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趋于极端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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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从夏季国会参议院选举的震荡，到秋季首相的更迭，日本政治光谱整体“右移”、政治走向逐渐极端化。这种趋势的背后，是一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和社会经济焦虑所驱动、激进政治力量所主导的政治畸变。

2025年12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仍在极力否认甚至淡化、美化侵略行径和反人类罪责。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意味着重犯。各国都有责任和义务督促日本对军国主义遗毒进行彻底清算，让悲剧不再重演，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图为当日例行记者会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日本军国主义没有被彻底铲除。《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然而，随着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根本性转向——从削弱、去武装化转向扶植、重新武装，导致日本军国主义余孽未能得到彻底清算。大量本应被禁止担任公职的战犯政客和官僚重返日本政坛，甚至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甲级战犯重光葵在被假释后竟然出任副首相兼外相。财界、媒体、教育界等与军国主义相关的保守主义者纷纷回归。战前庞大的官僚体系大部分被保存下来，并持续在日本战后政治中起主导作用。人员与体制的延续性，使得战后日本没有出现“洗心革面”、“从头开始”的局面，并始终无法与战前彻底切割。例如，曾是甲级战犯嫌犯的岸信介，从监狱重返政坛后就以抵制“战后体制”为政治根基，以修宪为毕生信念，并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还魂”的标志性事件。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说：“战后的日本政治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其影响延续至今。”

经济长期低迷让日本社会焦虑不安。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多届日本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试图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民生日益艰难，家庭支出膨胀，社保等非消费性月平均支出由2000年每月8.8万日元涨至2023年每月11.4万日元，家庭年平均收入则由1994年的664.2万日元降至2023年的536万日元，支撑稳健保守路线的“1亿总中产”社会逐渐瓦解。2025年11月，日本剔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3.0%，连续51个月同比上升。以大米为例，3年来价格持续上涨，2025年甚至出现全国性供应短缺，引发民众普遍不满。战后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快速复兴之上，一旦经济停滞民众便容易陷入茫然无措。30多年的经济低迷，国力严重衰退，让日本国内笼罩着强烈的对未来的迷惘感，不少国民情绪焦躁不安，并逐渐趋向偏激，与日本右翼口号产生共鸣。日本政治整体向右转，给各类冒险主义、极端主义卷土重来以可乘之机。

执政党深陷困境，右翼势力趁机扩张。日本政党政治一直不健全，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大搞金权政治，依靠向地方、衰退产业等“撒钱”补贴来拉选票、稳固支持基础。自民党议员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选区或关联产业谋求利益，造成权力与利益深度捆绑，数十年来腐败丑闻不断，引发民众强烈不满。但自民党自身无力纠错，导致支持基础日益松动。为谋求连选连任，自民党转而依赖统一教、账外“黑金”等进行拉票活动，力图使推举的候选人成功胜出。不当行为一经曝光，自民党支持率急剧下跌，近期多次选举连遭惨败。民众对自民党实行自我革新、领导国家走出困境已经失去信心，求变心理日益上升，这给日本右翼和其他极端势力迅速扩张和蔓延提供了极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