个政党，有2770名候选人竞选国会议员。这一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加上战后初期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不言而喻，伴随政党之间的聚散离合和拉帮结伙活动的展开，政治上的腐败行为和资金授受的不轨行为也便迅速蔓延开来。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限制政治资金、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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