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吴昌硕后大写意的巅峰，却被困在台湾42年，70岁才成名

1948年冬天的那个下午，福建风有点硬。

诏安县的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教书先生，正蹲在自家门口算账。

他叫沈耀初，这一年41岁。

算盘珠子拨弄了半天，眉头越锁越紧，家里的农场缺几把锄头，可本地的铁器贵得离谱。

听刚从码头回来的人说，海峡对面的台湾，农具便宜，一来一回还能赚个差价。

为了省下那几个铜板，或者说是为了给家里省出一口饭钱，他做了一个看起来无比精明、实则蠢到家的决定：亲自去台湾“代购”。

谁能想到呢？

这原本只是一趟三五天的短差，顶多算个跨省倒爷的生意，结果硬生生变成了一场42年的无期徒刑。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那几把锄头早就不知道烂在哪块地里了，他自己也从壮年变成了肺癌晚期的老头。

命运这东西，最喜欢在人以为自己抄了近道的时候，把他踹进万丈深渊。

要说沈耀初这个人，如果不提后来的事，他就是那个年代典型的“倒霉蛋”。

沈耀初年轻时候心气也高，想着当个大画家。

可现实直接给了他一耳光。

上世纪30年代，想学画画？

行啊，拿钱来。

上海同济大学一年学费200银圆，上海新华艺专更狠，要300银圆。

这是个什么概念？

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也就挣个十几块钱。

穷人的梦想，在肚子饿的时候，连个屁都不如。

没办法，沈耀初只能认怂，转头去读了不收学费还管饭的师范学校，毕业后老老实实当了个小学老师。

如果不是因为那几把该死的锄头，他这辈子也就是在福建乡下教教书，没事画两笔，了此残生。

1948年底，他揣着借来的钱，那是全家人的希望，登上了去台湾的船。

船刚靠岸没多久，1949年的大门关上了。

海峡变成了天堑，回家的路断了。

刚到台湾那会儿，沈耀初的日子过得连流浪狗都不如。

他以为自己是来买东西的，没带学历证明，也没带什么介绍信。

在那个兵荒马乱、人人自危的年代，没有证件就意味着你是个黑户。

别说教书了，连个洗盘子的活儿都难找。

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去扛大包、打零工，在各个学校之间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干着代课老师的活，拿着最微薄的薪水。

这一熬就是十年。

直到入台十年后，当局才慢吞吞地核准了他的教员资格。

这十年里，他看着身边的人起起落落。

同是大画家的张大千，住在摩耶精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过的是神仙日子；而沈耀初呢，过的是苦行僧的日子。

他好像是在故意惩罚自己，惩罚自己当年的那个决定。

1965年，不到60岁的沈耀初，身体垮了，办了病退。

这时候正常人都会想着找个舒服点的地方养老，可他偏不。

他带着几箱破书和笔墨，一头扎进了南投县雾峰乡的深山沟里。

他在那里租了一间破草屋，那是真的破。

后来的画商傅占陆回忆说，第一次去找沈耀初，正好赶上下雨。

那一幕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屋外下着瓢泼大雨，屋里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沈耀初就坐在这漏雨的破屋子里，浑身湿漉漉的，却像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死死护着中间那张画桌。

那是他全家当最值钱的东西，也是他灵魂最后的避难所。

在那段日子里，沈耀初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画画就不要怕饿肚子。”

这可不是什么励志大师的鸡汤，这是他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的血泪经验。

在台湾流落的40年，他画得最多的题材只有两样：大雁和鸡。

别人画大雁，那是“长风万里送秋雁”，透着股豪迈；沈耀初画大雁，那雁永远是孤零零的，伸着脖子往北飞。

那哪是画啊，那是他在喊救命，求大雁带他回家。

别人画鸡，是田园风光，岁月静好；他画的鸡，永远缩着脖子，羽毛凌乱。

特别是那幅《破巢雏鸡》，画的是除夕夜，一只没有娘的小鸡，在破箩筐里瑟瑟发抖。

懂行的人看一眼眼泪就下来了，这画的哪里是鸡，分明是海峡那头，被他“抛弃”的妻儿。

这种把黄连揉碎了融进墨汁里的画法，注定是孤独的。

在那个大家都忙着歌功颂德或者附庸风雅的年代，谁愿意花钱买一挂墙的苦难呢？

如果不是70年代初，命运那个瞎了眼的导演突然良心发现，沈耀初估计真就烂在那个草屋里了。

画商傅占陆在高雄的一家画廊里，偶然看到了一幅《群鸡图》，当时就走不动道了。

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苍凉和劲道，直接击穿了他。

紧接着，著名评论家姚梦谷也看到了，惊为天人，四处奔走，帮这个快70岁的糟老头子办了人生第一次个展。

事情就是这么荒诞。

当沈耀初已经对生活绝望，只把画画当成一种发泄和自虐的时候，名利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他的画展轰动了整个台湾画坛，由于风格独特，被公推为“台湾十大前辈画家”之一，甚至有人把他捧到了“继吴昌硕之后大写意画的一盏明灯”的高度。

钱有了，名有了，大家都喊他大师。

可沈耀初呢？

他更痛苦了。

在好心人叶荣嘉的安排下，时隔34年，沈耀初终于在第三地——香港，见到了他的儿子沈秋农。

这一年，沈耀初已经老得不成样子，而那个记忆中只有13岁的少年，如今站在他面前，竟然也是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小老头了。

父子相见的那一刻，没有抱头痛哭的煽情大戏，只有死一样的沉默。

沈耀初盯着眼前这个和自己一样苍老的儿子，心里的防线彻底崩塌了。

可看到儿子那双粗糙的手，看到儿子因为常年劳作而佝偻的背，他突然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他的清高，是建立在家人受苦的基础上的；他的艺术成就，是拿妻儿几十年的孤苦无依换来的。

所谓的“安贫乐道”，对于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来说，就是一种最无耻的逃避。

从那以后，那个视金钱如粪土的“隐士”不见了。

沈耀初开始发了疯一样地画画，发了疯一样地卖画。

以前他送画看缘分，现在他卖画看价格。

他不为了别的，就要在死神那个死神镰刀落下来之前，多攒点钱，多换点黄金。

他要把这辈子欠下的债，用钱补回去。

1990年，两岸开放探亲的风终于吹到了。

沈耀初拖着已经透支的身体，带着毕生的积蓄和几大箱画作，踏上了回乡的路。

他在诏安老家盖了一座美术馆，那是他给故乡最后的交代。

可是，老天爷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回家仅仅几个月，长期积劳成疾加上心情激荡，肺癌晚期发作。

那个秋天，这位在台湾画坛叱咤风云的大师，倒在了故乡的床上。

临走的时候，他拉着家人的手，没有交代什么艺术传承，也没有谈什么画坛地位。

这位大师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卑微得让人心疼：“我这辈子就做了画画一件事，从来没想到我的画也能卖钱…

可惜我这一生与富贵无缘，我欠你们母子很多，我怎么办啊…

参考资料：

1990年12月29日，沈耀初走了，享年83岁。

他这辈子，终究是把那几把没买到的锄头，换成了这满屋子带不走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