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的脑机接口，让瘫痪的人动起来了

2024年11月6日，38岁的董辉在病床上醒来。他感到口渴，但是不被允许喝水，头皮正在剧烈疼痛。左后脑勺的伤疤提醒着他，他刚刚完成一项极少有人体验过的脑部手术。1分钱硬币大小的芯片（体内机）、磁性线圈以及神经外科医生费尽心思布置的8个电极，已经全部植入他的大脑。

手术的半年前，为了不连累麦田里的老父母、两个未成年儿子，高度截瘫的董辉决定参加一项名为NEO的微创植入脑机接口临床试验。

这个英文名字源于电影《黑客帝国》男主角尼奥Neo——有着“救世主”设定的尼奥通过在脑干中插入粗电缆来下载大脑信息。但董辉不知道名字的来由，只清楚这是由清华大学医学工程系教授洪波发起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试验项目。

《黑客帝国》剧照

他更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将成为一场万众瞩目的手术的主角，手术结果的成败将验证NEO临床试验项目的可行性，成为以洪波团队为代表的中国脑机接口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

在完成了董辉的手术后，2025年，基于NEO团队提出的方案，全国共计11家医院完成了33台植入手术，无一起器械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算上自2023年起的早期受试患者，两年内共计有36人参与NEO临床试验。36人均为脊髓损伤患者，生活与轮椅相伴，许多人面临因病返贫的境况。

与洪波团队的进度相似，2024年1月，马斯克Neuralink脑机接口团队完成了首例人脑芯片植入。截至2025年9月，受试患者共计12人。马斯克畅想，到了2028年，植入脑机接口的人类将与AI互联，成为真正的机器人。但手术短短几个月后，Neuralink多例受试者出现了电极移位、信号衰减等问题。

即使放在全球，植入人脑、驱动行动的脑机接口装置，也从未如此接近普通人的生活。中国团队拿出的，是独一无二的方案和试验目标。这支在全球临床试验上行动得最快的团队坚信，脑机接口不应是停留在实验室的产物，人也不该是实验动物，安全的目标与科学的目标同等重要。

他们计划着，芯片与电极，将与人脑约1000亿个神经元一起，至少与人体安全共存30年。每天，脑信号不断读出，意念不断传递，支撑着渡涉苦难的人相信，信心与希望永不消失。

尝 试

董辉度过了辗转难眠的一夜。他躺在一张陌生的病床上，脑海里全是即将进行的一场手术。

一周前，他从老家河南农村，到郑州乘坐飞机，抵达在中国神经外科领域颇具盛名的上海华山医院。六天时间里，他被推着做各类检查，从脑部核磁共振到各类CT成像，再到肝肾功能检查，确保他有足够条件进入手术室。

董辉很珍惜这次机会。没来上海前，他在河南麦田旁的自建房里，被网络上各类脊髓损伤的治疗新手段反复点燃希望，又独享期待落空的寂寞。每天6时，他会按时起床，开始一天紧凑的锻炼。

床上的器材都是70岁的父亲自制的——从电商平台买的1.7米长的粗大钢管，像蚊帐架子一样挂在床的四个角和上方。接着，他们模仿康复医院里的拉伸多功能病床，钢管上绑上绳子、滑轮、弹力带，以及像吊环一样的手套。董辉躺在床的这头，伸出胳膊套手套，父亲站在床的后方，吃力地拉带子的另一端，让他的上半身得以起卧。

受访者供图

类似的自制设备还有好多个，他每天要“踩”脚踏车、举哑铃、“站立”、“行走”。午睡后一切的锻炼随之循环。他像一个百折不挠的运动员，似乎在为一场重要赛事做最后的冲刺。而需要别人支撑的身体，以及由机器带动他运动的现实总提醒着他：“一个人活到这种地步，感觉真的很没面子。”

命运是在5年前的夏日被扭转的。清晨6时许，天空突然下起大雨，他正在新加坡骑自行车，赶往咖啡厅上班。关于那天的路况，他一点也回忆不起来，只记得自己很着急。老板最不喜欢员工迟到，他满心想赶紧抵达。

作为外籍劳工，他清楚在异乡找工作的不易——2014年，他在老家做养殖生意失败，妻子对他提出离婚。心灰意冷的人几度花中介费寻找工作，在第三次努力下，他花了5.5万元，抵达“漂亮得很的小岛”。

那是人生第一份让董辉感到钱好赚的工作。咖啡厅主管每月工资有2500新币（约为人民币13600元）。13个小时的正职工作下班后，他继续干兼职，去市场搬运、卸货，“根本舍不得睡觉”。遇上春节假期，小费以及加班费，一周就能挣到1万多元。他因此连续4年没舍得在春节回家。

终于，2020年，他攒下了钱，计划在当年9月合同到期后回国。8月13日，一场车祸突如其来。

一辆本田汽车撞飞了他。起因是，他先闯了红灯。这些细节都是他听律师说的。从ICU醒来后，他眼前发黑，连说话的人是男是女都认不清，大脑一片空白。“我总感觉自己好像死了，没有活过来。”连续半个月，他一口饭也吃不下，体重降至58斤，消瘦到医生都难以置信。

车祸让他变成了高位截瘫患者。用临床医生的话说，这是颈部C4—C6节段的脊髓损伤，即颈椎第4至第6节段脊髓组织发生病变。受伤部位在关键的颈部，正好是脊髓与大脑“高速公路”的起点附近，其下游所有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董辉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从此，董辉四肢瘫痪，神经传导通路的中断影响了膀胱功能，他经常无法自主排尿和排便。即使膀胱已充盈，他憋得满脸通红，还得求助父亲，每次使用临时导尿管导出尿液。拉大便更为困难，一个月都没法排出时，只能让老人为他使用开塞露。

他同时失去了外出的自由。社交圈子收窄为病友圈，电商平台弹出来的推荐变成了“失能特护用品”。瘫痪的5年里，他更习惯待在自家院子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拒绝买电动轮椅。在熟人世界里，出门只会让他感到惭愧和丢人，“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在家好好做训练”。即将参加的全球最前沿的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他也没和父母之外的周围人说。

很少有邻居关心，麦田间的那个四肢瘫痪、不起眼的农民家小儿子，正在跟一项影响世界脑科学进展的技术联系在一起。尽管科学家还未能对人脑的运作原理进行全面的解释，但他们早已迫不及待地对大脑与机器的结合提出方案，希望植入大脑的芯片帮助人类将思想转化成具体的行动。洪波曾解释：“我们的任务是把人的大脑和世界连接在一起。”

2024年秋天，经过重重面试、体检，董辉38岁的身体通过考验。他成为了全国第三例、上海第一例NEO半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试验患者。手术前接受采访时，董辉描述了自己的情况：“我能讲话，大脑思路都很清晰。手能动，但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拿不起来。大小便失禁……”

“我（即将）要做这个临床试验手术，听起来有点可怕，也有点惊慌。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种开颅手术。”他说，“但是，我对自己很有信心，特别是对科研团队很有信心。”

董辉成为上海第一例NEO临床试验植入手术患者 / 博睿康公众号

他对这个试验只有模糊的了解，但他知道自己想变强大，想手上有力气，想自己吃饭和穿衣服。

农民出身的父母不同意他参加，担心他没落得好处，还有生命危险。

“担心他也管不住啊。”脸上长满干裂泥土一样褶皱的父亲，时隔1年回忆时说。

2024年11月5日，正式手术前一夜，医生再度提醒他手术可能存在风险。“字我已经签过了。如果说出现生命危险了，我自己来承担。”董辉说，“我也不抱多大的希望，只要你让我尝试一下。”

和医生袒露完想法，他却一夜没睡，边想边躺在床上落泪。“万一我明天真的晕死过去了，怎么办？”

告别疯狂

忐忑的人不只是躺在手术床上的董辉。在北京，最早提出方案的清华大学教授洪波，暗自感到紧张。

洪波是生物医学工程系出身，工程的思维教给他，一个事情至少要做成功三遍，才算经过验证。董辉这场全国第三例NEO微创植入手术，正是他验证方案是否足够安全可行的关键。而且，即使放在全球来看，这类将电极放置在硬脑膜上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也是神经外科医生极少见过的设计。

脑机接口（BCI）从上世纪70年代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家雅克·维达尔首次提出，基于一种大胆的构想：通过记录和解读我们的大脑信号，实现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直接通信。“我们观察到的大脑电信号能在人机通信中作为信息工作吗？或者用于控制诸如假肢装置或宇宙飞船之类的外部设备吗？”50年前，维达尔这么设想着。

很多人随之被意念控物的妙想折服，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可能。

后来的数次猴脑试验说明了人类想象的可行性：意识可以超越身体存在，甚至超越时空的限制。这一结论足够疯狂，不像此前的人工耳蜗，或者脑起搏器（DBS)，仅仅对大脑发送刺激的电信号。脑机接口要解读人脑发出的微弱信号，其强度大致相当于一节电池的百万分之一。准确地解读它们，接下来才能做“疯狂”的事。

到了1980年代，确定的事出现了。神经科学家发现，在猴子运动皮层植入电极后，记录细胞群信号并将所有的发射平均到一起，就可以得出猴子运动的意图。约10年后，1998年，美国科学狂人菲尔·肯尼迪将自己发明的装置——锥体电极装置，植入了一名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男人约翰尼·雷的大脑运动皮层里。

菲尔·肯尼迪教约翰尼·雷控制电脑光标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脑机接口植入人体，经过实验室巧妙的设计，52岁的雷成功学会了意念打字。科学家肯尼迪兴奋地称，他的病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

几年后，雷死于脑动脉瘤。肯尼迪的脑机接口试验很快陷入了停滞。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受试患者的各类身体状况让他几近失败。他的科研资金消耗殆尽，他被禁止在更多的实验对象身上使用电极。

最终，疯狂的科学家走投无路，决定在自己的大脑上试验。2014年，肯尼迪抵达玛雅人居住的伯利兹市，要求外科医生为他做脑部手术，为自己植入他亲自设计的电极。经历两次手术，历经短暂失语和瘫痪后，科学家还是在他那颗执着的大脑上，采集到了大量电信号。

手术88天后，实验再度中断，大量异物和创伤让肯尼迪无法适应。最终，他让外科医生将他大脑中的电线剪断，取下里面的电线圈和收发器。实验时间比他预期的要短，但他庆幸自己还活着，“这些数据够我研究一阵子了”。

21世纪初，全球几个最前沿的脑机接口实验室，面临着和肯尼迪相似的实验走向。2004年，25岁的瘫痪青年马修·纳格尔同意了美国布朗大学旗下公司BrainGate的邀约，成为其全球第一位临床受试患者。他的大脑运动皮层被植入了96个硬质硅基电极，脑内电极通过一个粗大的方形插头连接至电脑，进行实时信号分析。

经过培训，纳格尔很快学会了通过意念控制假肢和控制光标玩游戏。

马修·纳格尔用意念控制电脑

仅时隔两年，纳格尔却因感染并发症离世，那时的他27岁。

彼时（2004—2005年），洪波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系做访问学者。他关注到，在当时的脑机接口临床试验中，实验人员把硬质的硅电极插入到充满褶皱的大脑皮层中，“方案非常激进”。

根据BrainGate团队的研究报告，从2004年至2021年，共计有14名成年人接受了手术植入脑机装置，其中出现了6例装置相关严重不良事件。有6名参与者在试验结束后，决定对大脑里的装置进行选择性移除。

看到众多国际案例，洪波心想：“我们一定要走不一样的路，知道他们的问题，避免它。”

回国后，他旁观了大量将粉红色大脑暴露在外的开颅手术，这才明白，“只要把大脑的硬脑膜一打开，大脑就会出血，出现血肿，颅压也变了，免疫反应一大堆。这对病人伤害太大了”。脑部手术对于试验人员太危险，他想找到一种实现患者风险与收益平衡的办法。

经常和医生交流手术后，洪波关注到了颅骨之下的一层“很韧的”保护膜，即硬脑膜。在拉丁语里，它叫“坚强的母亲”。这是脊椎动物进化出来的神奇组织，保护着充满脑脊液的大脑。

洪波曾把它比喻成装着水的塑料袋，“别看塑料袋很薄，但是一袋水在里面怎么晃都没事”。他说，颅骨是大脑的机械防护，脑膜是大脑的生化防护，脑膜不破，脑细胞就是安全的。他的学生、现今生产NEO脑机接口装置的公司博睿康产品总监王昱婧比喻，“硬脑膜就像牛腩上面白色的那层皮”。

硬脑膜示意图

一个从未被验证过的方案出现在洪波的脑海里。他想把电极植入在硬脑膜上，放在负责控制手部运动的中央沟前后，不强行进入人脑内部。这就好比将一个麦克风紧贴在一间教室外的墙壁上，而不是像多数侵入式脑机接口方案一样，费劲地把设备放在“教室”中央。这个方案被称为半侵入式脑机接口。

有时候，他也感叹自己的大胆。“那时我连硬膜上（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在真实的患者身上长什么样，它能不能长期稳定，这两个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但他转念一想，把电极放在人的硬脑膜上，从原理而言怎么都可行，只是没人做。“我们前面做过戴在头皮上的脑电帽，也知道打开硬膜后的脑电信号，这两个信号我们都有。那么（位于中间的）硬脑膜的信号强度，应该介于这两者之间，对吧？”

渴 望

科研的另一头，洪波最早不了解不同病人的渴望。一个脑机接口装置的推出，从设计到工程的落地，至少花费十年，需要大量神经科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人才。但是，“脑机接口到底能帮助什么（群体），这回到了一个医学问题”。

他最早以为，患运动神经元病、全身失去行动力的渐冻症患者是最合适的人群。这是过往诸多国际脑机接口临床试验的目标人群。等真正进入临床试验招募时，洪波发现，中国的渐冻症病人更关注新药研发，而不是脑机接口这类新技术。

但还有一群病人，同样受困于残破的身体，急迫地想让无力的四肢有力，脱离他人的帮助。“他们对新技术的渴望是多么强大，组成患者群，天天问还有什么治疗（手段）。他们是很真实存在的一群人，你们都见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发声的机会，连打字都成问题。”洪波说。

作为其中“沉默”的一员，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脑机接口之前，董辉与所谓的高科技毫无关联。人生多数时候，他都在沉默地干活，辗转在各个流水线，在电子厂、油漆厂做工人，或者到服务行业，成为“搓澡的、卖球鞋的”。

离“高科技”最近的一次，那可能是他2010年前后在郑州的富士康，做给苹果手机装螺丝的工人。这份工作每天12小时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手机一弹出，螺丝一打慢，安静的工厂就会警铃大作。至今，讲起制造他大脑里脑机接口装置的公司“博睿康”时，他仍然经常说成“富士康”。

健康人的日子，都是美好的往事了。2020年在打工路上出车祸后，董辉的人生进入全新的序列。“最难的是，想动不能动，想站不能站，想做事做不了，坐在那呆呆的跟个傻人似的。”更令他难过的是，无论在新加坡还是河南，几乎所有医生都下了判断，脊髓损伤是“不死的癌症”，传统医学没有治愈手段。

接触脑机接口之前，董辉在家进行康复训练 / 受访者供图

2022年9月，因意外摔倒导致高度截瘫的张学会，也多次提起，自己得了一种“不死的癌症”。颈部脊髓受伤后，她不仅无法行动，还经常感到胸前有一块大石头压着，有时身体又像被保鲜膜包住，让她很难畅快呼吸。她后来才知道，医学里把这一系列感觉命名为“束带感”，是脊髓损伤患者常有的感受。

脊髓残存的神经仍会不时放电，这令她经常感到强烈疼痛。两只腿、双手、屁股24小时都在刺痛，“身上像有好多只虫子在咬”。有时候，她感到全身突然像起火了，每一片肌肤都被大火灼烧，“就像把肉给撕开了，往里面撒辣椒面，像开水往身上倒的那种滚烫”。每到这时，她会让整个身体浸泡在水里，恨不得四周布满冰块。

她四处打听过治愈办法。丈夫为她去了几次上海，儿子向熟人四处打听，结论也是，暂时没有好的办法。一位医生告诉她儿子：“这辈子她能坐起来就不错了，说不定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

现代医疗只能让他们活着，而无法活得更好。因为长期卧床或者坐立，大小便无法自理，高位截瘫患者容易得压疮、尿路感染、血栓、膀胱萎缩、糖尿病、肾病……“每一种（疾病）都会导致我们面临死亡。”

在疼痛、并发症的齐力攻击下，张学会见到不少病友，为了避免疼痛的折磨，选择做了神经阻断手术，把好的神经也彻底切断。痛苦消失了，康复的希望也彻底断了。

“有痛觉是好事。”她坚信，前方一定有更好的技术帮她改善。2025年，在短视频看到脑机接口后，张学会在全家的支持下报了名。

张学会 / 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受伤的5年时间里，董辉也在各种渠道寻找治疗的方法。他收到了不止一次来自医生、朋友的劝告，“这个方法大概率无效”“它可能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说不清楚，为何每次一看到新的治疗手段，心情就像起飞了一样。他总觉得自己可以是个例外。

“我想着遇到一个好的治疗方法，有一天我就能站起来了。”他抱着这种念头，什么困难日子都挺了过来。

2023年，治病已经花光了他和家人所有的积蓄，连腿上的支具也是靠网友的帮助才买上的。董辉在网络上看到了干细胞疗法，说可以帮助他的神经修复。他一心想去尝试。家人不同意，一次治疗需要10万元，这对低保家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董辉很坚持，“你不去试怎么会知道不行”。靠着借钱，他还是踏上了到外省的治疗之路。

第一次打针，他记得很清楚，“（打完）不到两三个小时，身上感觉很明显，腿上特别烫，火烧的”。第二针完毕，“腿上痉挛的症状也减轻了”。医生告诉他，这些都是好转的迹象。

一个月后，满心欢喜的董辉回到麦田间的家。一天、两天、三个月，他在堆满苞谷、杂物的院子里，每天坚持锻炼上下肢，期盼着自己能有神经重建的可能。

半年后，他终于承认，干细胞疗法对他来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还是那个“死样子”。“我感到失望，这钱是白花了。”

直到2024年6月，董辉在电视里看到了洪波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项目。他记得节目时长有40多分钟，他从头到尾看完了，看得热泪盈眶。第一例脑机接口受试患者老杨，在植入后可以拿起水杯喝水，手逐渐感受到温度，董辉获得巨大的鼓舞。

“那时我就和自己讲，（脑机接口）哪怕要花钱的，我都要尝试一下。我下定决心我不放弃了，失败再试再继续找，肯定是要有方法的。”

相 遇

2024年11月6日，一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少见的脑机接口手术，如期在上海华山医院进行。

董辉的头发剃光了，左后脑勺上有着显眼的笔迹。这个位置是董辉自己选的，左半脑通常控制人的右手，他想恢复右手的部分功能。

在他抉择之后，医生按照他的CT和MR核磁成像显示，在靠近他耳朵的头皮上，用马克笔绘制了圆圈、四边形等组成的手术计划。

8个电极，连成线分两排排列，像一颗颗敏锐的小眼睛，负责捕捉脑电信号。两个一分钱“硬币”，一个是装了300多个电子元件的体内机，作用好比手机的芯片，用来传输、处理电极采集回来的脑电信号。

另一个“硬币”是磁性线圈，是NEO团队做的特殊设计。他们的目标明确，患者脑内的器件需要长期可靠地伴随他们。他们不想像Neuralink等团队一样，把有一定寿命的电池放在人脑里——注定有一天，患者还要动一次手术取出电池。

苦思冥想之后，大道回归至简。团队参考了人工耳蜗的设计，用无线耦合原理设计出了磁性线圈，放在头皮下的颅骨内，体外机放在人的头皮上。两者隔着5—10毫米的头皮，实现磁性吸附和无线供电。

洪波教授讲解脑机接口无线耦合原理 / 图源：CCTV《开讲啦》

15时30分，手术开始。

董辉记得，在手术台上，七八个医生围着他，四周是他不认识的各类仪器、显示屏，“有的长得像闭路电视一样”。他感到很紧张。

几分钟之后，麻药生效，董辉意识全无，“好像睡着了”。他无法自主呼吸。医生给他插上了辅助呼吸的呼吸机。

让洪波感到忐忑的片刻即将来临。传统开颅手术，外科医生是在打开人脑后进行手术，可以清楚地看到人脑的组织。但是，洪波设想的脑机接口植入手术不破坏人脑组织，将电极放在硬脑膜上，对应中央沟前回和后回脑区。

“这样做创伤很小，这是确定的。但是定位准不准，这是不确定的。”洪波说。

对于习惯了解剖大脑的外科医生而言，看不见对应的脑区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手术机器人，或者术前影像规划定位（电极）歪了、错了，这个信号就出不来了。”洪波担心的正是这个。

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示意图 / 图源：央视新闻

为了避免这个隐形的危机，参与了多次植入手术的王昱婧记得，外科医生在手术期间通常会进行多次确认。“先是在头皮上画一次定位，切开头皮以后还在颅骨上画一次。”接着，外科医生会在颅骨上使用颅钻，打开一个小颅窗，暴露其下方的硬脑膜，再在硬脑膜上定位一次，最后才放入电极。

接下来，董辉的颅骨处打入了约2毫米的槽，体内机和磁性线圈也相继放入预定位置。

电极放置后，在场医护首次运用了最新的技术，一个名为“躯体感觉诱发电位+在线高频信号分析”的定位系统，这让“睡着的”董辉无需经历传统脑部手术的中途“唤醒”流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毛庆曾在公开发言中解释，在没有脑机接口技术之前，想要精确地划分脑部功能区，医生们不得不在手术中途“唤醒”患者，来帮助医生判断定位。唤醒手术对麻醉医生以及手术医生的要求极高，一般的基层医院无法开展。

而在董辉的脑机接口手术上，医护人员正在反复握持董辉的右手，以此代替“唤醒”流程。据NEO团队介绍，如果电极准确放置手部脑区，屏幕上就会出现OFM功能激活信号——也就是在脑电中出现与手部运动感觉相关的特征性高频振荡增强。

2025年，全国多地12家医院启动NEO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图为试验关系的术中电生理检测图。/ 图源：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

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激活模式，是因为电极应当被放置于中央前回的手运动代表区，当受试者的手被反复捏握时，该区域如果出现可重复的、时间锁定的振荡能量提升，提示电极精准覆盖了目标皮层区域，也就意味着电极位置没有出现偏差。

握持约30次，耗时3分钟，稳定的OFM激活信号出现。电极放准了。董辉的噩梦没有发生。

总耗时1小时40分。手术很成功。

意料之外

真正将脑机接口放进人的大脑后，有太多事情是洪波无法预料的了。

2025年11月末，我在清华园第一次见到了洪波，他穿着西装，步履轻快。一天时间里，他安排了多个会议、接受采访和赶飞机。聊天时，他会习惯性地快走起来，上下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一篇学生记录他的文章写到，他是步伐最快的人。对于中国科学家来说，开展临床试验意味着他要在短时间内接触大量的医生与患者，时间非常紧迫。

2023年10月24日，洪波教授带领团队设计研发的NEO在宣武医院成功进行首例临床植入试验 / 刘定坤 摄

董辉的手术成功后，手术的标准化流程初步建立。2025年，洪波团队加快了步伐。他们与全国11家知名医院合作，包括一家西部和两家中部医院，共计完成了33名临床患者的筛选、入组和手术植入。

洪波回忆，起初，他设计了三套方案。第一套类似马斯克等国外团队做的意念控物方案，让患者用大脑信号来控制家具、家电，可以开关灯、开电视。第二套是考虑患者普遍无法自己吃饭。“我们设计了吃饭机，识别到（患者）想吃了，它就会用勺子去挖，送到患者嘴边。”

第三个方案也是最简单的一套，让他们自己戴上气动手套。首先在脑子里想象手“抓握”或者“松开”，植入大脑的电极、体内机将神经电信号传输到体外机。手机大小的体外机通过无线蓝牙，将电信号传送到电脑或者手机上，再借助解码算法，实现对患者意图的推测和识别。气动手套最终会带动残疾的手，对物体进行抓握或移动。

三个方案摆在受试患者面前，他们选择了最后一个“自己动手”的方案。

“马斯克的所有患者都是机械臂（驱动），通过意念让机械臂帮他操作喝水。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患者很快会放弃。”洪波说，“每一个瘫痪的患者他都想自己动手。而且，你知道一个机械臂多少钱吗？贵到患者承担不起。”

马斯克脑机接口公司的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

独属于中国的方案给参与者带来了很多惊喜。董辉记得，术后第一天，他疼得一晚上没睡。但只过了四五天，头发长出来了。

2024年11月25日，他第一次开机训练。像鸡爪一样的右手戴上了气动手套，他很快学会了用意念驱动手套实现抓握。他发现，只要心无旁骛，心里想着“抓握”“抓握”，“手就能动起来了”。

训练的第9天，董辉印象深刻。他在研究人员的鼓励下，尝试脱掉气动手套，徒手抓握小木球。这本身不是脑机接口的作用，但董辉失败多次后，“突然间一刹那，噔——，我把这球给举起来了”。

这一结果让在场人员都感到惊讶。根据第一例临床试验患者老杨的经验，他在训练脑机接口后的第9个月，第一次实现了徒手抓握木球。董辉只用了9天，尽管此后的好几周，他再也无法徒手把球抓起。但他感到有信心，“短短的9天就让我感受到了脑机接口的神奇所在”。

接受约两个月的脑机接口训练后，董辉又能徒手抓握木球了，现在他随时可以轻松将球举起。脑机接口不仅精准地识别出了人想要抓握物品的意图，而且，患者左右手的功能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并不是洪波设计脑机接口的最初目标，成效也让多名神经外科医生感到意外。

2025年11月，董辉在上海进行脑机接口训练，正在用气动手套抓握木块/南风窗记者 朱秋雨 摄

洪波这时才想起，神经科学里有一个经典的赫布法则。这与神经的可塑性有关。

人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验模具，也不是到了一定年龄就不再变化的稳态。赫布法则说的也是这一点，人脑永远可以被塑造，“一起放电的神经元，会连接得更紧密”。

在2025年的一次公开发言中，洪波说：“正如爱因斯坦相对论中‘时空与物质相互影响’，大脑的神经环路与神经活动也在动态作用——我们的每一次思考，都在改变大脑结构；而改变后的结构，又会影响未来的信息处理。”

赫布法则很好地解释了，一个脑机接口设备为何能帮助患者手部康复。洪波对我说，患者的脊髓就像被洪水冲刷坏了的河床，“如果从雪山上下来的水流，按照正常的方式天天冲刷，（好的）河床就慢慢就形成了”。

他比喻，脑机接口在患者大脑里的电活动就像神经重建时的水流。脑机接口驱动手进行运动时，每次抓握、松开，大脑发出的信号将向下传递到破损脊髓处，从手传递的信号也向上抵达脊髓处。久而久之，上下游的神经元信号可能找到新的通路，相互连接起来。

在2025年12月4日举办的一次NEO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总结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透露，术后三个月，NEO脑机接口抓握响应率为100%，而且，32名临床试验患者相较手术前，徒手ARAT双手评分显著提升了10.71分。按照科学的评估方法，ARAT提升2分，可以被认为手功能的显著提升。

董辉（右二）在NEO无线微创植入脑机接口多中心GCP注册临床试验总结会上，徒手抓起水杯喝水，这是他瘫痪多年无法实现的 / 图源：上海科技

张学会也很兴奋。她植入脑机接口满了半年，左右手从不会动到会动。她早餐开始自己抓着包子、玉米棒吃，手指还学会了一些精巧的动作。比如，划开手机屏幕。

有一天，她用手机给母亲打电话。“我妈都问我，‘这电话是你自己打的吗？’知道是我后，她都开心得要死。”她说。

“以前躺在床上就望着天花板，现在我躺在床上，我把手机架起来，扣着大拇指看手机，非常方便。”

意料之外

董辉的手获得了较好的疗效，他和父亲在2025年末受邀到上海待了一个月。2025年11月，他上了一档电视节目，参加了一些会议。有新闻标题用“奇迹”来形容他，好多人找他合影。有一次，一位嘉宾看到他和他的轮椅，跑过来握着他的手，哽咽着说：“小董，我看到你就想哭，好心疼你。”

董辉一遍遍对外讲述脑机接口给他带来的变化，他能抓住水杯喝水、握笔写字，愈加明显地感受到尿意。但实际上，在一幢幢摩天大楼，以及建筑工地地基的突突声之间，董辉记挂的是老家的花生。麦子播下了，收成不好的花生摘在院子里晒，还没收回来。

此次上海之行，他没带家里的健身器材，每天只能坐着或者躺着。他又变得浑身难受，如果每天没有竭尽全力地锻炼自己，他会感到很虚无。

经过脑机接口的一年抓握练习，他对这套系统很熟悉。每天的练习无非是将脑机接口开机，戴着手套移动木块、抓圆筒，一天大约耗时2小时。他告诉我，有些受试病友已经对这套练习感到枯燥，甚至无法坚持每天训练。大家都迫切地等待着新的康复方法，尤其是下肢的训练。

洪波也承认，NEO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是一个“有很多冗余”的设计——首先确保的是在人体内长期、安全可靠地运行。只有接触了这群脊髓损伤病人，科学家才发现，有许多问题仍是当前技术无法回答的。

首例患者通过无线微创脑机接口成功实现脑控抓握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林毓菁 摄

比如，张学会24小时经历的神经痛，程度相当于孕妇分娩时的疼痛等级。“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技术性还没搞明白这个。我们只能做到（帮助）手功能（的恢复），剩下神经细胞乱放电导致肢体幻痛和痉挛怎么解决，还有很多事情要去突破。”洪波说。

在NEO进入大规模临床试验后，他总是会被社会各界问，接下来会走向哪里？人的自由意志可能被机器了解吗？人的记忆今后会被篡改吗？作为研究了30年脑电的科学家，他这时会谨慎地说：“如果我们大脑是一本100页的书，我看我们今天只翻开了第一页。”

在2025年一次公开演讲里，他强调：“很多人认为脑机接口就是‘解码’大脑的想法，这是一种误解。运动控制的解码算法，在数学上出奇地简单，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线性的回归模型。”

他接着直言不讳地说：“目前所有号称能解码语言的研究，都不是在‘读心’，而是在解码控制口腔、舌头、喉部肌肉的运动信号。其本质仍然是运动解码，但被媒体宣传夸大为‘思想读取’，这在科学上是不准确的。”

人类根本还没有完全了解自己约1400克重的、充满褶皱的大脑。大脑产生的意识究竟是混沌的、有序的，还是量子理论所形容的，不可预测的？这制约了脑机接口当前的研究。

但是，每当让科学家聊起支撑他的希望时，洪波总会聊起很久之前人类走过的路。

“最早的时候，人类忙着搬运物质，去交换和生存。后来发现这样太慢了，效率不够。人类开始发现了能量，有了工业革命，我们用能量让物质搬运得更快。再到后来，计算机出现，我们开始搬运信息，这才出现‘信息时代’。未来，我觉得可以在我们大脑和物理世界之间搬运信息……”

他想象的是，大脑本身就可以是一个媒介。“未来如果我们突破手里的触摸屏，有了脑机交互的办法，人类在自己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搬运信息的能力将大大提升。这种提升一方面帮助人类进步得更快，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新的形态下，人类会重新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科学家坚持下去的定力。NEO微创脑机接口计划于近期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注册申请，预计今后在临床上用于偏瘫、癫痫，甚至抑郁症患者的治疗。

而对于已经被判了“不死的癌症”的患者群体来说，他们都暗自问了自己无数遍，坚持下去是为什么？

张学会说，许多人在脊髓损伤后陷入了抑郁，有的开始自暴自弃。他们通常因为生活无法自理，家里需要出多一名照顾他的劳动力。有人因此离婚，有人被家人厌弃。她记得，一位江西病友在建房子时从屋顶摔下，高位截瘫，妻子照顾他也无法工作。想结婚的大儿子天天在他耳边骂：“当初怎么不把你摔死？”

“想想为了他们，我不能好好练习吗？我想我练好了，不是也能挽救好多家庭吗？”张学会说。

张学会练习在气动手套辅助下抓握木球 / 图源：江苏省人民医院南医大一附院官微

瘫痪后，她更加体会到爱与家庭的力量。丈夫在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儿子练好了健硕的肌肉，可以随意抱起她。亲戚们经常给她打电话，陪她说话。

“真的要好好地活着。不管怎样感到痛苦，我只要每天能看到太阳升起，那都是幸福的，人毕竟来到世上只有一次，走了就没了，对不对？”

只要有一点希望，那就是活着的意义。董辉始终相信：“只要能有1%的希望，我就会尽100%的努力，哪怕只有一丁点，我都要努力去试、去争取。”

一天傍晚，我和他道别时，在轮椅上坐了半天的董辉已经有点累了。但他的眼睛依然亮亮的，对我说：“现在咱们是面对面坐着在聊天，希望下次我再见到你的时候，我们是站着聊天。”

作者 |朱秋雨

编辑 | 赵佳佳

值班编辑 | 吴擎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