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分享近期的一些研究思考

资料图。本文来源：北京商报、中国国创会

本账号接受投稿，投稿邮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

本文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本文是彭文生在2026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的的演讲实录。

本账号接受投稿，投稿邮箱：jingjixuejiaquan@126.com

彭文生：分享近期的一些研究思考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研究思考。当前中国经济被不少人形容为“冰火两重天”：从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来看，我国在包括绿色产业在内的多个领域已跻身全球领先行列，备受关注；但从国内需求、物价及就业情况来看，当前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我希望从规模经济的视角，为大家解读这一现象。

经济增长包含供给和需求两侧，从供给侧来看，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根本载体便是规模经济。随着人口增长与经济体量扩大，单位成本逐步下降，而规模经济并非静态存在，更具备动态属性——规模经济能够促进技术进步、驱动创新，技术突破后又会在新的技术体系下催生更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本质上就是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相互促进、动态演进的过程。但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无法售出，便会面临需求侧的制约。谈及规模经济，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中国的庞大制造业体量与低成本优势，而历史上另一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凸显规模经济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福特汽车开启现代工业大规模制造模式，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但随后的30年代，美国爆发了大萧条，其本质便是生产过剩导致产品滞销。

大萧条的成因何在？回顾罗斯福新政，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短期救助，针对经济下行推出大量失业救助措施；二是工业复兴方案，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过度竞争导致供给过剩，需规范非互利竞争，美国《反垄断法案》曾一度暂停实施，甚至认为反垄断会引发过度竞争，转而通过行业组织鼓励企业兼并以降低产能，将增加行业集中度视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三是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后续众多经济学文献研究表明，工业复兴方案这条路并不可行——降低供给会产生连锁反应，进一步抑制需求，形成恶性循环。美国经济后来如何复苏？有人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大量需求，但战争的拉动效应是短期的，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核心在于降低贫富差距，而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是关键举措之一。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大萧条的解释，既吸纳了马克思关于收入差距的观点，又提出了货币层面的成因——当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时，货币需求会大幅上升，而货币供给不足会引发市场踩踏，风险资产遭大量抛售，进而导致投资不足。凯恩斯的思想为战后降低贫富差距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他强调需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下行期增加货币供给，以匹配市场的货币需求。

在这一框架下，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规模经济？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已享誉全球，而我想重点强调绿色产业与人工智能领域的“规模新经济”。大家熟知，我国光伏组件、电动车等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领先，那么绿色产业的规模经济是如何形成的？这对全球经济又意味着什么？从近期动态来看，美国高度重视化石能源，强调增加开采量，相关国际事件也与此相关。欧盟近期推出碳边境调节税，认为其他国家碳价格过低，对出口至欧盟的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以平衡碳价格。中国绿色产业发展迅猛，此前《经济学人》杂志将中国形容为“绿色超级大国”，面对欧盟的保护主义倾向与美国对化石能源的侧重，如何看待绿色能源的未来发展？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资源，无法人工制造，而绿色能源属于制造业范畴，具备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同时，制造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创新及动态规模经济紧密相连，绿色能源的发展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当前，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正受益于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绿色能源成本实现快速下降。

其次谈谈竞争与垄断的差异。化石能源行业具有垄断属性，以全球知名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例，当油价过低时，其成员国会通过协商控制石油产量以稳定油价。但很难想象光伏、电动车等生产企业会因价格过低而协商减产稳价——短期或许能达成一致，但长期来看，若自身不生产，其他国家（如印度及欧洲部分具备制造业规模的国家）会填补产能空缺。这便是充分竞争行业的特征：若凭借规模形成垄断，会损害他人利益；若在充分竞争的行业中具备规模优势，则能让所有人受益，中国绿色产业的规模经济正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

如何理解补贴与碳边境调节税的问题？中国绿色产业为何能快速崛起？事实上，光伏、电池等核心技术已存在数十年，其在中国得以发扬光大，与我国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绿色转型存在两大外部性：一是负外部性，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收益由企业独享，而环境危害却由全社会承担。对此，欧盟的解决方案是建立碳交易市场、征收碳税，通过提高化石能源成本抑制其使用；中国的解决方案则是通过政府补贴扶持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初期规模为零，需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实现成本下降并具备经济可行性，这一阶段私人机构因面临亏损而缺乏足够动力参与，此时政府补贴符合经济逻辑，具备合理性。过去20年，全球绿色转型形成了两大模式：欧盟的碳税与碳交易市场模式，中国的绿色产业补贴模式。从实践效果来看，中国的路径更为成功。过去两年，中金研究院在多个国际场合均强调，中国通过产业政策扶持绿色产业发展具有合理性，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基于此，展望未来，绿色转型的核心逻辑在于绿色新兴产业的规模扩张与发展，包括政府在新兴市场的扶持举措；而碳税、碳交易市场（尤其碳交易市场波动剧烈），实际上并非有效的调节机制。

人工智能同样存在规模经济与规模定律的特征，当前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议颇多。今年9月，我带队中金研究院在欧洲交流期间，与10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Philippe Aghion教授就创新发展聚焦AI领域展开深入探讨，其观点颇具参考价值。Aghion教授梳理了估算A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其中一种是外推法，将AI与历史上的电力、IT革命类比，他本人的研究显示，未来十年AI有望为全球经济每年带来0.8至1.3个百分点的增长。另一位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cemoglu则从AI的替代属性切入，认为AI并非替代整个人，而是替代人类行为的某个具体环节（例如操作遥控器的动作）也叫元任务，基于这一逻辑，其估算的A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仅为每年0.08至1.24个百分点。中金研究院在2025年出版的《AI经济学》使用元任务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数据测算，得出AI未来有望为中国经济带来每年0.8个百分点增长的结论，这一估算更接近Aghion教授的研究结果。

在供给侧展现优势的同时，需求侧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来自地缘经济。2019年至2024年，各国从中国进口的份额呈现明显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图表中蓝色深色部分）进口份额下降，这主要源于其关税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而俄罗斯（受制裁影响，贸易渠道相对单一）、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份额显著上升。由此可见，美国的保护主义关税更多引发了贸易结构的调整，而非贸易总量的收缩。从长期趋势来看，过去几年我国贸易伙伴逐步从西方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也更多向这一区域倾斜，外循环闭环形成了新模式：过去的模式是出口消费品至美国，所得资金购买美国国债形成对外资产；新的模式则是出口投资品至“一带一路”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形成的对外资产不再是对方国债，而是企业股权（伴随企业出海）、银行债权贷款等。当然，也有观点关注这类资产的安全性问题，这需要通过宏观战略层面的布局加以应对。

最后谈谈内循环。如前所述，需求疲弱是当前突出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周期下行，叠加房地产与债务问题。债务问题的核心影响在于，居民与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大量用于偿还债务，而这种偿还方式与我国过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密切相关——债务主要偿还给银行，这与直接融资存在本质区别：直接融资中，资金从出借方流向借款方，偿还时仅发生资金在双方之间的转移，对整体数据影响有限；但偿还给银行后，银行本身并不直接参与消费，其资金流转闭环依赖贷款投放，而经济下行期贷款需求疲软，导致资金闭环难以形成，这正是当前需求不足的关键症结。需求疲弱的重要体现包括过去几年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背后有国内市场面临的价格下行压力。

如何提振内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至关重要，债务问题前文已有所提及。在此，我想强调财政投放外生货币的重要性。近期在多个场合听到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正经历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型，未来直接融资占比提升后，间接融资的重要性将下降。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能忽视，银行信贷除了融资功能外，还具备提供货币、创造流动性资产的核心功能——直接融资无法创造货币，唯有信贷能够实现货币创造。因此，即便在直接融资发达的经济体，货币供给功能依然至关重要。美国次贷危机后银行信贷收缩便采取了财政扩张政策，新冠疫情后这一趋势更为突出，也印证了这一逻辑。看待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不能仅聚焦融资功能，还需关注货币供给层面，这正是财政投放外生货币的重要性所在。信贷具有内生性，经济下行期银行有放贷意愿但缺乏有效需求；而财政政策则不同，财政减税、转移支付等举措具有外生性，没有人会拒绝免费的财政支持（例如不会有人因“钱太多”而拒绝减税），因此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中效率最高的外生工具。

当前形势下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财政投放外生货币的关键载体。中国财政在调节收入分配、降低收入差距方面，税收与转移支付制度的作用相对有限，核心原因之一便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尤其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不足。促进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长，离不开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从金融周期逻辑来看，财政需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从长远的结构视角来看，促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同样需要财政政策发力，财政扩张不仅在于逆周期调节，也具有跨周期调节的必要性，而这需要货币政策的协同，以降低财政的发债成本。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扫码入群可参加全年至少12场精彩闭门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