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古籍出版“集体纠错”风波 专家呼吁共建“错误数据库”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徐千然

精心排版的《唐诗三百首》里，诗句行次错乱。被誉为“国学典藏”的《西厢记》中，文字张冠李戴。多个版本的《西厢记》《世说新语》《唐诗三百首》乃至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等作品，均被读者指出存在各类问题。近期，数家知名出版社接连因古籍及经典读物的编校质量问题引发公众关注，“大家来找茬”式的集体纠错，将出版行业推至质量拷问的聚光灯下。面对质疑，涉事出版社大多反应迅速，采取了图书下架、公开致歉并启动修订等措施。

问题为何在近期集中显现？这是否意味着古籍出版的整体质量正在下滑？我们又该如何采取建设性行动，切实提升出版水平？这些疑问已成为业界和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

专家解析：错误须分类，板子要打准

1月13日，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出版与研究的资深专家、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汪启明，在接受封面新闻专访时，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深入而辩证的解析。

汪启明教授师从著名语言学家赵振铎，深耕汉语文献方言学，著有《华阳国志系年考校》《先秦两汉齐语研究》《考据学论稿》《中上古蜀语考论》《华阳国志系年考校》《中国地方志方言资料总目》《出版通论》《书刊编辑与加工》等，曾获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并深度参与《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的编纂修订工作。

针对当下古籍编校错误频发是否意味着整体水平下降的疑问，汪教授首先强调，古籍出版机构必须守住初心，保持对文化与经典的敬畏，这是毋庸置疑的责任。同时他也指出，并非所有被指出的“错误”性质都相同，责任归属需具体分析，公众需要用一把更精细的“尺子”来衡量。

汪教授将古籍出版中常见的问题归纳为三类：一是“原生性错误”，即古籍底本在历代传抄刻印过程中就已产生的讹误。例如明代部分书商刻书求量不求精，导致一些流传至今的版本本身存在先天不足。这类错误源于历史条件限制。二是“再生性错误”，指现代整理者在进行标点、注释、翻译或学术阐释时，因理解偏差、版本选择不同或学术观点各异而产生的新问题。这类错误需要作者与编辑共同负责。三是“低级错误”，包括显而易见的错别字、标点误用、常识性的人名地名错误等，是在编校流程中本应彻底杜绝的。“如果是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错字病句，这个板子就必须打到出版社和编辑的头上。”汪启明强调，这类错误直接反映了工作态度的不严谨，是“不可原谅的”。

他认为，当前网络热议中的许多案例需要仔细甄别：有些是确凿的“硬伤”，有些则可能涉及复杂的版本源流或学术争议，不能一概而论。

时代节奏下的出版生态之变

除了错误性质复杂，近期问题的集中曝露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汪启明教授从出版行业的内部生态和外部环境变化进行了剖析。

他指出，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出版品种数量激增与编辑有限精力之间的严重失衡。“和二十年前相比，如今出版社在古籍类图书的出版品种上大幅增加，尤其是在‘国学热’的推动下。”汪启明表示，“这导致编辑的年均审校工作量动辄达到数百万字，压力巨大。”

在“保质”与“保量”的双重压力下，细致核校的时间被严重压缩。这种压力部分源于市场逻辑——出版社为完成码洋与利润考核，必须不断推出新书以维持市场热度。然而，古籍整理恰恰是一项需要“慢工出细活”的工作。当“皓首穷经”的从容遇上“流量为王”的节奏，质量管控的防线难免松动。

与此同时，技术工具也带来了“双刃剑”效应。尽管数字化检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它无法完全替代编辑基于深厚学养的判断。汪启明特别指出，在处理版本异文、疑难字句时，人工智能目前仍“不靠谱”，最终仍需专业人才“自己过目”。

出路探讨：建立良性机制，避免“道歉疲劳”

面对读者的严格监督与行业自身的生产压力，出路何在？汪启明教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他坚决支持对“低级错误”和“内容导向错误”的零容忍，认为这是必须守住的底线。但对于层出不穷的读者指正，尤其是那些涉及专业辨析的问题，汪教授也表达了一种担忧：如果每一处质疑都演变为需要官方回应的“舆情事件”，可能导致“道歉疲劳”，使出版社陷入疲于应付、精力分散的境地。

为此，他呼吁建立一个更为理性、高效的公共反馈与处理机制。“最好是能有一个由更高层面主导、各方共建的集中平台或机构。”汪启明建议，读者的意见可统一提交至该平台，由专家团队进行初步分类与研判：哪些是必须纠正的低级错误，哪些是可资讨论的学术问题，哪些属于版本差异。平台的研判结果可反馈给出版社，作为其内部质量管理和未来修订的权威参考，同时也能逐步形成一个行业共享的“错误数据库”。

这样一来，既能将社会监督的力量有效导入质量提升的轨道，又能避免出版社被零散的舆情消耗，让编辑的精力更多回归书稿本身。这或许是破解当前困局、走向“编读共建”良性循环的一个可行方向。

近期的古籍出版风波，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多重现实：它既是公众素养提升、积极参与文化建设的体现，也暴露了快节奏时代传统出版业面临的深刻张力。正如汪启明教授的分析所示，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精准的“解剖刀”而非情绪的“大棒”。在严肃问责确凿失误的同时，也应理解古籍传承本身的客观难度；在善用现代科技增效的同时，更须坚守文化工作应有的严谨与敬畏。唯有作者、编辑、读者与行业管理者共同努力，构建起理性、专业、高效的沟通与改进机制，才能让承载千年文脉的典籍，在当代获得既严谨又富有生命力的传承，让每一次“挑错”都最终转化为文化传播质量向上攀登的坚实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