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程才女的嫁妆：一箱诗与两张休书

唐开元二十八年，乌程县出了件稀奇事。陆家新娘子李冶出嫁那天，送亲队伍最后跟着个不起眼的樟木箱子。盖头半掩的新娘死死攥着钥匙，直到拜堂前，才把箱子交给新郎杜子腾，神情郑重得像在托付性命：“这里头，是我的命。”

洞房花烛夜，杜子腾满心好奇地打开箱子——没有金银珠宝，只有满满一箱诗稿。最上面那张墨迹最新，写的是：“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祸起诗稿

李冶爱写诗，这毛病在娘家时就差点要了她的名声。

十四岁那年春天，她在自家后园赏花。园中海棠开得正好，她一时兴起，在粉墙上题了四句：“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偏巧这墙临街，诗被路过的县学教谕看见，大加赞赏，在乌程文人圈传开了。

麻烦来了。教谕登门拜访时，李冶的父亲李康正在书房会客。听说女儿的诗被外人传阅，李康的脸当场沉得能拧出水。客人一走，他冲进后园，指着那堵墙浑身发抖：“你一个待嫁的姑娘，把诗写在墙上任人观看，成何体统？！”

李冶小声辩解：“女儿只是写景……”

“写景？”李康抓起墙角的扫帚就去抹墙，“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写诗给外人看，与抛头露面有何区别？将来谁敢娶你！”

那晚，李康把女儿关进祠堂罚跪。供桌上摆着《女诫》，烛火幽幽中，李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你可知为何让你抄这个？因为你今日所作所为，就是不守妇德！”

李冶跪在冰冷的地上，盯着《女诫》封皮，突然笑了。她想起白天教谕说的评语：“此诗有谢灵运遗风。”而祠堂里供着的列祖列宗，没有一个知道谢灵运是谁。

嫁入杜府

嫁给杜子腾，是父亲平息“诗名风波”的权宜之计。杜家是乌程新贵，杜子腾的爹杜衡靠贩茶起家，急需书香装点门面。李康则想赶紧把“出格”的女儿嫁出去。

新婚头三个月，杜子腾对那箱诗稿爱不释手。他在诗友聚会时拿出几首，赢得满堂彩。“内子偶作”成了他最好的社交名片。李冶起初欢喜，后来渐渐不安——她发现丈夫只挑那些写景咏物的诗，但凡涉及情思的，一律压下。

转折发生在一次家宴。杜衡的生意伙伴、湖州司马来访。酒过三巡，杜子腾又搬出诗稿显摆。司马读到“相思怨”几首，眉头皱起：“这‘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少夫人写此诗时，心中所思何人？”

满座寂静。杜子腾的笑容僵在脸上。

李冶起身行礼，从容答道：“回司马，此诗仿古乐府而作。正如司马读《关雎》，不会问作者思慕哪位淑女。”

话虽圆了，芥蒂已生。那晚杜子腾第一次没回房睡。

诗祸再起

真正致命的一击，来得荒唐又残忍。

杜家有个远房表亲在长安做小吏，某日寄来一卷手抄的宫廷诗选，说是如今长安最时兴的。杜子腾翻开，竟看见李冶的《八至》诗赫然在列，署名处清清楚楚：“乌程李冶”。

他冲进卧房，把诗卷摔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

李冶也愣了。她想起半年前，曾把几首诗交给常来收茶税的税吏——那人说长安有亲戚爱诗，想带去看看。她以为只是寻常交流。

“你一个妇道人家，把诗传到长安？还传到宫里？”杜子腾的声音在发抖，“你知不知道，现在外头怎么说？说我杜子腾靠卖妻子的诗扬名！”

更糟的还在后头。杜衡查了那个税吏的背景，发现他竟是朝中某位政敌的门人。而那位政敌，正与杜家想巴结的靠山是死对头。

“完了，”杜衡瘫在太师椅上，“你这媳妇的诗，现在成了别人攻讦我杜家的把柄。”

两张休书

李冶被休那日，乌程下着蒙蒙细雨。杜子腾给了她两张休书。

第一张是通常格式：“杜门李氏，不守妇德，有亏妇道……”

李冶看完，平静地问：“可有具体事例？”

杜子腾沉默良久，递上第二张——这张是手稿，墨迹凌乱：“妻李氏，才高于顶，名传于外。诗作流播宫禁，致夫家陷于党争之危。妇德之失，莫过于以才害家。”

读到“以才害家”四字，李冶突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笑什么？”杜子腾恼羞成怒。

“我笑这世道。”李冶擦去眼角泪花，“十四岁因诗被父责为不守妇德，是因诗写在墙上；如今被休，是因诗传到长安。这妇德的标准，到底是看诗写在哪儿，还是看诗传到哪儿？”

她站起身，从床底拖出那个樟木箱子。打开，里面诗稿依旧整齐。

“这些，我带走了。”她合上箱盖，“你杜家怕被它‘害’，我却要靠它活。”

残诗与余生

离开杜府那日，李冶雇了辆牛车。车夫问去哪，她想了想：“去道观。”

在玉真观安顿下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重读所有诗稿。读到《八至》时，她提笔在“至亲至疏夫妻”旁加了一行小注：

“十四岁作此句时未解其意，今方知‘疏’不在情薄，在人心之怯——怯才名，怯人言，怯诗稿重过金银。”

后来，她成了名满江南的女道士、女诗人，与陆羽、皎然交游唱和。只是再也没人见过那个樟木箱子。有人说她烧了，有人说她埋了。

只有一次，皎然问她：“你那箱诗稿……”

“在它该在的地方。”李冶望着远山微笑。

很多年后，人们在整理李冶遗物时，在她常用的经卷夹层里发现一张泛黄的纸。那是《八至》诗的残稿，背面有行极小的字，似是后来补记：

“父责我诗在墙，夫休我诗在长安。若知诗终在《唐三百》，当年可会容我写完？”

可惜，历史没有给她答案。只给了她一个装满诗的箱子，和两张用不同理由休她的休书——这大概是一个才女，在那个时代最标准、也最讽刺的嫁妆与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