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的“两弹岁月”：那些缄默的往事，才是我真正继承的遗产

1964年，原子弹首次爆炸。 图源：维基百科

撰文｜蒋澄宇

我的父亲蒋宏耀、母亲张立敏、干爹唐孝威、干妈吕芳，将他们的青春奉献给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事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一个月，我出生于塔院对街的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我们这些出生在北医三院的核二代，都被称为“生在塔院的子弟”）。我八个月大时，我的父母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我，实在分身乏术、手忙脚乱，因此将我交给在清华任教的姥姥和姥爷抚养。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制中。

1968年文革期间，清华两派发生武斗，晚上时常有枪弹划过胜因院的夜空，为了安全姥姥和姥爷逃到表姨家避难，我被送到塔院幼儿园。在此期间父母家被抄过三次，后来他们又被迫进入学习班接受改造。只好请在塔院同住的父亲四婶，带我回到湖南衡阳县农村老家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直到姥姥和姥爷在工宣队进驻清华园，清华园局势逐渐平稳后，才将我接回身边养育。我在清华上幼儿园、附小、附中，直至1983年考入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成年之前长期不在父母身边，对他们的了解零散且不完整。上大学以后，在美留学父母来陪我期间，及回国工作之后，我们之间才有机会长谈，也才能够听他们讲述“两弹岁月”，虽难免挂一漏万，但他们从亲历的角度对“两弹”研制过程的描述和评说，不常见于已有的海量“两弹岁月”回忆文献中。尤其在我自己也成为生命科学的研究者后，觉得我父母的人生轨迹和对“两弹”事业的讲述还是值得记录下来的。

01 矿业学院毕业的父亲被调去了“两弹”的队伍

我的父亲蒋宏耀，1928年7月出生于湖南衡阳县，他曾祖父参加了曾国藩的湘军，曾祖母曾是捻军女将。文革中曾祖母的坟墓被盗，发现墓志铭是湘军四勇“曾左彭胡”之一的彭玉麟所撰。曾祖父曾随左宗棠刘锦棠征战新疆。据说逝世时被追封“建威将军”，但因情商不高，实权不大。父亲随祖父在封建大家庭中长大，祖父是曾祖父唯一的嫡子，世袭了文官职位。辛亥革命后回到家乡，在当地颇有声望。

父亲的祖父在抗日战争中留在当地组织抗日工作，被日本鬼子杀害。父亲四叔是中共早期党员。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牺牲后，他被党派去协助和照顾返乡的郭亮夫人李老师，在中共衡阳县委开展工作。父亲戏称自己13岁参加革命，为他四叔和李老师传递纸条、情报，并站岗放哨。父亲正式参加革命是在长沙上中学的时候。解放后先在东北学习，后被选派到苏联深造，行前刘少奇同志约他们几位湖南子弟在中南海谈话送行，到苏联学习期间，与其他留苏学生大多在中国人圈子过组织生活不同，父亲被安排与苏共布尔什维克成员一同过组织生活。

父亲刻苦学习，考上了列宁格勒矿业学院。1956年大学毕业后被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招收到地质部工作。1959年为了加强九院的党的领导，父亲服从组织调动，从地质部调到九院（当时叫九所）从事党务工作。

“两弹”研制时期，父亲大部分时间在李觉将军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从美国回国后，陪父母看望李觉将军时，李觉将军称呼父亲为“领导”，称呼我为“小英雄”。我开始很奇怪——李觉将军是九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父亲一直是他的属下，为何会有这样的称呼。后来才知道父亲曾做过李觉将军所在支部的书记，而“领导”不过是将军的戏称。

02 打破了专业壁垒的李觉将军

我的父母认为原子弹、氢弹研制的第一功臣是李觉将军。因为三年困难时期，身在第一线的将军坚决认为“两弹”研发工作不能下马，克服重重困难也要坚持，中央极为重视将军的意见。

此外，李觉将军做过一个重大决策，就是打破各部门壁垒，所有研究人员，无论是高年资的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还是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大家都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讨论工作。

九院分为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各部又分很多组，在此之前为了保密，各组围绕自身任务展开攻关，交流时很谨慎。

李觉将军很快注意到这个问题，与郭英会和我父亲等讨论如何应对。我父亲认为九院的同志都值得信任，支持李觉将军打破部门限制，让各组一起开会交流。

定期召开的研制大会，从理论部先行试行的效果很好，于是就扩展到全院。李觉将军的此项重大决策，极大促进了研制的工作进度。在原子弹和氢弹研制期间的全体大会，大部分时间是李觉将军主持，有时朱光亚伯伯也会主持。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妈妈是会议的主要记录人之一。

我问父母：李觉将军不懂专业，如何主持技术会议？他们说，李觉将军入伍前是大学生，听得懂，不但主持得很好，最后拍板决策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什么各方都信服。由于李觉将军领导有力，决策有方，全体大会交流后，“两弹”研制速度大大加快，1962年就完成了原子弹理论工作，并开始了氢弹的理论准备。

当时的年青人学习能力很强，敢想敢干。氢弹研究曾卡在引爆上，妈妈说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提出了想法，大家沿着这个思路共同努力，攻克了引爆难题。父母认为从无到有，6年多成功爆炸原子弹，之后2年多成功爆炸氢弹，这一世界奇迹与李觉将军大胆打破各部门界限，亲自主持全院“两弹”研制会议的决策密不可分。

1967年以后，李觉将军等九院领导被迫靠边站。我父母在塔院的家被抄了三次，第一次措手不及，很多“禁书”还没来得及清理，幸好抄家的人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书封面倒扣，悄悄放一边，拿了些不痛不痒的去交差。除了上述有惊无险的抄家事件外，父亲还经历了一次生死危机。

在一次党内学习会上，听到传达林彪的“顶峰论”时，父亲说这是违反哲学思想的，到了顶峰还怎么发展。事后，林彪派系的军代表听说此事，向支部参会的每个人询问，大家都否认，称“老蒋没说过”。多年后每次说起此事，父亲总是得意的说：“军代表没来问我，问我一定会承认。”母亲会马上回怼：“你承认了就会连命都没了。”

03 做原子弹机要秘书的母亲

我的母亲张立敏，1935年5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安丘。母亲的父亲张任是清华大学水利系首任系主任。1958年担任密云水库设计代表组（由来自清华大学，水利电力部，北京水利电力学院等单位的一百余位专家组成）组长，他从坝址选择到结构比选，从布设方案到施工图纸，他都一一审定，逐一勘察。母亲的祖父是前清进士，外祖父是北医创始人之一，第四任北医校长。

妈妈先后在清华成志小学、北师大女附中（入学考试，妈妈排名第一）、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1954年高考，据说她的语文成绩是北京市第二。当时物理系录取分数最高，妈妈说，自己是靠文科成绩，才将总分拉上去，最终考上物理系的。

母亲大学期间非常活跃。北大举办的各项文科诗文竞赛、哲学演讲比赛等，前几名常被物理系学生包揽，母亲也多次名列前茅；她还是学校运动会的“常客”，拿过多个比赛项目的冠亚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徐文骏叔叔曾告诉我，他当年是北大物理系的体育部长，有一次母亲参加自行车比赛，最后阶段有些落后，他冲上去跑步引导、鼓励妈妈，最终妈妈夺得了冠军。

母亲也喜欢文娱活动。她说，北大有些演出“一票难求”，图书馆长梁思庄有时会特意给她留票。我还见过母亲参加文艺演出的照片。妈妈当年的同学说她是“北大校花”。但母亲不承认，只说“北大物理系女生极少，又都很活跃，大家才这么说”。

多年后，我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入学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多位北大毕业的教师找借口来看我；有位副校长还让人带我去他办公室，给我讲母亲在校时的故事，甚至告诉了我母亲大学期间的外号，可见母亲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有多深。寒假回京时，我把这些事告诉妈妈，母亲居然不记得这位副校长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了。

母亲的文学才华很突出，当时有校领导劝她转入中文系，却被她拒绝了。因为，姥姥想让她报考清华工科（舅舅毕业于清华水利系，姨妈毕业于清华汽车系），她却偷偷改成了北大理科，已经违背了母亲的意愿，自然不敢再去学姥姥不喜欢的文科。

1957年春，在清华工作、对政治很敏感的姥姥，让妈妈以“咳嗽”为由休学一年。原本母亲班上有一半多同学要被划为右派，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北大，在母亲班上的右派名单上划了一道线，线下的同学就不用被划为右派了。妈妈说，线下第一名是她的发小霍裕平叔叔（其父亲曾任清华物理系主任），母亲的同学们都非常感激杨述。

复学后，妈妈选择了地球物理专业。1960年毕业时，母亲写了“血书”要求去边疆工作，姥姥没能阻止她。但最后，母亲却接到一纸调令，要去花园路三号九院（当时叫九所）报到。据说那年九院在北大物理系毕业生中，只选中了母亲一人。

母亲刚到九院时，好像在老二室，也在实验部待过，后来因为文笔好，被调到机要秘书部门工作，负责为业务领导写会议纪要。当时几位业务领导大多只负责原子弹某一部分的工作，只有朱光亚要统筹原子弹整体研制。秘书们没有具体分工，谁有空就由谁来做纪要。

妈妈刚开始更喜欢在王淦昌主持的会议上做记录。王淦昌认识姥爷，也尊重姥爷，对母亲格外宽容。妈妈说，三年困难期间，王淦昌办公室的点心、饼干，经常被她吃光；王淦昌夫人知道后，每次都会特意多放些在办公室。妈妈还和王淦昌的大儿媳是闺蜜。

后来，秘书室其他秘书总推母亲去做朱光亚主持的会议做记录。朱光亚要求特别严，还经常批评人，大家都有点怕他。妈妈说，第一次给朱光亚做会议记录，交上去的第二天就被退了回来，她看见上面一个大红叉子从头划到尾，眼泪顿时就忍不住往下流。但在大红叉末尾，朱光亚亲自重写了一遍纪要。妈妈边哭边琢磨了一晚上，特别受启发，很快就掌握了记录要领。第二次交上去的纪要，朱光亚几乎未改就将其入档了。从那以后，妈妈就跟朱光亚记录比较多了。

九十年代，“两弹”相关信息开始解密，父母也先后离退休。他们曾去美国陪我住过一段时间。因长期的保密习惯，母亲当时连原子弹都说不出口。还是我逗她、引导她，她才逐渐习惯讲出来。

1997年5月与父亲和母亲在美国罗德岛州布朗大学毕业典礼前合影

04 两弹的第一功臣：朱光亚

父母认为原子弹、氢弹研制技术上的第一功臣是朱光亚。他们特别不赞同这个“之父”、那个“之父”的提法，总说“两弹”的成功是集体努力的结果；若一定要有什么“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核弹之父”的说法，那也只能是朱光亚，因为只有他负责“两弹”总体技术的设计与实施方案。

母亲曾做过机要室秘书，非常清楚九院每个业务领导的工作。她知道朱光亚出身实验物理，对理论物理也很精通，还能严格把控生产部的每一道工序。妈妈常说，朱光亚既能抓总体，又能紧盯每个细节；而且他是业务领导中最年轻的，原子弹爆炸成功时还不到40岁。这么年轻能让多位业务大佬信服必有过人本领。

妈妈还说，朱光亚太谦虚、太低调了，“两弹”工作解密很久后，很多群众仍不熟悉他的名字。我曾问过我的学生们所知道的“两弹”功臣的名字。当他们说到第五人时还没有朱光亚伯伯的名字，我才意识到太不对了。

周总理当年要求，在原子弹爆炸命令下达前，每个小组长、大组长、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都要签字，确认本组、本部门工作达标合格——比如理论部由邓稼先签字，实验部由陈能宽签字。最后，呈给总理的原子弹总体工作确认函上，只有四个人签了字：三位是将军，另一位就是朱光亚。这就是当时的真实记录，而历史就该是它本来的样子。

1964年春节后，九院原子弹工作进入倒计时，九院将工作情况，进展做成电影默片，在机要室选了满口京片子的妈妈去中南海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元帅将军们做讲解。妈妈说每次讲解前，周总理都会过来与她说说话，让她别紧张。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九院布置了一个展室，向领导嘉宾介绍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机要室秘书负责讲解。让妈妈印象深刻的一次讲解是给陈毅元帅讲，几位将军陪同。因为保密原因，陈毅元帅的一位随行军官没有被允许进入展室，他就在门外大闹，说他跟随陈毅元帅以来从未受过如此待遇。妈妈讲解完毕后，张茜马上对陈毅元帅说，这都是保密的，你要管住嘴巴，不能对外乱说啊！在场人都使劲忍住笑。陈毅元帅对大家说，你们（指原子弹爆炸）让我在外交场合腰杆挺得更直了。

文革中，核研究工作就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父亲被整，母亲也被调离机要室，关过学习班，好像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过。记得她说养过猪，而且她养得还特别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一周之内，母亲说服父亲，趁军代表六神无主之际，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拿到调函，火速盖章，离开了九院。

调离不久，李觉将军派郭英会劝说父亲、母亲回九院。母亲被整得伤透了心，坚决不回。

此后，他们在地球物理学方面多有建树。父亲曾担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副理事长，母亲在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交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父亲母亲是中国考古地球物理学的先驱者，合著有中国第一部《考古地球物理学》等专著。

05 唐孝威的两弹一星“六件事”

我的干爹唐孝威叔叔、干妈吕芳阿姨长期在青海221厂工作。唐叔叔从小在他的祖父身边长大，他祖父唐文治先生是国学家，教育家，曾任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后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吕阿姨的父亲吕叔湘是语言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名誉所长。吕爷爷也曾在清华大学任教，与我的姥爷是同事。1973年，唐叔叔和吕阿姨也调出九院，去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唐叔叔的故事最早被作家冯骥才写入《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中——他就是那个少年布尔什维克，在青海221基地造原子弹和氢弹，十年中被无辜批斗的实验物理学家。开批斗会时，唐孝威叔叔是被批斗人之一；会后被批斗人中有的被拉走枪毙。多年后他来合肥中国科大时，我问他：“当年吓没吓着？”唐叔叔说:“没有”。

干妈去世后，唐叔叔给我讲了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干了几件事。其中与“两弹一星”有关的有六件事：

第一件事是1954年，他一个人带着实验组自制的可携式射线探测器，随地质队到我国南方，在野外勘探铀矿。他们在广西富钟地区发现了富铀矿，是中国第一次发现富铀矿。

第二件事是1963年，他在青海221厂领导实验组，成功进行了我国核武器的中子点火技术的研究。

第三件事是1964年10月，他从青海221厂到新疆核武器试验基地，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他领导实验组在原子弹试验的铁塔上，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的近区实验测量。

第四件事是1966年5月，他到新疆核武器试验基地，领导实验组进行了我国含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的高空爆炸的核试验中核射线的测量。

第五件事是1966年12月，他从221厂到新疆核试验基地，参加我国氢弹原理的核试验。他领导实验组通过测量聚变高能中子，确证我国氢弹原理成功。接着1967年6月，我国成功进行了第一颗氢弹的爆炸。

第六件事，他在北京中科院高能所领导实验组进行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的舱内辐射测量，为改进设计提供了重要数据。

唐叔叔能为“两弹一星”做这么大的贡献，多亏了吕芳阿姨在青海和北京的陪伴和全身心精心照顾。吕阿姨是妈妈的发小。她与妈妈在成志小学和北师大女附中是同学闺蜜。她嫁给唐叔叔之后到九院工作，与爸爸妈妈也是同事了。小时候姥姥告诉我，唐叔叔与吕阿姨的女儿唐红出生前，吕阿姨曾提出要抱养我，姥姥舍不得。后来，吕阿姨唐叔叔就认我做干女儿了。吕阿姨很关心我。妈妈管我的大事，吕阿姨在生活细节上关心较多。我回国后独立居住时，她将吕奶奶（吕阿姨的母亲）用惯的好保姆调给我，还经常嘱咐保姆给我做我爱吃的。吕阿姨去世后，唐叔叔要我认唐红的女儿唐语辰做干女儿，将两个家族的友谊延续到了第四代。

2018年8月左起与干妈，干爹，弟弟，爸爸在北京

06 低调的“外援”朱洪元

朱洪元爸爸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父母都是留德的工程师。朱爸爸的母亲是中国第一位归国的女建筑工程师。朱爸爸的伯父是徐悲鸿约蒋碧薇私奔时的传信人和说服者。他伯母是给四行仓库保卫战送旗帜的女英雄杨惠敏。

朱爸爸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同步辐射理论的科学家，“层子模型〞工作他排名第一。据说这两项工作都达到了诺贝尔奖级别的水平。

八十年代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朱爸爸是物理卷的主编。这套百科全书收录了科学家小传。听说有些学科因为“谁能入选”吵得很厉害。物理卷据说没什么争议。朱洪元爸爸写的概论，还得到了业内大佬们称赞。如今我也担任《中华医学百科全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卷》的主编，方知其中艰辛。我拜读了八十年代编撰出版的生命学科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真的是高山仰止。

朱洪元爸爸与邓稼先是好友，两人单身时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邓稼先有时带他去北大，到父亲邓以蛰家里玩。我一直以为朱洪元爸爸与“两弹”研制无关，直到八十年代，他与谢家麟伯伯（2011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聊天，谢伯伯问他怎么当时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好像与他之前就认识。他说1961年底邓稼先请求他帮忙解决原子弹的一个理论问题，他安排副手周光召做与朱爸爸的联络人。

朱爸爸还说，他很早就看重周光召，春节来拜年，一般这样的年轻人他就不回拜了。但他每次都回拜周光召，待周非常不同。后来，朱爸爸花了几个月时间，就解决了这个原子弹的这个理论问题。谢伯伯说，咱们出身不好，他们能找你真不寻常。一向低调的朱爸爸有点得意地说，他们要是能解决也不会来找我了。

这些是我很亲的人对“两弹”贡献的片断回忆。难免挂一漏万，也许会有个别细节不够准确，但他们身上的精神，还是会对今天的科研工作者的科技创新，依然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