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清朝才是灾难？阿拉伯人这套荒唐史观，根子里是西方设的局！

文/胡铁瓜

有时候你不得不庆幸西方伪史论的出现，因为西方不光是编造了自己的部分历史，还编造了我们的历史并在阿拉伯世界散播！其中都离谱到茶叶是满清的乾隆皇帝在公元前2727年偶然发现的！这特么是把乾隆当神农了吗？

（2022年4月2日，半岛纪录片频道官网在推介纪录片《茶叶——中国饮料征服世界的故事》时，放出了相关内容截图，配文让人啼笑皆非：“据中国神话所讲，茶叶是在公元前2727年由乾隆皇帝偶然发现的，茶树的一片叶掉进了煮沸的水里，而他喜欢那滋味和香气”。这种把18世纪的乾隆皇帝硬生生安到四千多年前的荒诞表述，恰恰戳破了中东文化人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短板——连最基本的历史时间线都拎不清）

可以说在中国只要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孩子都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可就是这种连历史人物生卒年份、身份定位都搞不清的认知，却成了中东人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在不少阿拉伯精英的脑子里，清朝不是那个签了一堆不平等条约、让中国陷入百年国耻的腐朽政权，反而是个能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说一不二的强悍帝国；中国近代的饥荒、战乱和贫穷，不是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而是因为革命党人脑子一热，推翻了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更有甚者，叙利亚作者在书中公然宣称，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真实目的是“阻止中国追赶上全球性的工业革命”，让读者完全无法分辨当时中英双方的强弱与胜负真相。

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认知，本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基础。早在9世纪，中国就以“礼仪之邦”的形象出现在《一千零一夜》等阿拉伯古籍中，那些关于丝绸、瓷器的记载，勾勒出一个遥远而富庶的东方国度。唐朝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第三任正统哈里发奥斯曼正式遣使长安，开启了中阿商贸交易、政治互信、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在之后的148年间，阿拉伯遣使来华达40次之多，宋代航海技术发达，200年间阿拉伯商人、使节入华交流次数更是高达48次，元代广州、泉州等市舶司的设立，让中阿贸易臻于极盛。

跨过千年，当代阿拉伯文化名人对中国的理解同样充满张力：叙利亚“情诗王子”尼扎尔·格巴尼用“中国”意象创作情诗，称其“裹着神秘面纱”，也门诗人麦卡里赫则在《致北京的吻》中赞颂中国革命，称其“让亿万人民摆脱殖民枷锁”，黎巴嫩思想家谢基卜·阿尔斯兰在20世纪初的文章中，既对中国人民的温顺与礼节表示敬意，也批评了清政府一定程度上的自满与保守，他预言“中国未来取决于是否善于学习”，这一观点在百年后的今天仍显深刻。这份好感，源于中国悠久的文明、独立自主的国际立场以及快速发展的经济成就，但遗憾的是，这种好感的背后，却藏着一层难以穿透的认知迷雾。

几年前观察者网就报道过这种离谱的中国史观：在中东人的普遍印象里，中国从古到今就是个“帝国”，清朝不过是这个大帝国的其中一个朝代，甚至有中东作者直接给它定名“清皇（帝国）朝”。至于近代中国那段血泪史，他们的理解更是和我们天差地别：根本没有什么列强侵略，也没有什么百年耻辱，清朝和欧洲列强互动，不过是互有胜负的平等博弈，中国真正变弱，是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开始的。在他们的笔下，孙中山这些革命志士，不是救亡图存的先驱，反而是“搞垮伟大帝国的乱党”，而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都被简单归结为“中国人自己闹革命的过错”。

最让人无语的是，中东人对鸦片战争的理解，已经歪到了姥姥家。2020年12月16日，半岛纪录片频道官网介绍《茶叶战争》时，将这场战争简化为“贸易冲突”：英国因依赖中国茶叶却需用白银交换，便派植物学家罗伯特·福尔琴窃取茶树苗到印度种植，又用鸦片替代白银交易，中国禁毒引发战争，英国最终取消中国茶叶进口。在这套叙事里，《南京条约》的2100万银元赔款、香港岛割让、五口通商后的经济冲击、租界与治外法权的设立，这些关乎国家主权的核心史实被完全抹杀。至于八国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庚子赔款这些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国耻，他们更是闻所未闻——不是刻意回避，是真的不知道，甚至以为中国在战争中“毫发无伤”。

这种离谱认知的形成，首先要追溯到中阿交往的历史轨迹。明清时期的中阿关系，经历了一场由盛转衰的断崖式下滑。明朝初期，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抵达阿拉伯地区，带去了丝绸瓷器，也带回了异域的文化与物产，那时候的中阿交流平等而热烈。但随着“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的海禁政策推行，中阿海上交流逐渐减少，仅存的“勘合贸易”也难以维系民间往来；到了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更是将这种交流推向中断的边缘。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政府穷于应付殖民列强的侵扰，根本无暇顾及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自16世纪以来也遭受西方殖民入侵，19世纪初后多数国家沦为英、法、意等国的殖民地。两个有着相似遭遇的地区，却因为交流的中断，没能形成共同的历史共鸣，这就给了西方叙事趁虚而入的绝佳机会。

当阿拉伯知识分子试图系统了解中国时，他们不得不依赖西方学者提供的认知框架，而这套框架从源头就带着深刻的偏见。早在16—18世纪，以利玛窦《中国札记》、闵明我书信为代表的传教士信札，就以“跨文化差距比较”的视角，建构了中国“整体落后于欧洲”的形象，这些文本经过出版传播，成为欧洲佐证自身文明优越性的话语源头，奠定了西方“东方学”视角研究中国的基础。这种偏见在近代被西方右翼学界进一步强化，最终打包成“毒鸡汤”投喂给中东精英。

近几年，基辛格的《论中国》成为中东精英了解中国的“圣经”。2022年5月8日，沙特青年作家沙吉朗在《中东报》发表专栏文章，将该书奉为“大作”，却透露《论中国》仅有第一章《中国的独特性》被翻译成阿文，且由译者节选介绍，不懂英文的阿拉伯读者根本看不到后面承认“清朝气数已尽”的章节。更关键的是，译者马舒赫教授将中国文化中的“天命”，翻译成“天与中国皇帝单独立约”，这种契合阿拉伯一神教认知的解读，让基辛格的观点在中东迅速传播——“1840年以后，西方只是来向中国寻求平等”，中西冲突被描述为“两种国际关系观念的碰撞”，而非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

在这套叙事里，西方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被塑造成“合理的世界秩序”，中国的闭关锁国被解读为“蔑视世界”，而西方的武力干预则成了“强迫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正义之举。西方右翼学者刻意模糊晚清与西方的实力差距，绝口不提晚清统治阶级的昏聩愚昧、清军以大刀长矛对抗洋枪洋炮的无奈，反而将其描绘成“强悍的帝国机器”，目的就是抹杀西方侵略的本质，把中国塑造成“加害方”。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的《中国的恋人》更是推波助澜，这本书登上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扉页列满欧美主流媒体称赞，却将辛亥革命比作“绞刑架突然出现”，声称古老帝国的倒塌导致中国陷入动乱，把近代中国的苦难全归罪于革命。

更复杂的是，阿拉伯世界自身的教育体系也加剧了这种误解。埃及历史教科书《中国摘要》过度关注内容的趣味性，缺少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系统介绍，导致认知滞后，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则将古代中国视为“建构自身身份的对立参照物”，其叙事服务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建构，而非客观呈现历史真相。这些教科书没能为学生提供全面的中国近代史知识，使得西方扭曲叙事得以趁虚而入。

中东人之所以全盘接受这套歪理，与当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心理密切相关。海湾诸国、约旦、摩洛哥等君主制国家，对推翻君主制度的革命持有天然的警惕和敌视。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因当前国势不振，民众对昔日王室普遍抱有怀旧情绪。西方抛来的“帝国崇拜”叙事，正好戳中了他们的痛点——清朝这个“强大帝国”被革命搞垮的故事，成了他们维护自身制度的“活生生教训”。真不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套说法能给他们带来心理安慰：只要保住君主制，就能保住国家稳定，避免陷入混乱。

美国人更借着这套叙事，给自己塑造了“救世主”形象：美国是古老帝国的引导者，一直真诚地想引导中国融入“世界秩序”，奈何中国人不领情，才导致帝国垮台。这套话术战斗力极强，让中东精英深信不疑，甚至在此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生出更离谱的认知。比如约旦青年作家穆罕默德·萨拉姆在《新冠疫情之后的中国与国际新秩序》中宣称：“我们有可能即将见证国际秩序的改变一刻，美国会退后，而中国将加冕为世界的女主”，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天命轮回”，完全背离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发展现实。

这种对晚清的错误印象，引发了一连串连锁误判。中东人普遍认为，清朝到1911年都很强大，中国的衰弱只是1911年到1940年代的短短二三十年，二战后就重新变回世界大国。2021年4月阿联酋《海湾报》的文章甚至声称，1945年中美就开始“真正的强权对抗”，完全无视当时中国刚结束十四年抗战、山河破碎、人均GDP不及美国零头的残酷现实。更离谱的是，2021年9月《海湾报》还有文章称，联合国五常中“美英中法是一伙的”，理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受美国保护，这种认知已经完全背离历史真相。

更严重的是，这种虚假近代史直接扭曲了中东人对当代中国的认知。西方右派宣称中国的“百年耻辱”是“臆想”，中东人掐指一算，按他们的版本中国衰弱不过二三十年，竟真的印证了这一说法。他们搞不懂中国为何坚持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半岛埃及频道的一位埃及反华作家甚至声称：“中国在那些意识形态战争中没有任何收获，除了大量的饥饿和贫困”。在他们看来，中国加入第三世界是“观念错误”，明明是“列强”却非要“降级”，而中国今天的发展，是美国人“高尚大度”开放市场的结果，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奋斗与牺牲。

这种认知鸿沟，严重影响了中阿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中国驻海湾国家大使曾撰文强调中阿“兄弟情谊”，提到2008年四川地震时阿拉伯国家的慷慨支援，但在西方叙事塑造的“中国自视甚高的帝国”形象下，中东人很纳闷：“这么高傲的国家，怎么会把我们当成兄弟？”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中东人虽有期待，却带着“躺赢”心理，觉得只要挤进“龙的圈子”就能沾光，他们不知道中国的发展是一代又一代人苦干出来的，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的合作，而非单方面的施舍。

值得欣慰的是，当代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努力搭建认知桥梁。突尼斯汉学家、翻译家芙蓉与丈夫哈利德创办了东方知识出版社和东方知识书店，多年来与20多家中国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80多种中国图书的阿拉伯语版本，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他们翻译的《郑和与非洲》让阿拉伯读者了解到中国早于欧洲与非洲建立平等贸易关系的历史，《选择：中国与全球治理》则帮助当地读者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芙蓉还成立了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通过文学沙龙让阿拉伯评论家、作家和读者分享中国文学作品，发现中阿文学的相通之处。这些民间交流正如薛庆国教授翻译的《桂花》引言所言：“不，这位诗人并未游遍中国；是的，他只了解中国的点点滴滴。他了解的中国，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这种点滴了解正是文明互鉴的起点。

要从根本上纠正误解，还需要更具针对性的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指出，纠正错误认知需要“深入了解我国的政策核心，并举身边的例子说明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阿拉伯人能够理解的角度切入，强调“执政不力就会亡国”的历史教训——这在经历“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地区很容易引发共鸣。

具体的历史细节和数据远比抽象理论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清晰地告诉他们：晚清的“强大”只是西方的虚构，甲午战争前中国GDP虽为日本的9.7倍，但财政收入仅为日本的1.43倍，且大部分财政收入都用于军费，占比高达40%-90%，却仍难敌工业化的西方列强；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无数珍宝被掠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烧杀抢掠后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款9.8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要摊3两银子，而这笔赔款占当时清政府三年多的财政总收入，彻底拖垮了中国经济；慈禧太后先对十一国宣战，战败后仓皇西逃，把北京城丢给洋人糟蹋，这样的皇室蒙羞、国家沦陷的细节，远比空洞的理论更能触动经历过王朝覆灭伤痛的中东人。

我们还可以多传播一些真实反映晚清历史的文艺作品。香港导演李翰祥拍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真实还原了列强的残暴和晚清的腐朽，远比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更贴近历史真相，将这些片子翻译成阿语在中东播放，能让他们直观看到“强大满清”的真实面貌。同时，也可以借鉴突尼斯东方知识出版社的经验，翻译更多中国近现代史著作，让阿拉伯读者能从中国视角了解真实的历史进程。

当阿拉伯学者重新审视那部将乾隆置于公元前2727年的纪录片时，他们开始意识到，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不仅关乎一个皇帝的年代错置，更关乎两个古老文明如何在21世纪重新认识彼此。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中阿文明交流的纽带从未真正断裂。那些流传在阿拉伯世界的“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古训，依然在提醒着人们，真正的理解需要主动的探寻和开放的对话。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这其实就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到的结果。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亚洲的绝对主宰，结果到了清朝晚期居然连个欧洲来的洋人都打不过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就是这世界上居然有人比我还强，一下子道心崩溃了。所以在我们眼里，清朝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垃圾。

但是换成旁观者的角度，他们眼里就成了：如果说英法是第一档的列强，就像现在的上三常，清朝就相当于现在五常里的英法，比不上中美俄，但是比非五常的其他国家强的多。举个例子，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全球最强的大英帝国的议会，对是否和中国开战出现了巨大的分歧，直到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发表演说后才下定决心对华开战，很多人觉得英国是慑于清朝的体量才如此纠结，其实不是的，人家的殖民地加起来比清朝大多了，实际的情况是，就在之前的几十年前，清朝用火枪大炮，配合部分冷兵器军队将一个中亚强国硬生生的从国名杀成了地名，将这个国家用物理消除的方式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抹掉了。准噶尔在跟中国对抗的同时也跟俄国有冲突，所以当俄国发现他的老对手被人杀个一干二净以后，把清朝的残暴传给了欧洲诸国。

清朝在灭亡前夕，还有能力派一艘军舰跑去墨西哥“宣威”，给当地华人撑腰，这艘倒霉船出门的时候还是清朝，回来已经是民国了。这事在现代中国人看了就是玩票，一艘军舰对比当时的其他海军强国连个屁都不算，但是对于当时的墨西哥来说，清朝他们确实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