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作法”推动中国小说理论现代化 | 社会科学报

小说作法既是一种形而下的文本形式，又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形态。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近代中国的小说作法整理与研究”（20BZW122）指出，在中国小说理论的现代化进程中，小说作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文 ：《小说作法推动中国小说理论现代化》

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晓军

图片 |网络

作为新型小说理论形态的小说作法

20世纪前期出现了大批讨论小说理论与创作的著述，题为“小说作法”“小说法程”“小说创作”“小说艺术”之类，被统称为“小说作法”。小说作法系统阐述小说的基本原理，介绍小说的创作法则，包括小说的本体论（什么是小说）与艺术论（怎样作小说）两方面的内容。小说作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理论从萌生于单一文本的感性批评升华为建基于文体类型的系统论述，弥补了长期以来小说理论发展的不足。同时，大多数小说作法著述是小说写作课程的产物，作为教材或讲义，这种著述形式具有其他小说理论形态所缺乏的实践性功能，在推动小说理论的传播与接受方面，小说作法具有广泛的受众面和强大的影响力。在中国小说理论的现代化进程中，小说作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小说作法与现代小说观念的生成

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之路是从师法日本和欧美开始的。其中，影响至为深远的便是日本人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美国人培里的《小说的研究》与汉密尔顿的《小说法程》这三部小说作法著作。下文对小说作法的分析主要以这三部著作为例。

小说本质的重新定义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小说被视为君子不为的“小道”与贤于博弈的“闲书”，地位低下。小说作法将小说提升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与诗歌、戏剧并列为文学的主要类型。坪内逍遥甚至认为小说是文学中唯一的、最大的艺术，极大地抬高了小说的地位，直接启发了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发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宏论。传统小说观念认为，小说属于稗官野史，是对不经之谈或无根之言的纪录，因而被归于“史之末”或“子之余”，缺乏独立的文体地位。小说作法认为，小说是对人类生活经验与情感的描述，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想象虚构的另外一个世界。汉密尔顿提出，小说的目的在于以想象而连贯的事实阐明人生真理。他将小说中的故事比作经过蒸馏的纯净水，将现实中的事件比作未经蒸馏的污水，认为经过作者的想象与虚构，小说描述的世界比现实世界更接近真理。

小说功能的审美转向

传统小说观念认为小说可以“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强调的是小说的工具价值：或者重视小说的教化功能，或者凸显小说的文献价值。小说作法强调小说的美学价值和审美功能，反对将小说工具化。坪内逍遥认为，小说的目的在于给人娱乐，给读者带来美妙的情绪。培里主张艺术作品不能附带教化功能，托尔斯泰的《复活》就因为承载太多的道德教诲，其艺术价值不如《安娜·卡列尼娜》。汉密尔顿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唤起人类的好奇心，驱动读者与自身经验作比较。这种对小说审美功能的强调，使小说从传统功利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小说作法建构现代小说理论体系

小说作法建构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理论体系，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莫过于小说“三要素”说。培里主张：“任一种小说都包含三种有隐蓄趣味的元素，就是人物、布局及处景或背景。换言之，说故事的人要指出某种人物在某种情况中干某种事情。”汉密尔顿提出：“事实之构成，有三要素：所作之事、作事之人、与其事发生之时地是也。简言之：动作、人物、环境也。必此三要素全具，而后能发生事实。”围绕小说三要素，小说作法详细阐述了人物理论、情节理论和环境理论。

人物论

在小说理论中，人物是小说的灵魂，情节为塑造人物形象而设置，环境是人物活动的背景。小说作法大多将人物的创作置于首要地位，提出了许多人物创作法则，包括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类型人物与典型人物等方面。坪内逍遥率先提出人物类型理论。他将小说人物分为“现实派”和“理想派”两种，所谓现实派，“是以现实社会中常见的人物性格为基础来塑造虚构的人物”；所谓理想派，“是以人类社会应该有的人物为基础来塑造虚构的人物”。现实派照着现实中的人物样子写，依样画瓢，“入其门易而登堂入室难”；理想派按着想象中的人物样子写，天马行空，“入其门难而登堂入室易”。汉密尔顿将小说人物分为“不变的人物”与“变的人物”两种，“不变的人物始终一致，变的人物则随环境之影响、一己之意志及他人之意志而有所变更”，“变的人物”更有价值。汉密尔顿指出，人物性格如果缺乏变化发展，读者将无法获得对人物真实全面的印象，自然也无法体会人物的价值。关于小说人物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汉密尔顿认为，小说之所以能够表现人生，是因为小说人物包含多人的性格，即公（共）性，而现实人物却不能兼及他人的性情，只有个性：“小说家之能使其人物，有为人人识知之价值者，要在补充实世以具公性之男女也。”小说人物除了有共性，还应该有个性：“虽然，既具公性矣，尤不得不有个性。如其人物，无与其同级人物不同之性质，则不克表现实际之真义。故稗史人物，必当兼具公性与个性。盖有公性，则人物始为真实；有个性，则人物始克使人信。”

情节论

在小说作法中，情节又被称为结构或布局。坪内逍遥最早论及情节安排的重要性，《小说神髓》用两章篇幅谈小说情节，一为“小说情节安排的法则”，通论小说情节的作法；一为“时代小说的情节安排”，专论历史小说的情节作法。汉密尔顿同样强调结构设置在小说创作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说：“叙事之法，当先有完全之结构，而后始可动笔写作……书中事实，步步向确定之主结进行，亦是理耳。虽未待书终，常不克预明其结果，然确觉作者于未开章之前，已早事规画矣，此种感觉，乃读叙事文兴味之主要来源。”小说作法对中国现代小说情节设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有机统一的结构观、打破时间顺序的倒叙法以及横截面式的短篇小说理念。西方的小说情节结构理论经由小说作法传入中国后，很快被中国的小说家与小说理论家们接受。郁达夫几乎全盘继承了汉密尔顿的情节结构理论，如他在《小说论》中提出，最简单的小说结构“就是只用一个人物，单描写他或她一个人的性格的开展。或者就事件而论，单叙一件事情，从原因到结果，一直的平叙下去”；小说叙述的方法，可以先从结果开始，逐渐将原因解剖出来；也可以先从原因写起，逐渐引到必然的结果上，“或者顺叙，或者倒叙，或者顺、倒兼叙”。

环境论

小说作法在中国现代小说理论中最早提出“环境”概念，其英文表述为setting或environment，除被译为“环境”，还有“处景”“安置”“布置”等译法。培里认为小说中的环境就跟戏曲中的舞台一样，为人物展开行动提供了背景，包括历史背景、地理背景、社会背景等。他强调，无论小说环境怎么设置，总离不开现实社会的真实情状。汉密尔顿认为，环境对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有重要的作用：环境有助于设置情节，比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孤岛；环境也能够暗示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比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教堂。他说：“不变的人物，始终一致；变的人物，则随环境之影响，一己之意志，及他人之意志而有所变更。”中国现代小说理论几乎照搬了小说作法中的环境理论，比如茅盾就说：“小说家创造了人物，布置好了结构，就算尽其能事么？当然不是的。他还须把这故事装在适宜的地点和适宜的时期，把这些人物安置在适宜的境界里。这时、地以及自然的或社会的周遭境界，即所谓‘环境’。”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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