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中国十强县，今夕何在？

1991年的那个周日清晨，长三角的雾还没散，几辆不起眼的长途大巴颠簸着停在了无锡县的乡间路口。

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村干部只喊他们“上海师傅”，但在几个小时后，这些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的国企技术员，就会让村办小厂那些破旧机器的轰鸣声，变成实打实的印钞机声音。

这帮人拿着比正职工资高好几倍的“外快”，悄咪咪地成了那个时代最隐秘的推手。

那时候大伙还在争论“姓资姓社”争得面红耳赤，这帮泥腿子出身的农民，早就闷声发大财，搞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经济政变。

也就是那一年，中国百强县的榜单第一次这么刺眼。

前十名的名单现在看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在当年，这就是一份中国经济的“草莽英雄榜”：无锡县、江阴县、常熟市、张家港市、武进县、吴县、萧山县、绍兴县、南海县、宜兴县。

这十个名字，就是当时中国财富版图上最亮的那几颗星。

说白了，那时候的国家资源都在大城市、在国企，这些县城两手空空，唯一的资本就是廉价的土地、哪怕不睡觉也要干活的农民，还有那一股子想改命的狠劲。

这股狠劲在张家港那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年的沙洲县刚改名张家港市，地理位置差，交通也是死角。

但当地硬是喊出了“张家港精神”，没路就修路，没港口就硬挖。

这种“抢”和“拼”的逻辑，贯穿了整个90年代。

江浙一带把上海当成了“超级充电宝”，承接了大量的产业外溢；远在广东的南海县，利用挨着港澳的优势，把“三来一补”做到了极致。

五金、家具、纺织，这些现在看来低端的产业，当时可是黄金赛道。

那个年代的GDP增速，动不动就是两位数，那种爆发力，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

不过呢，历史这玩意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变迁。

如果你拿着1991年的地图去找今天的这些“霸主”，你会发现好多名字已经“消失”了。

这背后是一场特别残酷的行政博弈。

随着城市化加速，大城市开始像黑洞一样吸附周边资源，曾经的“县域小诸侯”面临着被“收编”的命运。

最典型的就是萧山和吴县。

当年的萧山县多牛啊，万向集团鲁冠球的故事讲遍大江南北。

但在2001年，它还是变成了杭州的一个区。

吴县也是，被拆成了吴中区和相城区，融入了苏州。

这就好比是“削藩”，变成了区，财政和规划就得听大城市的。

这就像是交出了家里的保险柜钥匙，虽然换来了大城市的户口本，但那种占山为王的快感是彻底没了。

当然了，融入大城市也有好处，萧山拿到了机场红利，吴县的地皮成了苏州的高端制造基地。

但也有像江阴、张家港、常熟这种“硬骨头”，死活保持县级市建制。

特别是江阴，靠着强大的产业护城河，至今还是百强县的标杆，2020年GDP甚至逼近4000亿，这体量放在中西部，能干趴下一个省会。

再回过头看产业，1991年的辉煌其实是带着血色的。

那时候去这些强县，天是灰的，水是黑的。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印染厂的污水直接排河里，那是工业化初期不得不交的“学费”。

记得当年武进县的一些地方，环境问题那是相当严峻。

但你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脑子转得快。

发现路走不通了，转型比谁都快。

看看现在的宜兴，当年靠挖泥巴做紫砂壶、烧陶瓷，搞得尘土飞扬。

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环保之乡，不仅把环境治好了，还把环保设备卖到了全世界。

柯桥（当年的绍兴县）也是，从低端织布机进化成了全球最大的轻纺城，控制着全球纺织品的定价权。

当年的黑烟囱变成了现在的写字楼，这帮人洗脚上岸的速度，比他们当年下地插秧的速度还要快。

社会层面的变化更是吓人。

1991年虽然有钱了，但城乡差距还是大。

城里热火朝天，乡下可能还没通柏油路。

现在的华西村、萧山农村，豪车别墅遍地，基础设施跟上海几乎没温差。

当年的农民洗脚上田，如今他们的孙辈可能正在硅谷写代码，或者在陆家嘴谈融资。

这种阶层的跃升，才是这三十年最值钱的东西。

回望1991年，那真是一个草莽英雄辈出的年代。

那十个县的名字，不仅仅是地名，更是一代人改变命运的图腾。

它们有的变成了繁华城区，有的还在坚守县域荣耀。

这中间有过阵痛，有过迷茫，甚至有过牺牲。

但最终，它们扛住了。

那天下午，最后一班回上海的大巴缓缓启动，几位工程师摸了摸兜里厚厚的信封，靠在椅背上沉沉睡去，车窗外，苏南大地上的烟囱正在冒出滚滚白烟。

参考资料：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