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骑墙派任安喊冤，汉武帝岂能不怒

司马迁一封《报任安书》，让世人都知道汉武帝时期的任安此人，但大家并不真正了解任安何许人，为何而死。

任安，字少卿，荥阳人氏，年少时孤苦贫困，曾给人驾车来到长安，在武功县落脚谋生。他从基层的求盗、亭长做起，后被推举为三老，又出任三百石俸禄的县长，却因未能做好皇帝出行的接待工作被免职。

人生的转折点来自投靠大将军卫青，成为其门下家臣。

当时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同为大司马，俸禄地位相当，卫青的权势日渐衰退，霍去病则日益显贵。昔日卫青门下的众多门客纷纷转投霍去病门下，以求获得官爵封赏，唯独任安不肯趋炎附势，始终留在卫青身边。

后来汉武帝下诏，要从卫青的家臣中选拔郎官。卫青起初挑选了十几个家境富裕的家臣，准备让他们备好鞍马、绛色衣服和玉具剑入宫奏报。

恰逢贤大夫少府赵禹前来拜访，卫青便让这些家臣拜见赵禹，赵禹逐一询问后，发现无一人具备智慧谋略。随后赵禹召见了卫青所有家臣，最终选中了任安与田仁。

汉武帝召见时，让他们相互举荐，田仁说：“手持战鼓站在军门中，使士兵们愿意战斗到死，我不如任安。”任安则回应：“决断疑惑困难的事，明辨是非，处理官场事务，使百姓没有怨言，我不如田仁。”

汉武帝闻言大笑，称赞两人的坦诚与才能，当即任命任安监察北军，派田仁前往黄河边管理边塞农耕。

凭借着在北军的任职经历，任安逐渐积累了军事管理经验和声望，后来被提拔为益州刺史，名扬天下。

而太子刘据作为卫青的外甥，早已通过舅舅与任安建立起深厚联系，任安的忠诚与才干也让他成为太子心中可以信赖的重要力量，这份紧密的关联，为日后的命运纠葛埋下了伏笔。

征和二年，汉武帝晚年多病，对巫蛊之术深信不疑。宠臣江充因与太子刘据素有嫌隙，担心汉武帝去世后被太子报复，便趁机假借调查巫蛊案之名，栽赃嫁祸太子。

太子刘据得知消息后惶恐不安，连忙询问少傅石德该如何应对。石德担忧自己会因太子之事被牵连处死，便建议：“你可假传圣旨，将江充等人逮捕下狱，彻底追究其奸谋。若不如此，前往甘泉宫请罪，或许也能侥幸无事。”

当时汉武帝正在甘泉宫养病，太子无法直接面见父亲辩解，而江充的逼迫日益急迫，无奈之下，太子采纳了石德的计策。

秋七月壬午，太子派门客冒充皇帝使者，前往逮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身份造假，不肯接受诏书，被太子门客当场杀死。太子亲自监斩江充，怒骂道：“你这赵国的奴才，先前扰害你们国王父子，还嫌不够，如今又来扰害我们父子！”

随后，太子派侍从门客无且携带符节连夜进入未央宫长秋门，通过长御女官倚华向卫皇后禀报实情，成功调发了长乐宫的卫卒，打开武器库取出兵器，正式起兵自保。

丞相刘屈氂得知事变后，吓得仓皇出逃，连丞相的官印和绶带都遗失了，仅派长史乘坐驿站快马前往甘泉宫奏报汉武帝。

汉武帝接到奏报后勃然大怒，斥责丞相遇事无策，随即颁赐印有玺印的诏书：“捕斩反者，自有赏罚。紧守城门，决不能让叛军冲出长安城！”

为了戳穿太子的 “平叛” 说辞，汉武帝当即从甘泉宫返回长安，坐镇城西建章宫，征调三辅附近各县的军队，交由中二千石以下官员统领，归丞相刘屈氂兼职统辖，全力镇压太子军队。

然而汉武帝早已预判到这一举措，派侍郎马通赶在如侯之前抵达胡骑驻地，告知胡人 “如侯带来的符节是假的”，斩杀如侯后率领胡骑开进长安，太子调动外援的计划彻底落空。

外援断绝后，太子刘据深知，能否掌控驻守京城的禁卫军北军，成为这场对峙的关键。北军作为京城核心驻军，战斗力强劲，一旦归附，便能与丞相统领的军队形成抗衡。太子心中早已选定了争取的对象 —— 时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

在太子看来，任安既是舅舅卫青的旧部，又曾得到自己的暗中关照，多年来始终以忠诚正直闻名，必定会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于是太子亲自来到北军军营南门之外，站在车驾上，派人将任安召出营外。面对这位自己倚重的亲信，太子郑重颁与调兵符节，明确命令任安发兵，随自己一同 “诛杀奸佞、平定叛乱”。

任安接过符节后，当即下拜行礼，态度恭敬有加，对太子的命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然而回到军营后，他却立刻下令紧闭军门，坚守不出，既没有按照太子的命令调兵出战，也没有派人向汉武帝禀报太子前来调兵的情况。

作为执掌北军兵权的将领，任安对长安城中的局势心知肚明，一边是储君太子，一边是当朝天子，他选择了最谨慎也最暧昧的立场 —— 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当时长安城中战火已起，太子率领长乐宫禁军和征发的百姓、囚徒，与丞相刘屈氂的军队在长乐宫西阙下展开激战。这场厮杀持续了五日之久，死者数万人，鲜血流淌进街道的沟渠之中。

京城百姓人心惶惶，官员们或投身平叛，或依附太子，或躲藏避祸，而手握重兵的任安，始终让北军保持中立，置身于这场皇室内乱之外。

任安的沉默并非毫无缘由。他深知汉武帝性情刚烈，猜忌心重，若公然支持太子，一旦太子失败，自己必将被定为谋反同党，落得灭族之祸；可若是拒绝太子，甚至出兵镇压，又担心汉武帝日后思念太子而反悔，自己会成为替罪羊。

在他看来，保持中立或许是最稳妥的选择，无论哪一方最终获胜，自己都能凭借 “未参与叛乱” 的立场寻求自保。却未曾想，这种看似精明的骑墙之举，早已为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太子的军队终究难以抵挡朝廷正规军的攻势，粮草断绝，士兵溃散，最终遭遇惨败。太子带着少数亲信，从司直田仁驻守的覆盎门逃出长安，一路向东逃亡。

汉武帝平叛之后，立即下令彻查所有参与太子起兵的人员，一场大规模的清算就此展开。

起初，汉武帝得知任安接受了太子的符节却并未出兵，认为他只是假装受命，实则不肯附和太子，并未打算追究他的责任。

但没过多久，任安手下一位曾遭受他打骂的小吏，因怀恨在心，上书朝廷诬告任安。小吏在奏书中称，任安早就盼着太子谋反，接受太子符节时曾私下表示 “幸与我其鲜好者”，言语中暗含对太子的支持之意。

这封奏书彻底激怒了汉武帝。他反复核查任安在巫蛊之祸中的所作所为，终于看清了其骑墙本质，怒不可遏地说道：“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

在汉武帝眼中，任安身为朝廷命官，手握北军重兵，在国家面临内乱、皇室骨肉相残的关键时刻，不忠于君主，不维护社稷，反而妄图坐观局势变化，谁获胜就依附谁，这种投机取巧的不忠之举，比直接参与叛乱更不可容忍。

汉武帝当即下令将任安逮捕下狱，交由司法官员审理。廷尉府根据汉武帝的旨意，结合小吏的控告和相关查证，判定任安 “怀诈不忠，有两心”，罪行当死。

汉武帝批准了判决，下令对任安处以腰斩之刑。与任安一同被处死的，还有放走太子的司直田仁，以及太子的门客、跟随太子起兵的官员士兵等数万人。

当时的法令明确规定，官员在君主面临危难时必须挺身而出，维护皇权稳定。汉武帝晚年本就多疑，巫蛊之祸让他对 “不忠” 之事更为敏感。在他看来，任安作为受朝廷厚恩、被太子信任的双重亲信，却在关键时刻背弃使命，妄图投机自保，这种行为严重挑战了皇权的权威，必须予以严惩，以警示天下百官。

他或许到最后才明白，在皇权至上的专制时代，中立从来都不是一种安全选项，尤其是在君主与储君的生死对决中，任何试图模糊立场的骑墙之举，最终都只会被视为对皇权的背叛。

任安的悲剧，本质上是专制皇权下个体选择的困境。但从史书记载的事实来看，他身为朝廷重臣、太子亲信，在关键时刻放弃使命、投机自保，最终被判处死刑，确实是咎由自取，毫无冤屈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