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无哲学”，是来自温带的偏见

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上英语课要准备英文诗朗诵，我选了莎士比亚的《第18首十四行诗》。这首诗写道：

“我可能把你和夏天相比拟？

你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

狂风会把五月的花苞吹落地

夏天也嫌太短促，匆匆而过。

有时太阳照得太热，

常常又遮暗他的金色的脸；

美的事物总不免要凋落，

偶然的，或是随自然变化而流转。

但是你的永恒之夏不会褪色，”

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夏天明明是非常漫长且炎热的，在夏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吹空调，这个酷热的夏天怎么会是美好的呢？

后来，我虽然没有真的去过英国，但了解到英国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方才理解了莎士比亚——英国的冬季漫长，阴沉而致郁，而英国的夏天白昼最长、万物生长，又没有那么的炎热，是英国最美好的季节。有关夏天的想象与写作，会因为气候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个有意思的事情，在我读研的时候，我去深圳的一个幼儿园调查，那里有一位老师是来自河南的，他跟我介绍了幼儿园独特的布置：深圳夏天长久而没有冬天，在冬天也是一大片绿色，在这里感受不到四季变化。为了让孩子们即使在深圳也感受到四季的不同，所以呢，我们幼儿园会在不同季节摆放相应的植物和装饰，让孩子们即使在深圳也感受到四季的变化，有对四季的概念。

这次交流结束之后，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广州和深圳，那平时我们习惯的气候条件就是长夏无冬，很难体验到寒冬和冰雪的存在。要在这里给孩子们营造北方的“四季”观念，这是否是老师要把自己的生活背景和观念代入给异乡的学生呢？或许一年的“四季分明”是理所当然的，接近热带的深圳的“长夏无冬”才是一种例外情况？

回到正题。

前些天在小红书上我看到几个推文，标题大概是“热带没有哲学”，内容大意是这样的：

热带地区因温度较高，人们更依赖感官经验，无法形成以思辨、理性为基础的体系化哲学。热带实在是“太热了，没有哲思只有体感”，在炎热带来的极致的感官刺激下，那些关于人生意义、未来规划的抽象思考会自然消散，只剩下对当下的纯粹感知。

这个命题看似浪漫，却经不起严谨的推敲。要反驳它，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两个核心问题：何为热带？热带真的没有哲学吗？

什么是热带呢？从地理的角度来讲，热带主要指的是赤道以北约23.5°北纬（北回归线）至赤道以南约23.5°南纬（南回归线）之间的区域。热带也是地球上光照最强、年平均气温最高的一片区域，每年分为雨季和旱季。东南亚、加勒比群岛、非洲热带区域、印度大部、拉丁美洲热带区域、太平洋热带区域诸岛都属于热带。

而在这些地理区域中，诞生了许多被我们所公认的哲学家。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印度的泰戈尔、圣雄甘地，来自加勒比海群岛，提出“被殖民者的精神现象学”的弗朗茨·法农 (Frantz Fanon, 1925-1961)； 来自巴西，提出“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保罗·弗莱雷 (Paulo Freire, 1921-1997)，还有来自热带非洲的夸梅·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1909-1972)、夸西·威雷杜 (Kwasi Wiredu, 1931-2022)等等。

受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当然无法对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一一赘述，但正是他们的思想使得有关哲学的“气候决定论”不攻自破。而正是热带地区作为殖民剥削和全球权力斗争前沿的特殊历史地位，赋予了这里的思想家一种独特的、来自边缘的批判视角。

“热带无哲学”反而是来自于温带中心主义的、地理决定论式的偏见。在地理决定论下，热带人群因炎热气候而“懒散”，温带人群因严寒而“坚韧而理性”。这样的论调显然站不住脚，它的背后其实还藏着更深一层的话语霸权。 “温带中心主义”的说法，首先确立了一个标准（即希腊-欧洲的哲学范式），然后将这个标准普世化，用以衡量所有其他文明。在这种标准下，那些不完全符合此标准的思想传统，比如说更侧重伦理实践的中国哲学思想，可能就不被西方思想界视为“哲学”。

回到西方思想对于热带的想象中来。

西方思想史的主流叙事长期以来将非洲大陆描绘成一个没有历史、没有理性、没有哲学的“黑暗大陆”。大卫·休谟（David Hume）、黑格尔（G.W.F. Hegel）等西方哲学家曾公开否认非洲人具有进行哲学思考的能力，并流传着“理性是希腊的，情感是非洲的”这类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论断。

说到这里，我就要提到这个很有意思的概念，“热带性”（Tropics）。

什么是热带性呢？

如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剖析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样，“热带性”指的是西方（尤其是温带文明）如何将热带地区建构为“异域他者”（Exotic Other）的过程

最早开始对热带进行研究的是法国地理学家皮埃尔·古罗，他的《热带国家》（Les Pays Tropicaux）试图为纷繁复杂的热带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分析框架。然而，正是古罗作品的权威性，使其成为后来批判者的主要靶子。大卫·阿诺德认为，古罗的著作尽管充满细节，但其深层逻辑依然嵌在殖民主义视角中。他将热带描绘为一个本质上存在问题的区域——土壤贫瘠、疾病横行、农业和科技落后、社会极其“传统”——这些“问题”需要外部的（通常是西方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来“解决” 。这种论述无形中强化了热带地区的“自卑情结”，并为来自欧洲的殖民提供了合法性。因此，古罗的著作成为了“热带性”话语在学术领域最精致、最科学的体现，也成为了后殖民批判的典型标本。

后来的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则将“热带性”转向批判性研究。在《热带性与帝国想象》（The Tropics and the Imperial Imagination）中，阿诺德将热带性定义为一种‍“想象中的空间”‍。阿诺德认为，热带性与东方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强烈的环境视角，将热带环境（如气候、植被、动物）与人类文明进程紧密纠缠在一起。

殖民者的写作将欧洲（温带）塑造为“温和的”、“文明的”、“理性的”、“进步的”和“健康的”典范；同时，将热带地区描绘为其反面——“炎热的”、“野蛮的”、“原始的”、“停滞的”、“疾病肆虐的”和“危险的”。

在欧洲殖民者笔下的热带想象中，热带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且共同存在的形象。一种是理想化的视角或许也就是“伊甸园”：热带被描绘为一种“乐园”或“乌托邦”，充满了丰饶的自然资源、原始的野性美和未被开发的纯真。在消极的论述中，热带被描述为一种“炼狱”或“病疫之地”，充斥着疾病、野蛮、自然灾害和不可理喻的危险。这种视角深受殖民时期“热带病”医学史的影响，将热带视为“不可征服”的荒蛮之地

因此，我们能了解到“热带无哲学”这一思想的根源，正是从温带中心出发，对其他气候带文明进行审视的偏见——热带是物产丰饶的伊甸园，这里的民众懒散而无暇也无意识进行思考。

有关我们对热带的视角，我觉得有一句更合适的话可以概括：

“理性并非地理的囚徒，在热带地区运用理性，其本质也不会发生改变。（Ki-zerbo 1981）”

一个人无论来自热带、极地还是温带地区，这都无关紧要 —— 因为我们人类皆被赋予思考的能力，进而拥有创造知识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