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看望向振熙，问她有什么困难，向：欠邻居五块钱

1949年12月的北平，初雪来的很早。城里的胡同口传出杂耍吆喝，远处却是新政权忙碌的脚步声。就在这座城市由战祸走向重生的节点，毛主席刚结束和苏联代表的谈判，回到香山临时驻地，批阅文件时忽然想起一件家事：八旬岳母向振熙是否已妥善安顿？秘书翻遍资料，老人现居长沙，一切尚可，只是生活依旧清简。毛主席放下批示，思索片刻，决定派长子毛岸英南下探望。

时间倒回到1910年代，岳母向振熙的身影在湖南城南书院常被学生记起。那时的她教养有度，陪伴丈夫杨昌济办学、著述；也是在那几年，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就在杨宅讨论天下大势。先生病逝后，孤寡的向振熙没有沉沦，而是靠变卖田契、典当首饰维系家计，硬是让三个孩子继续读书。这段经历刻在毛主席心里，“师母”二字后来变成“岳母”，但敬重未减半分。

抗战与解放战争连绵二十余年，向振熙几度迁居，先在长沙，后去衡山，再返回长沙。1930年11月，女儿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老人悲痛无言，却很快投入新的奔波——护送三个外孙秘密转移上海。这趟路走了半个月，夜宿破庙，日行荒路，凭一张假路条闯过多道关卡。向振熙后来只淡淡一句：“那时怕得很，可也顾不得怕。”

自此，外婆与外孙天各一方。延安岁月里，毛主席常在窑洞里问通讯处：“有没有湘潭杨家消息？”得到的答案总是“尚未联络上”。直到1948年冬，长沙地下党通过邮差带来确切情报——向振熙身体尚健，仍独住旧宅。那一夜，毛主席在灯下写信，一笔一画极慢，写完仍嫌情意不足，遂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乡省亲时顺路带去衣料三套。信上末尾一句：“还望母亲保重，勿念。”

1950年4月，朝鲜局势尚未紧张，毛岸英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翻译班的助教任务。接到父亲指示，他提着两盒鹿茸、一支人参和一封信，乘专列南下。4月13日清晨，长沙西长街的杨宅门前，一辆吉普悄悄停下。八十大寿的向振熙穿旧青布衫，看到高大的年轻人下车，愣了几秒才认出：“岸英？”声音带着颤颤的喜悦。

短暂寒暄后，毛岸英递上礼物与信，随后小心询问：“外婆近来还有什么难处？”房里炭火噼啪响，老人抿了抿嘴角：“欠邻居五块钱米账，你替我还了吧。”岸英一时怔住，这笔钱在北京饭厅只够买一顿盒饭，却让老人记挂。五块钱当即还清，外婆仍坚持写借条，字迹微抖。

傍晚，毛岸英离开长沙前，又到那户邻居家说明情况。老邻居摆手：“都是街坊，老太太太客气。”岸英笑着说：“外婆做人向来这样。”一句话，道出老人持家节俭与守信的秉性，也让这次探访格外朴素动人。

同年11月，志愿军入朝，毛岸英在前线因空袭牺牲。噩耗传回北京，毛主席无言良久，旋即让工作人员起草电报：“暂勿告长沙岳母。”老人的心脏不好，家人最终拖了整整三个月才透露真相。向振熙听后没有嚎哭，只在佛龛前点上一炷香，轻声念道：“孩子有大义，他母亲会安心。”

1953年，全国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毛主席每月工资404.8元，扣除公家代支，实得不足百元，却坚持拨出三成寄往长沙。杨家亲戚劝说：“国家建设用钱紧，毛主席已够辛苦，何必再寄？”向振熙只是笑，从不推辞。

1962年11月15日，向振熙病逝，享年92岁。噩耗传到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灯光熄了良久。当晚毛主席批示：即日致唁，杨家仍属至亲。注意，不搞隆重奠礼，照老人旧愿从简。

长沙安葬那天细雨霏霏，挽联上八个字“师母慈范，岳母高风”。当地群众自发送花圈，街坊提的最多一句评价是：“她一生谨守本分。”五块米账的故事也在小巷口被反复讲起，听众大多是中年汉子，他们摇头感叹：老人家过惯了清苦日子，哪怕身后有伟人，心里仍装着分毫账目。

遥想半世纪前，正是这种不张扬、不依傍的家风，影响了一代共和国缔造者的品格。纵观向振熙的一生，不靠豪言壮语，只靠肩头责任与内心约定；在时代风雷里，她是一名普通妇人，却借朴素与坚韧，成就了家国情怀的另一种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