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质疑三千年的迷信，今被证实超科学并纳入国考

2019年国考那道让几十万人懵圈的题，竟然和上海那个神秘的研究所藏着同一个秘密

2019年11月24日，九十六万五千多名考生挤进了国考考场。

那是啥阵仗？

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轻了，空气里紧张得连火星子都能崩出来。

结果卷子一发下来，无数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前程的学霸直接傻眼：申论题目里赫然印着《周易》里的卦象。

这哪是考试啊，简直就是当场给唯物主义者来了个“降维打击”。

这事儿当时就在网上炸了锅。

要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本三千多年前的老书，那可是路边摊算命先生用来忽悠人的“吃饭家伙”。

现在的年轻人，谁还没被长辈逼着喝过两口“符水”？

大家心里早就给这玩意儿贴上了“封建迷信”的标签。

可现在倒好，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门槛，居然考这个？

但这还真不是出题老师喝多了。

如果你把视线从考场移开，投向寸土寸金的上海，会发现早在几十年前，国家就在宛平南路附近布下了一颗闲棋冷子——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你没听错，这名字听着像江湖门派，其实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副局级事业单位，所长兼任党委书记，还对外公开招收研究生。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的硬核：如果这东西纯粹是骗术，那应该是公安局经侦科的事儿；既然还要搞科研、设编制，说明在国家层面看来，这里面藏着至今还没被现代科学代码完全破译的宇宙密码。

这就是历史圈里一个挺有意思的概念：科学不是真理的终点，它只是一个不断证明昨天自己错了的过程。

这就好比几百年前，欧洲那帮科学家信誓旦旦说地球是宇宙中心，那时候的“科学”，在今天看来不就是笑话吗？

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用显微镜、用C++代码去解释世界，那些这套体系暂时解释不了的东西，就一定是假的？

《周易》就是这么一个被误伤了千年的“幸存者”。

咱们把时光倒推回三千年前，那时候没得大数据，也没有阿里云。

我们的老祖宗面对洪水猛兽、四季更替，他们没选择躺平，而是搞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观测实验”。

他们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把太阳怎么升落、庄稼怎么枯荣、朝代怎么更替，一股脑全记下来。

然后呢，这帮老祖宗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世界万物都在变，但变中有不变。

为了记录这种变化，他们搞出了一套只有两个符号组成的语言——阴和阳。

说到这，是不是觉得耳熟？

没错，这哪里是算命，这分明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二进制”代码。

有个说法特有意思，说是德国的大数学家莱布尼茨，当年发明二进制的时候，就是看了《周易》的六十四卦图才有的灵感。

在他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套严密得让人头皮发麻的数学逻辑体系。

西方人用这套逻辑造出了计算机，而我们的祖先用这套逻辑去推演国运和人生。

所以说，市面上那些摆摊算命的，把《周易》当成了预测双色球号码的工具，那才是真的给老祖宗丢人。

举个例子，书里有个词叫“亢龙有悔”。

字面意思是龙飞太高了就要后悔。

听着像神话故事吧？

但你把它放再现代管理学里看看，这就是典型的“物极必反”原理，告诫那些身居高位的CEO或者大领导，到了顶峰要懂得急流勇退，别脱离群众，否则摔下来就是粉身碎骨。

这哪是迷信？

这分明是顶级的政治智慧。

这两年，学术界那帮大佬也开始反应过来了。

越来越多的专业学者开始试图剥离掉《周易》身上那层神神叨叨的外衣，搞“去伪存真”。

目前大概分出了三个硬核方向：一是搞宇宙人类宏观关系，二是研究未来信息趋势，三是个人决策的博弈论。

你猜怎么着？

这三个方向，和现在最前沿的系统论、控制论，居然惊人地重合。

这就解释了为啥国考会引用《周易》。

国家需要的从来不是会算命的神棍，而是懂辩证法、有大局观、能在复杂局面里找到规律的操盘手。

而《周易》构建的那个由六十四个符号组成的世界，恰恰提供了一种极高维度的思维模型。

当然了，咱们也不能矫枉过正，把《周易》捧上神坛，说它包治百病，那又掉进另一种迷信里去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待这些老东西，态度得务实：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科学成果”，但肯定也有局限性。

那些还没被现代科学证实的内容，现在的说法叫“未被证伪的知识体系”。

国家设研究所，学者们皓首穷经，就是在做一件“把迷信变成科学”或者“把迷信彻底实锤证伪”的工作。

这事儿本身，才叫真正的科学精神。

所以，当我们在2024年的今天，再次翻开这本古籍，或者在某个严肃场合听到有人讨论阴阳五行时，大可不必惊诧。

这可能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我们在掌握了更先进的工具后，终于有能力去读懂老祖宗留下的这封“加密信件”了。

信里藏着的不仅仅是占卜符号，更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前就悟透了的生存智慧：唯有变化，才是永恒。

参考资料：

国家公务员局，《2019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大纲》，2018年。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官网，《研究所简介及历史沿革》，2023年。

张其成，《易学与中国传统医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