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塔吉克人：塔吉克斯坦邻国阿富汗，却是塔吉克人最多的国家

塔吉克人是一个生活在中亚古老民族，主体聚居中亚，塔吉克斯坦为其主体民族国家。提起塔吉克人，多数人会联想到塔吉克斯坦，但很少有人知道，全球塔吉克人最多的国家并非塔吉克斯坦，而是其邻国阿富汗。这一特殊的人口格局，背后藏着跨越千年的族群迁徙与地缘变迁史。

△传统服饰的塔吉克人

溯源与流变：阿富汗塔吉克人的历史脉络

阿富汗塔吉克人的历史，与整个塔吉克民族的发展流变深度绑定，其族群根基的奠定可追溯至古代河中地区的文明交融。

公元前十世纪，塔吉克人的伊朗语族祖先进入河中地区后，与当地粟特人、塞种人、大夏人长期融合，逐步形成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族群共同体。

在公元9至10世纪萨曼帝国时期，这一融合进程完成质变，塔吉克民族正式成型，而萨曼帝国的疆域恰好囊括了今阿富汗北部大片区域，为塔吉克人在阿富汗的定居繁衍奠定了基础。

彼时，崇尚波斯文化的萨曼帝国将撒马尔罕、布哈拉设为政治与文化中心，河中地区与阿富汗北部的塔吉克人共享着发达的农耕文明与商贸网络，共同孕育了璀璨的民族文化，这一时期也成为塔吉克民族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萨曼王朝的军队

公元999年，萨曼帝国的衰亡成为阿富汗塔吉克人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随着帝国覆灭，原本生活在北方草原的突厥语系游牧民族趁势大规模涌入河中地区，凭借军事优势逐步掌控了这片肥沃的绿洲地带。

突厥人的持续迁入不仅改变了河中地区的人口构成，更对当地塔吉克人的生存空间形成挤压。面对突厥人的同化压力，大量原本定居于河中平原的塔吉克人开始向南迁徙，而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阿富汗西北部地区，因拥有与河中地区相似的绿洲河谷地貌，且远离突厥人的核心控制区，成为塔吉克人南迁的首选之地。

经过数百年的迁徙与定居，阿富汗北部逐步形成稳定的塔吉克人聚居区，这部分南迁的塔吉克人也成为现代阿富汗塔吉克人的核心先祖群体。

△阿富汗的抗苏英雄马苏德

进入近代后，阿富汗塔吉克人在国家历史进程中愈发活跃。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大量阿富汗塔吉克人主动投身抗苏斗争，成为抵抗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被誉为“潘杰希尔雄狮”的马苏德，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率领塔吉克武装在潘杰希尔谷地多次击败苏军，成为阿富汗民族抵抗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此后，在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阶段，又有大批塔吉克人加入北方联盟，在马苏德的带领下坚守抵抗阵地，其英勇抗争的历程不仅捍卫了族群的生存权益，更强化了阿富汗塔吉克人的民族认同感。

尽管历史上多次遭遇外部势力冲击与内部动荡，阿富汗塔吉克人始终坚守着自身的民族身份，传承着独特的文化习俗，成为阿富汗多民族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聚居与分布：阿富汗塔吉克人的生存空间

从地理分布来看，阿富汗塔吉克人呈现出“北密南疏、西多东少”的集中聚居特征，其分布区域与兴都库什山脉北麓的绿洲河谷地带高度重合，这些区域的自然条件与生产资源，为族群的长期繁衍提供了坚实保障。

根据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当前生活在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已超过八百六十万，占阿富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

在阿富汗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和潘杰希尔谷地，是塔吉克人的核心聚居区。马扎里沙里夫作为阿富汗北部重镇，地处阿姆河支流绿洲地带，农业发达、交通便利，塔吉克人占当地总人口的多数，是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导族群之一。

潘杰希尔谷地则因特殊的地理环境，成为阿富汗塔吉克人的精神地标，这里不仅是马苏德领导抗苏斗争的根据地，更因孕育了坚韧的塔吉克抵抗精神，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载体。

△1979年的喀布尔

而在阿富汗西部，赫拉特、加兹尼两座古城同样是塔吉克人的重要聚居地，其中赫拉特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萨曼帝国时期便是塔吉克人的商贸与文化重镇，如今塔吉克人仍是当地人口最多的民族，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农耕与商贸传统。

除了北部与西部地区的集中聚居，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也生活着大量塔吉克人。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喀布尔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更多的发展机遇，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塔吉克人迁入定居，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城市聚居群落。

这些生活在喀布尔的塔吉克人，广泛参与城市的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整体而言，阿富汗塔吉克人的分布格局，既是历史上族群迁徙的自然结果，也与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机遇密切相关，而这种集中聚居的模式，也为其族群文化的传承与民族凝聚力的维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阿富汗塔吉克人多于塔吉克斯坦的历史原因

根据近年的统计数据，以塔吉克人为主体民族的塔吉克斯坦，境内塔吉克人口约为六百四十万；而在古代曾生活着众多塔吉克人的河中地区（现大部分属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如今仅剩下一百四十多万塔吉克人。

反观阿富汗，塔吉克人口已突破八百六十万，远超塔吉克斯坦，成为全球塔吉克人最多的国家。这一“主体民族国家人口少于跨境族群”的特殊现象，并非偶然形成，而是历史迁徙、地缘博弈与边界划分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要原因是萨曼帝国衰亡后，突厥人迁入引发的族群迁徙潮，奠定了“南多北少”的人口雏形。公元999年萨曼帝国灭亡后，突厥语系游牧民族持续涌入河中地区，原本定居于此的塔吉克人面临同化与挤压的双重压力。

△英国入侵阿富汗

相较于塔吉克斯坦境内以帕米尔高原为主、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理环境，阿富汗西北部的兴都库什山北麓拥有更宽广的绿洲河谷与更肥沃的土地，更适合农耕文明的延续，能够承载更多人口。

因此，大量塔吉克人在南迁过程中选择定居于阿富汗北部，而非塔吉克斯坦的高原地带，这一迁徙趋势直接导致阿富汗塔吉克人的人口基数逐步超过北方同胞。

除此之外，近代英俄帝国的地缘博弈与边界划分，人为固化了两国塔吉克人的人口差距。19世纪末，沙皇俄国持续向南扩张吞并中亚汗国，大英帝国则以印度为基地向北设防，阿富汗成为两大帝国的“缓冲国”。

公元1895年，英俄两国为避免直接冲突，签订《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沿喷赤河划定势力范围：喷赤河左岸划归俄国势力范围，右岸则划归阿富汗。

这一划分完全基于帝国利益，丝毫未考虑塔吉克人的民族分布传统，恰好将人口规模更大、聚居更集中的阿富汗北部塔吉克人区域划入阿富汗，而塔吉克斯坦雏形区域的塔吉克人口本就相对稀少，这一人为切割直接造成两国塔吉克人口的初始差距。

而苏联时期的中亚民族划界，进一步削弱了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口基数。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中亚推行民族区域划界政策，在划分乌兹别克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边界时，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考量，将塔吉克民族的历史文化圣城撒马尔罕、布哈拉划给了乌兹别克斯坦。

这两座城市自萨曼帝国时期便是塔吉克人的核心聚居区，拥有庞大的塔吉克人口，它们的划出不仅割裂了塔吉克民族的文化脉络，更直接导致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的塔吉克人口大幅减少。

而同期的阿富汗未受苏联划界影响，其境内塔吉克人的分布范围与人口规模得以完整保留，人口优势进一步凸显。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陷入内战，无暇顾及撒马尔罕、布哈拉的归属问题，反而由阿富汗塔吉克人率先提出“收复圣城”的口号，马苏德“前往撒马尔罕做乃麻子”的宣言曾一度点燃塔吉克人的民族热情，这一细节也从侧面印证了阿富汗塔吉克人更强的民族认同感，以及两国塔吉克人分布格局的历史根源。

步入21世纪后，阿富汗塔吉克人仍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民族力量。尽管生活在阿富汗的塔吉克人与塔吉克斯坦的同胞在语言、习俗上存在些许差异，但这并未动摇其强烈的民族认同，他们始终坚定地以“塔吉克人”自居。

在社会经济领域，阿富汗塔吉克人凭借世代传承的农耕与商贸技能，在农业种植、城市商贸、手工业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民族关系层面，他们与国内其他民族既有协作交流，也共同参与国家发展进程。

尽管阿富汗局势曾长期动荡，但阿富汗塔吉克人依托聚居区形成的社会网络，始终维系着族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其族群动态也持续影响着阿富汗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