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载道：博物馆里的中华文明基因图谱(上)

晋侯苏钟图据上海博物馆官网

　　石器、玉器、青铜器……不仅是器物，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形态的物化体现，其发展与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迁，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
　　博物馆已成为今人打开中华民族亘古文明大门的钥匙。经过岁月浸润的石器、玉器、青铜器……不仅是器物，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形态的物化体现，其发展与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变迁，中华文脉延续千年，仍能生机勃勃、呈现持久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密码深植其中。

二里头玉牙璋：“标记”夏文化

　　牙璋起源于新石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是夏商时期礼制体系的重要器物，随后大量出现在长江流域文明中，尤其以古蜀文明中的牙璋最为人们所熟知。
　　牙璋通常呈扁平长条形，早期功能可能与农耕相关，后逐渐演变为权力象征。例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牙璋两侧出现扉牙装饰，体现了龙形化特征，成为夏文化的典型标识。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走进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一件看似平平无奇的玉牙璋，见证着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非凡影响力。
　　这件牙璋长48.1厘米、宽11.4厘米，呈扁薄长条形，柄部有孔，前端有刃，在璋身与柄部相接处的两侧边缘，有凸起的扉牙。整体造型精美，器型庞大，气势恢宏。
　　“迄今为止，二里头遗址共发现4件牙璋，均出自高等级的贵族墓葬中，表明牙璋已成为代表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
　　根据现有考古实证材料，牙璋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早期的牙璋尺寸较小，造型也较为简单，大部分出自山地祭祀或者城墙夹缝中。”赵海涛介绍，到了距今约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的器体尺寸大型化、扉牙形象龙形化、用途功能礼器化，并且作为夏王朝政治文化、礼制的标志性载体，从中原地区向四方扩张。
　　“在与二里头相距甚远的湖北荆州汪家屋场、四川广汉三星堆、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等诸多遗址当中，都出现了二里头风格的牙璋。”赵海涛说，“相关研究表明，可能的传播路径，一条是通过湖北、湖南传到了广东、福建、香港地区，另一条则是顺着长江一直到达三星堆地区，然后继续向南传到越南北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认为，在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区域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各地“满天星斗”各具特色的古国时代，进入以中原地区为主导、一体化发展的王国时代。
　　当前，经过60余年的持续发掘与研究，夏都的面貌愈发清晰。“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判断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赵海涛说。
　　随着夏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夏朝存在、夏为信史”已成为学界共识。2024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接待游客量达130万人次，成为探访夏王朝的重要窗口。

夏代玉牙璋：填补陕西夏代考古空白

　　在全面开放、展出大秦岭区域六省一市文博珍品的秦岭博物馆展厅，一级文物夏代玉牙璋吸引众多游客参观。
　　夏代玉牙璋是氏族部落首领身份的重要象征。1997年，玉牙璋在商洛市东龙山遗址出土。这件长27.8厘米、宽7厘米的墨玉器，呈窄长条形，表面光洁平整，柄部倾斜，两侧各有一小齿牙，下中部钻有一圆孔。
　　秦岭博物馆馆长雷新锋介绍，这件玉器是商洛市商州区东龙山遗址中的随葬礼器，与玉戚同置于墓主胸部及左臂外侧，墓主推测为夏代部落首领。在陕西地区夏代考古中，玉牙璋是可作为断代依据的标准器物，填补了陕西夏代考古的空白。
　　“东龙山遗址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从出现宫殿区开始形成、青铜器制造作坊开始出现等明显的二里头一期、二期文化特征，以及与玉牙璋一同出土的随葬品综合判断，这里是夏代某个重要部落或者方国的所在地。”雷新锋说，这一遗址处于二里头文化南向扩张的路线上，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对研究夏代国家疆域范围、政治制度起源和部落礼仪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龙纹玉璋：见证玉礼制度成熟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展厅中央，出土于西周晚期虢国国君虢仲墓的人龙纹玉璋，被静静置于独立展柜中，发出幽幽的青辉。
　　走近细观，这件玉璋整体近似铲形，两面纹饰相同，上部是屈膝蹲姿的侧面人纹，面目庄严、发丝飘逸；下部则装饰有双龙纹，一龙在人身下，一龙在人足下，龙身卷曲，仿佛要腾空而起，动感十足。
　　“人龙纹玉璋通长33.3厘米、器身最宽处14.9厘米、厚0.7厘米，是虢国墓地出土器型最大、最为厚重的单体玉器，它材质优良、纹饰优美、雕工精湛。”虢国博物馆副馆长李清丽说，“其上的人纹应是周天子形象，象征着人可驾驭神龙，上天与神灵沟通，祈求国泰民安、江山永固。”
　　作为虢国墓地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虢仲墓随葬器物4601件，其中玉器多达1050件。“人龙纹玉璋位于内棺盖板之上，与玉戚、玉琮、玉璧、戈等礼器同出，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两周时期玉礼文化的直观体现。”李清丽说。
　　两周时期，用玉制度趋于成熟。“在虢国墓地中，祭祀天地四方用的‘六器’、表示邦国朝聘等级的‘六瑞’，以及已失去实用功能转而作为仪仗使用的玉戈、玉戚等，均有所出土。”在李清丽看来，除了人龙纹玉璋，虢国博物馆三套大型联璜组玉佩同样“不可错过”。
　　这三套联璜组玉佩分别为七璜、六璜、五璜，均配合玛瑙珠、料器串联而成，纹饰以形态各异的龙纹或人龙合雕纹为主，望去璀璨夺目，华丽无比。

贾湖骨笛：吹奏七声音阶的“鼻祖”

　　中国古乐发展脉络可追溯至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5000年前的陶鼓与陶埙，以及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磬等文物。这些古乐器不仅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和”的哲学思想，还通过音律传递着天地自然的和谐理念。
　　2025年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贾湖遗址考古发掘新突破，首次发现“一墓五笛”现象，从墓葬规模、随葬品数量及丰富程度看，有较多墓葬等级明显高于聚落其他区域发现的墓葬。
　　“2023年至今，我们开展了贾湖遗址第九、第十次发掘，共新发现骨笛20余支。个别骨笛中间有刻画符号，一侧有等距离划分的刻度，类似度量衡，与其他的不太一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说。
　　距今约9000年至7500年的贾湖遗址，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因出土骨笛而备受关注。
　　“贾湖遗址出土的数十支骨笛中，部分可吹奏出完备的七声音阶，在此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才有五声音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张居中，曾七次主持贾湖遗址发掘工作。1986年，他指导并见证了第一支骨笛的发现过程。
　　贾湖骨笛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更被专家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七声音阶的乐器。它的出土，推翻了中国七声音阶“西来说”，也将中国音乐史的起源时间，提前到了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晋侯苏钟：混搭的神编钟

　　上海博物馆东馆中国古代青铜馆内，灯光柔和。14枚大小不一的编钟组合而成的晋侯苏钟，静悬于展柜之中——青绿锈色斑驳，身披千年风霜。
　　晋侯苏钟一共16枚编钟，另2件收藏于山西博物院。这16枚编钟，形制和铭文书体完全一致，铭文内容更是完美吻合、严丝合缝。
　　铭文，是“侦破”晋侯苏钟身世之谜的关键。16枚编钟上的铭文，共有355字。它记述了晋侯苏率军参加周厉王讨伐东夷的战争，因战功卓著受赏，以此编钟留念。
　　晋侯苏钟的“合体”，补上了一块历史拼图。《史记·晋世家》中记载：“献侯籍元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献侯卒。”学者考证，晋献侯命苏，就是晋侯苏钟的主人。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在史籍中没有找到记录。在为夏商周断代时，晋侯苏钟被看成周厉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成为确定西周王年的一个重要“坐标”。
　　上海博物馆青铜部研究馆员葛亮认为晋侯苏钟有三大特别之处：
　　一是商代墓葬里并没有成套编钟出土，当时只有鸣响器。晋侯苏钟是目前已知西周时代最大的编钟。
　　二是编钟上的铭文不是在铸造时候就有的，而是后来用利器凿刻上去的，其工艺与历史价值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实物。
　　三是晋侯苏钟根本不是“一套编钟”！“我们从铭文推断：晋侯苏打了个大胜仗，收获了很多重要战利品。他从约三套编钟里挑选了一些最好的，‘混搭’在一起，并且在编钟上凿刻铭文记录战功，组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这组‘神编钟’！”葛亮说。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磬氏为钟，一钟双音”，显示西周工匠对声学规律的掌握已相当精妙。考古学家轻轻敲击晋侯苏钟，发现很多钟体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印证了“一钟双音”记载。 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