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庠】蒋介石要求三厅必须加入国民党，他和郭沫若等愤然辞职

杜国庠像

史学家、哲学家杜国庠（xiáng），曾用笔名杜守素、林伯修、吴啸仙等，1889年4月30日出生于广东澄海县莲阳乡兰苑村，父为晚清秀才、在他五岁时去世。

杜国庠七岁时入私塾，1904年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开战、清王朝宣布中立；杜国庠深感痛心，在一篇策论里主张彻底收回东北主权；文章被私塾先生的友人看到，邀其到他那里免费就读。

1907年，杜国庠因学业优异、得到乡党的资助，东渡日本留学，时间长达十二年，思想上和学业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留学期间，他与郭沫若为同窗好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在学习了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后，开始确立了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治学的道路。

身在异国他乡，杜国庠心忧祖国，积极参与当时进步的社会活动，态度鲜明地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那个时期，他参加了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的文学团体“南社”，写下了不少忧国忧民的爱国诗篇。1913年，日本当局发起组织所谓“日中亲善”的日华同学会，机构设在第一高等学校，为侵略中国作组织、舆论准备；当时，杜国庠正在“一高”读书，他利用自己中国留学生同窗会会长的身份开展宣传，在大家的支持下，向日方干事会宣布解散“日华同学会”。

1916年，袁世凯勾结日本、复辟帝制，杜国库与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1913年进早稻田大学本科)等人一起，在东京筹组来“丙辰学社”，和国内人民一道进行反袁斗争。1919年7月，杜国庠回国后，经李大钊介绍，应聘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等。当时的国民党北京党部一再动员他加入国民党，杜国庠认为三民主义不彻底、对国民党不感兴趣。

杜国庠

抗战时期，杜国庠（左二）与郭沫若（左四）共事

北洋政府的腐败不堪，加上当时的北京大学被胡适、蒋梦麟等学阀把持，1925年春，杜国庠趁奔母丧之机，辞去教职，回到故乡澄海，先后出任澄海中学、金山中学校长。杜国庠锐意刷新校政，引导学生参加实际斗争，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被当时的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和“准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潮汕的反动势力也跟着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国庠幸得工友报讯，才免遭毒手。9月，南昌起义军进驻潮汕，杜国庠赶到汕头会晤了周恩来和郭沫若，提出加入中共的申请。

1928年2月在上海，杜国庠由钱杏屯(阿英)、蒋光慈介绍，加入中共，投身于反文化“围剿”的斗争，致力于革命文艺理论研究与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在1929年3月《海风周报》第12号上，他发表了他的《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这是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

1929年秋，中共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随后，又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又称新兴教育社）等左翼组织，在此基础上、中共又成立了一个领导这些群众团体的机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杜国庠是领导成员之一。

1933年初，杜国庠听说在泉漳中学担任理化教员的艾思奇对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工作不积极，就去了解情况、结果发现，尽管艾思奇不爱出头露面，但思想活跃，有较好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很有希望青年。于是，他便与当时社联的领导人许涤新商量，将艾思奇的关系转到了社联，使他有充分时间研究哲学。艾思奇从此以笔为武器，最终成为中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1935年2月19日，杜国庠与阳翰笙一起被捕，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两年多时间。中间有同乡劝他“写点东西，表示悔意”，他回答：“而且，我无过可悔，更不愿意躯壳出去而把灵魂留在院内。”

杜国庠在埋头写作

全面抗战前夕，杜国庠重获自由，随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了主管军中宣传的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杜国庠到三厅国际宣传处担任科长。三厅撤退到重庆后，他挑起了最重的担子，郭沫若曾说过：“三厅内部工作和应付国民党的事，主要由杜老承担。”

1940年秋，蒋介石手谕三厅工作人员必须一律参加国民党。郭沫若、杜国庠等四十余人立即愤然辞职，蒋介石只好宣布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加以挽留。在文工会任职期间，杜国庠对于中国古代史和先秦诸子进行了深入研究。

抗战胜利、重庆谈判时，毛先生接见了杜国庠并给予其勉励；之后，遵照周恩来指示，他回到上海，以文人身份从事研究和着述，并在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开展统战工怍。1949年，杜国庠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全体与会者共谋建国大业。

建国后，杜国庠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厅厅长、华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广东省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与社会活动之余，仍然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与侯外庐等合编了《中国思想通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杜国庠推崇墨子，认为墨子是“刻苦耐劳、说到做到的思想家”、“处处从老百姓的利益着眼”、“先秦诸子，只有墨子是革命的”，因而被郭沫若戏称为“墨者杜老”。杜国庠与郭沫若并称“北郭南杜”。

1959年，杜国庠将自己二十年来发表过的部分文章，编辑成书，取名《便桥集》；在《编后记》中，他表明了自己谦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发展祖国文化事业的期望，写道：“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便可毫不婉惜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

1961年1月12日，杜国庠在广州因积劳成疾、因胃癌逝世，第二年被广东省民政厅追认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