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贡献了26年第一个年度词汇：扬尘逼迁

2026年1月6日， 一位广州的车商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视频。

他用手指在引擎盖上轻轻一抹，一道清晰的痕迹划破了那层均匀厚实的棕黄色粉末。这层粉末，像沙漠过境后留下的薄毯，覆盖了他车行里每一辆等待新主人的车。

他对着镜头，摊开沾满尘土的手，带着一种被荒诞击中后的平静，说：

兄弟们，看到这些灰尘没有？这不是灰尘，这是隔壁工地送给我的礼物。

一份不请自来的新年礼物。

这份礼物的派送过程，被无数手机镜头记录下来，经由《新京报》、《DV现场》等媒体的镜头放大，成了一场盛大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

时间是2025年12月31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道后滘村那片被夷为平地的拆迁废墟上，一台黄色的铲车不知疲倦地将碎砖和泥土举向半空。

在它身旁，一架本应用于降尘的雾炮车，像一尊尽忠职守的巨炮，炮口对准铲斗，开足马力。

然而，它喷出的不是水雾，而是狂风。

风与尘土相遇，瞬间合谋，升腾起一堵遮天蔽日的棕黄色高墙，一场人造的、精准定向的沙尘暴，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在城市腹地上演。

尘雾翻滚着，越过隔离的围栏，吞噬了街道、车辆，灌满了沿街商铺的门窗。能见度骤降至两三米，世界被简化为一种混沌的颜色。

一位目击者告诉《新快报》记者，那感觉：

好像沙尘暴卷过来了。

另一位说：

一整条街都是黑色的。

这并非某个瞬间的失控，而是一场持续数小时的表演。

据多方核实，扬尘从当日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短暂歇息后，下午两点，演出继续，直到四点左右，那台制造风景的铲车才终于停下。

文明施工的另一副面孔。

很快，一个崭新的现代成语在网络上诞生：

扬尘逼迁。

这个词汇如此生动，以至于它几乎不需要任何解释。它精准地捕捉了画面的本质：

一种利用环境滋扰进行的驱逐。

这比断水断电更具创意，也更具表演性。它将一件环保设备的功能彻底反转，把治理变成了制造，把清洁变成了污染。

这是一种现代性的讽刺，技术工具被权力扭曲后呈现出的怪诞形态，一种将本应用于守护蓝天的利器，改造成了造尘利器的黑色幽默。

面对汹涌的舆情，官方的回应迅速而简洁。

1月4日，南洲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扬尘问题，但给出的解释是：

一次操作失误。

具体来说，是雾炮车的工作人员在作业时，“设备中未及时加水”所致。施工项目已被暂停，相关部门将对涉事人员“依法处理”。

海珠区的住建部门也出面补充，该地块的房屋征收补偿早在半年前，即2025年7月，就已全部完成，因此不存在逼迫所谓钉子户的动机。

失误，一个多么方便的词。

但这个解释，如同扬起的沙尘一般，非但没能澄清空气，反而让更多疑问浮出水面。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一个怎样的操作失误？一个能让降尘设备变成鼓风机的失误，一个能让这台鼓风机精准对准居民区吹上好几个小时的失误。

而且，正如《红星新闻》等媒体后续挖掘的，就在一周前的12月24日，距离后滘村仅几百米的三滘幼儿园就曾因同样来源的扬尘问题被家长们集体投诉，教室里落满灰尘：

孩子们出现咳嗽症状。

那一次的失误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才让这一次的失误得以用更壮观、更肆无忌惮的方式重演。

这是一个会自我重复，甚至会迭代升级的失误。

人总想在看似简单的恶行背后，找到一些复杂的、不得已的理由。

也许，城市更新的巨轮滚滚向前，时间紧，任务重，基层执行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后滘村，这个被纳入“广州新中轴线海珠片区改造”范围的地方，它的蜕变被赋予了宏大的意义。

在这样的叙事之下，个体的感受是否显得微不足道？

报告中提到，一位接受采访的街坊也说，“拆迁肯定会有噪音和灰尘”。

这是否意味着，身处变化之中的人们：

已经默认了牺牲一部分生活品质是理所当然的代价？

或许，这确实不是一场针对特定产权人的阴谋。官方的说法有其依据，房屋产权人的补偿早已谈妥。

但官方的视野，往往忽略了宏大叙事下的另一群人。真正的矛盾点不在于那些已经拿到补偿款的村民，而在于那些租赁商铺、在此经营多年的商户。

他们的租赁合同规定，拆迁时只能拿回押金和剩余租金。

而他们投入的 数十万甚至上百万 的装修和设备成本，则被视为：

沉没成本，不予赔偿。

这就是那片被沙尘笼罩的灰色地带。

法律上，他们或许理亏；情理上，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当法律途径走不通，协商又陷入僵局时，他们成了滞留者。

于是，那台失误的雾炮车，无论其操作者内心究竟作何想法，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就是对这些滞留者生存环境的精准打击。生意无法继续，健康受到威胁，搬离，似乎成了唯一理性的选择。

这阵风，吹散了操作失误的轻飘飘，露出了背后利益博弈的坚硬内核。

思考这起事件时，一个问题挥之不去：那个按下雾炮车开关的操作员，他在想什么？他是一个主动施虐的恶人吗？或许不是。

他更可能是一个处于责任链条末端的普通人，一个被指令和工期驱动的个体。

当清场成为一个硬性指标，当上级的压力层层传导，个体的道德感便容易被悬置。他看到的可能不是一个个鲜活的邻居、一群在操场上奔跑的孩子，而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受影响的人被抽象化了，他们的痛苦也就变得遥远而不真实。

在这种系统性的压力下，个体的能动性被压缩到最小，执行指令成了唯一的行为准则。于是，荒诞的一幕发生了：

本该为人服务的技术，变成了折磨人的工具。

广东台一位记者在评论中说得一针见血：“不是雾炮车坏了，是有些人的心坏了。”

这种坏，或许并非源自纯粹的恶意，而是一种更普遍的、在特定环境中滋生的麻木：

对他人境遇的漠视，对程序正义的忽略，对自身行为后果的无感。

当一个人将自己完全视为工具，放弃了独立思考和道德判断时，任何离奇的操作都可能以失误之名上演。

最终，事件以停工、立案、准备处罚告一段落。

街道办承诺举一反三，加强监管。

但公众的疑虑并未因此烟消云散。

因为人们看到，若非网络视频的发酵，这场人造沙尘暴或许会持续更久，而最初的投诉可能也只会石沉大海。人们担忧的是，当聚光灯移开：

这种以失误为名的软暴力是否会换一种形式卷土重来。

卡夫卡在《城堡》中描绘了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充满繁琐规章和神秘权威的城堡。村民们仰望它，却始终无法理解它的运作逻辑，也无法与之进行有效的沟通。

当后滘村的商户们面对那铺天盖地的沙尘，以及随后那句轻描淡写的操作失误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或许正是这种卡夫卡式的荒诞与无力。

当降尘的机器开始扬尘，我们还能指望什么来澄清我们呼吸的空气，以及我们身处的现实？

文｜蛙蛙和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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