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陨落启示录：金融创新如何平衡效率与风险

李伟、陈剑/文

2025年底，稳定币的全球市值已突破3000亿美元，在跨境支付、数字资产交易和新兴市场中的应用不断扩大。

但6年前，当Facebook（Meta前身）宣布将发行一种由一篮子法定货币支持的全球数字货币时，却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争议焦点。各国央行一方面加强对稳定币的监管，另一方面加快推进研究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下称 CBDC）。

Libra最终失败了，但稳定币市场却开启了快速增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禁追问：Libra从诞生、转型再到退出舞台，科技巨头是否适合承担金融基础设施的角色？在数字时代，金融创新又应当如何在效率与风险之间取得平衡？

Libra的诞生

2019年6月，在硅谷的一场发布会上，Facebook推出了一款名为Libra的数字货币。这场产品发布会更像一场宣言：这家连接全球20多亿人的社交网络巨头，正试图打造一个无国界的金融体系，让全球用户能像发送讯息一样便捷地转移资金。对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团队而言，Libra不只是支付工具的革新，更是重新定义货币的一次尝试。

Facebook高层认为，社交网络的下一个阶段，不只是让人“连接彼此”，而是让人“连接价值”。全球仍有数十亿人无法享受基本的银行服务，Facebook看到了以其庞大用户基础推动普惠金融的机会。

Libra最初被设想为一种加密货币，更准确地说是稳定币，其价值由一篮子银行存款和短期政府债券等高流动性资产作为储备支撑。设计初衷在于结合加密货币的技术优势与传统货币的稳定性，创造出一种跨境、低成本且可信赖的支付方式。其官方钱包Cali－bra（后更名为Novi）将直接嵌入What－sApp与Messenger，让用户可以像发信息一样转账。

为确保透明度与治理独立性，Facebook在瑞士日内瓦成立了非营利组织Libra协会。最初的创始成员包括Visa、Mastercard、Uber、Spotify、Voda－fone等28家合作伙伴，每家投入至少1000万美元来启动该项目，并共同参与决策。

后来陆续有几家成员因担心无法满足监管要求而退出。因而，在2019年10月Libra协会正式成立时，它只包括21位创始成员。理论上，Facebook并不直接控制Libra，而是作为众多成员之一，共同维护货币储备与区块链网络的运行规则。

Libra的发布在全球引起轰动。支持者称其为“全球支付的革命性尝试”，期待其成为“世界版PayPal”，但监管层的反应却是即时且激烈的。

美国联邦储备主席鲍威尔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国会则要求Facebook出席听证会，质疑曾因数据隐私泄露而备受关注的这家企业，是否有资格掌管全球的金融基础设施。各国央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也纷纷警告：如果Libra真的在Facebook的全球用户群中流通，它可能会削弱国家货币主权、扰乱金融稳定、甚至威胁反洗钱机制。

更有批评者指出，Libra实质上是一种“私人央行”。所谓去中心化不过是表象，背后真正的权力仍集中在Face－book及其合作伙伴手中。社交数据与金融数据若结合，将可能形成前所未有的隐私数据获取权。甚至有加密货币圈的原教旨主义者也表示反感，认为Li－bra背离了比特币“去中心化与自由”的精神。

面对全球监管的压力，Facebook不得不多次调整项目方向。然而，这并未平息外界疑虑。Visa、Mastercard、Pay－Pal、Stripe等核心成员相继退出。少了支付巨头的支持，Libra的前景愈发暗淡。2020年底，Libra项目宣布更名为Diem，试图摆脱与Facebook名字绑定的负面印象，以应对全球监管压力并重塑品牌形象。2022年初，在美国监管压力下，Diem协会宣布出售其技术与资产给SilvergateBank，金额仅1.82亿美元。这个曾瞩目一时的“全球货币梦想”就此落幕。

详解Libra

技术上，Libra区块链被设计为一条高性能、许可型的区块链，采用三大技术创新：自主开发的Move编程语言：专为资产安全与智能合约而设计，防止资产“复制”或非法生成；拜占庭容错共识机制（LibraBFT）：允许高吞吐量与低延迟，能容忍最多三分之一节点失效，保障交易的可靠与稳定；Merkle树数据结构：保证交易不可篡改并支持历史数据验证。

与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不同，Libra的许可型区块链架构意味着只有获得批准的节点（即协会成员）才能运行系统、验证交易和参与治理。这样的设计在效率与合规性上有其优点：它能以极低的能耗支持每秒上千笔交易，同时在监管层看来更可控。

2019年发布的首版白皮书描绘了一个宏大蓝图：LibraCoin将由一篮子主要法定货币（如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及短期国债作为储备支撑，以保持稳定价值。用户使用Libra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支付。

“多币种篮子”设计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但其执行主体却不是政府或央行，而是Li－bra协会。协会负责维护区块链网络、管理储备资产，并监督项目的运营与治理。

尽管Libra被设定为一个由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但其经济机制依然为成员企业与投资者提供了可持续的收益来源。当用户购买Li－bra时，他们以美元、欧元或其他法币兑换等额Libra代币，这些资金随即被存入LibraReserve（储备池）中并投资于低风险、有息资产。储备池所产生的利息收益，构成Libra生态的主要盈利来源。这些利息不会分配给用户，而是由Libra协会统一管理，用于支付网络的运营成本与技术开发、建立资本缓冲与风险准备金，以及向早期投资者和协会成员支付适度的股息或回报。

但面对监管压力，Libra协会在2020年发布了第二版白皮书，对项目架构进行了深度调整。最大的变化是Libra不再是单一的“全球货币”，而是由多种单币稳定币组成的体系。例如：LibraUSD锚定美元；LibraEUR锚定欧元；LibraGBP锚定英镑等，原有的多币种LibraCoin则被重新定义为这些单币稳定币的“加权组合”。

此外，2.0版强化了监管与合规机制，如明确建立反洗钱（AML）与反恐融资（CFT）框架；将交易主体分为受监管服务商、认证服务商与自托管钱包用户；要求交易商遵守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标准与各国金融监管要求等。Libra协会承诺接受独立审计，定期披露储备构成与风险情况。

Libra项目公布仅两周后，项目负责人DavidMarcus便被传唤至美国国会。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连续两天的听证会上，他面对的是议员们如潮的质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虽未亲临现场，但其事先表达的“对隐私、洗钱、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稳定表示严重担忧”似乎已为听证会定下了基调。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直言，Libra“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也缺乏可靠性”。

大西洋彼岸的反对声浪同样汹涌。在Libra宣布后不久，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便毫不客气地指出，Libra“对国家主权构成威胁”。他与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任何私人实体都不应声称拥有国家主权所固有的货币权力”。朔尔茨更是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将Libra描绘成“披着羊皮的狼”。

法德两国的强硬立场迅速转化为欧盟层面的共同行动。2019年12月，欧盟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发布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在“法律、监管和监督方面的挑战与风险得到充分识别和解决之前”，任何全球稳定币安排都不得在欧盟运营。这一声明为后来欧盟制定《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MiCA）铺平了道路。MiCA旨在为加密资产（尤其是全球稳定币）建立全面且严格的监管框架，其核心精神正是回应Libra所带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国际监管协调机制快速运转起来，七国集团（G7）成立了稳定币工作组。该工作组在2019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系统性地列出了稳定币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与风险，包括法律确定性、健全治理、反洗钱/反恐融资、支付系统安全、市场诚信、消费者保护以及潜在的金融稳定影响等。

报告指出，在全球稳定币项目启动之前，必须充分解决这些公共政策风险。这一立场迅速得到了二十国集团（G20）的背书。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FATF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也火速行动起来，评估现有监管框架，并发布针对全球稳定币的监管建议，形成了围堵Libra的全球监管网络。

何以折戟

监管者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Libra可能颠覆现有金融秩序的风险预判。这些风险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维度。

一是对货币主权与金融稳定的侵蚀。Libra的雄心是成为全球性货币，这直接触动了国家主权。

欧洲央行认为，像Libra这样规模的多币种稳定币，如果被广泛用作计价货币，将削弱欧元区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影响国内经济的能力，使价格体系更易受他国货币政策或外部汇率波动的冲击。Facebook的月活用户为24.1亿（截至2019年6月30日），若Libra依托这庞大的用户形成规模效应，它有可能在高通胀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导致货币替代，从而架空当地央行的利率与汇率调控能力。更宏观地看，由私人协会管理、以一篮子主权货币为储备的Libra，实质上在行使一种类央行职能，却不受任何国家《中央银行法》的约束，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一个不受控的波动源。

二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Libra的设计并不能规避传统金融中的经典风险。首先是挤兑风险。尽管Libra声称由资产储备全额支持，但其储备资产的结构存在市场波动和流动性压力。一旦发生信任危机，如Facebook遭遇丑闻或储备资产出现亏损，全球用户同时赎回法定货币（如美元、欧元），超过Li－bra协会的即时兑付能力，很可能引发数字挤兑，并因其跨境属性瞬间传导至多个国家。其次是“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如果Libra成功渗透进全球支付体系，一旦出事，将迫使各国政府动用公共资金进行救助，问责和监管责任却因Libra“瑞士注册、全球运营”的复杂架构而变得模糊不清。

三是合规与消费者保护。在操作层面，Libra对现有监管框架构成了严峻挑战。在反洗钱/反恐融资领域，其区块链网络的潜在匿名性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合规水平不一，有可能为非法资金流动创造温床。美国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声称Libra将成功地为“恐怖主义、贩毒、人口贩子，尤其是逃税提供便利”。

在数据隐私与消费者保护方面，Facebook过往的不良记录像挥之不去的阴云。监管机构难以相信，一个在社交数据管理上尚有漏洞的企业，能够妥善守护用户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数据。此外，与传统银行账户享有存款保险不同，Libra用户没有任何法定保障机制，万一发生Libra协会破产的情况，用户将面临投诉无门、血本无归的困境。

四是信任危机，Libra项目的命运与Facebook的声誉深度捆绑。即便Libra协会宣称独立运营，但Facebook在技术、生态和用户导流上的主导地位，使其独立性备受质疑。Facebook历史上存在多次数据滥用事件，如2018年爆出的剑桥分析数据滥用丑闻、2021年曝光的内部员工滥用用户数据事件等，此类事件直接影响Libra的公众信任度。一旦发生信任危机，Libra作为货币的公信力将面临严峻考验，其后果也不是仅由Facebook能够承担的。

Libra的失败警示着金融创新者：在触及现代经济核心——货币与支付的领域，技术雄心必须直面主权、监管与政治的复杂棋局。任何试图重塑全球金融格局的尝试，如果不能妥善化解各国监管层对金融稳定、主权安全和系统性风险的高度关注，终将在全球监管前碰壁。

回望Libra的折戟沉沙，Marcus的结论值得人们思索，在他看来，试图构建一个开放全球货币网络，必须基于“最中立、去中心化、无懈可击的网络和资产”。这指向了比特币，而非他们最初设计的、在妥协中变得面目全非的“Frankenstein”（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小说中一个由尸块拼凑的怪物）。

后Libra时代

虽然最终夭折，Libra却如同一条鲶鱼搅动了全球数字货币进程，尤其是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研发与推进。根据Atlantic Council CBDC Tracker统计，2023年全球有超过130个国家／地区正在探索CBDC，覆盖约98%的全球GDP。

欧洲央行已于2023年11月启动“准备阶段”项目，为发行数字欧元做基础建设，明确表示其目的是“使中央银行货币适应数字时代，应对欧洲支付生态系统当前面临的挑战”。数字欧元将促进普惠金融，减少对外国支付系统的依赖，并构建统一的欧洲支付生态系统，确保欧洲在全球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自主性。

中国数字人民币（e-CNY）的研发与试点早于Libra的诞生。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2019年7月初，Libra刚刚公布，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就发表意见说：“我们对Libra的出世是不应该掉以轻心的，它对现有的金融体系、货币体系甚至未来的储备体系都会产生很大冲击。”目前，数字人民币已进入大规模试点阶段，覆盖民生消费、政务缴费等多个场景，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推进最快、试点最广泛的零售型CBDC。

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也在积极研究和探索CBDC。如英格兰银行2025年 1月宣布将启动“Digital Pound Lab”作为实验环境，并高度重视隐私保护，承诺英国央行和政府均无法获取用户的个人信息。日本央行于2020年10月发布了《央行数字货币方案》，声明尽管日本银行目前没有发行CBDC的计划，但从确保整体支付结算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的角度来看，充分准备以应对未来形势的变化至关重要。美联储则声明尚未就CBDC是否推进或实施做出任何决定，但一直在从多个角度探索CBDC的潜在益处和风险。

这些举措共同构成“后Libra时代”的又一重要进展：由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币的数字化形式，它们与私营稳定币形成了既竞争又共生的复杂关系。

当前，美元稳定币在市场上占据主流。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对稳定币、加密货币及真实世界资产（RWA）展现出主动拥抱与积极规范的姿态，试图通过《天才法案》等框架将其纳入金融体系，服务于其经济与地缘政治目标。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欧盟与中国的审慎立场。欧盟推出MiCA，核心在于防范外部稳定币削弱欧元区的货币主权与金融稳定。中国在2025年底由央行等多部门明确将稳定币定性为虚拟货币，在境内禁止其相关业务活动。中国人民银行在加速优化数字人民币管理体系的同时，也表示将密切跟踪、动态评估境外稳定币的发展。这种审慎态度，实质上是对货币主权与金融安全的明确宣告：未来货币体系变革的主导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大局。

数字货币的竞争已不仅是私营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更深度交织于国家间的战略较量。未来将是新兴的货币工具在创新与规则之间，寻找各自定位与边界的漫长过程。

未来，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混合的货币生态系统：央行数字货币将作为大额结算与零售支付的基础设施；USDC这样较为合规的私营稳定币，则可能在特定的跨境贸易、DeFi等场景中，凭借其灵活性与可编程性发挥辅助作用。

Libra的故事为全球金融体系留下了深刻思考。作为最早由大型科技公司主导、试图将区块链与货币体系深度结合的项目，Libra不仅是场产品实验，更是关于“货币、信任与治理”的制度性探索。

从技术上看，稳定币通过区块链实现了资金的可编程化与跨境流动效率的提升，为国际支付、汇款、数字资产交易等场景带来了便利。但货币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主权、信任与监管的综合博弈。

Libra项目也推动了全球监管者对数字货币的系统性思考。G7、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BIS（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工作组研究稳定币风险与监管框架；各国央行也加快了CBDC的研究与试点。

Libra的经验也给企业的创新战略提供了借鉴。Facebook既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又是潜在的货币发行方，这种“双重身份”引发社会对其权力过大的担忧。它提醒科技公司：在金融领域，合规即竞争力。技术领先并不意味着能突破监管红线，在监管框架内创新，才可能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无论是USDT、USDC这类当前主流的稳定币，还是仍在不断出现的类似探索，它们都在尝试回答Libra试图解决的问题：如何在效率与信任之间找到平衡点。

“金钱永不眠”，Libra的故事已然翻篇，但金融创新与监管的较量却从未停歇。

（李伟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亚洲（及大洋洲）市场副院长、长江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大数据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剑系长江商学院案例中心助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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