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副驾驶与三间瓦房

散文|｜副驾驶与三间瓦房

刘震云说：“女人在富人那里是廉价的，在穷人那里是贵的。”这话像一把生了锈的铁犁，犁开了几千年婚恋关系的土层，翻出的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是沾满泥土与铜臭的现实。

我总想起老家村里的那些旧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的光棍汉多，多到什么地步？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每天傍晚都蹲着三五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抽着呛人的旱烟，看着夕阳把土路染成一片昏黄。他们不是不想娶媳妇，是娶不起。那时候的彩礼，不像现在动辄几十万，可对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来说，也是一座压弯脊梁的山。三转一响是标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再加上一台收音机，凑不齐这些，媒人连家门都不肯进。更别说还要盖三间砖瓦房，把土坯墙换成红砖，才算有了娶媳妇的底气。村里的王大爷，年轻时长得周正，手脚也勤快，就是因为家里兄弟多，穷得叮当响，硬生生熬到四十岁，才靠着给人打了十年长工攒下的钱，盖了两间偏房，娶了邻村一个带孩子的寡妇。婚礼那天，他喝醉了，拉着媳妇的手哭，说：“委屈你了，跟着我没享过一天福。”媳妇也哭，说：“不怕，有个家就好。”

那时候的女人，嫁给穷人，要的是一个“正妻”的名分，是三间能遮风挡雨的瓦房，是一辈子的安稳。她们知道，穷人的家底薄，所以要的“贵”，是实打实的生活保障，是男人肯为她豁出命去打拼的决心。而在富人那里，女人似乎真的“廉价”。村里的老地主，解放前娶了三房姨太，大太太是门当户对的富家小姐，二姨太是戏班子里的名角，三姨太是佃户家的女儿，被他用两袋粮食换了来。大太太守着空房，二姨太争风吃醋，三姨太活得像个丫鬟，伺候着一大家子人。她们在富人的宅院里，没有名分的尊严，只有依附的卑微。刘震云说，封建社会里，女人宁愿嫁给富人做小妾，也不愿嫁给穷人做妻子。这话听着刺耳，却道尽了生存的无奈。在那个饿肚子的年代，尊严换不来一口吃的，小妾的身份，至少能让她穿上绸缎，吃上白米，不用跟着穷人啃窝头、喝稀粥。

解放的锣鼓敲醒了沉睡的土地，一夫一妻制的颁布，像一道光，照进了无数穷人的生活。村里的光棍汉们，终于不用再眼睁睁看着富人三妻四妾，自己却孤苦伶仃。政策给了穷人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能娶上媳妇，过上一夫一妻的安稳日子。我爷爷就是受益者，他年轻时是村里的拖拉机手，靠着这份体面的工作，娶了我奶奶。奶奶常说，她嫁给爷爷，图的不是钱，是他老实本分，是新社会给的那份平等。那时候的婚姻，少了些门第的偏见，多了些人情的温暖。两个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喂猪养鸡，一起把土坯房换成砖瓦房，日子过得清贫，却有滋有味。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风向变了。

改革开放的浪潮涌来，市场经济的齿轮飞速转动，贫富差距开始拉大。有人靠做生意发了财，有人靠搞建筑成了老板，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土坯房变成了小洋楼。婚恋的标准，也跟着变了。

我有个发小，叫小梅，长得水灵，性格也好。二十岁那年，她认识了邻村的一个穷小子，两人情投意合，爱得死去活来。穷小子家里穷，只有两间摇摇欲坠的土房，拿不出彩礼，也买不起车。小梅的父母死活不同意，说：“跟着他，你一辈子都得受苦。”那时候，村里已经有姑娘嫁给了城里的老板，不用干活，每天开着小轿车逛街，穿金戴银，羡煞旁人。小梅的父母指着人家的车对她说：“你看人家，嫁得好，一辈子都享福。你要是嫁给那个穷小子，就得跟着他种地、打工，累死累活。”小梅哭了好几天，最终还是拗不过父母，和穷小子分了手。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城里的商人，商人有车有房，给了丰厚的彩礼，却也有一个常年不回家的身影。小梅住进了宽敞的楼房，却常常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呆。有一次我回老家遇见她，她拉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宁愿住土房，也想有个人能陪我说说话。”

我突然想起刘震云的那句话：“到如今，女人嫁给富人，只需要一个副驾驶的位置就够了，可是要嫁给穷人，需要有车有房，还有彩礼。”这话像一根针，扎得人心里生疼。

现在的婚恋市场，像一个明码标价的菜市场。富人的副驾驶，成了很多女人趋之若鹜的目标。她们坐在副驾驶上，看着窗外的风景，享受着旁人羡慕的目光，却忘了，那个位置，随时可以被别人取代。富人换女人，像换衣服一样容易，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副驾驶上的面孔，永远在变。而穷人呢？他们要娶一个媳妇，需要掏空一辈子的积蓄，甚至背上巨额的债务。买车、买房、彩礼，这三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砸在了彩礼和房子上。有个邻居家的儿子，为了娶媳妇，借了二十万的高利贷，婚后夫妻俩天天吵架，最后还是离了婚，留下一屁股债。

有人说，这是文明的进步。可刘震云说：“文明时代从春秋战国时代，到现在已过去几千年了，却没有进一厘。”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政治联姻的工具。西施被献给吴王，貂蝉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王昭君远嫁匈奴，她们的命运，从来由不得自己做主。几千年过去了，我们从封建社会走进了现代社会，从农耕文明走进了工业文明，可女人在婚恋中的处境，真的进步了吗？

表面上看，女人的地位提高了，她们可以读书，可以工作，可以自己赚钱养家。可在婚恋的天平上，砝码依然是金钱和地位。富人的“廉价”，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可以轻易得到女人的青睐；穷人的“贵”，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只能用全部的身家去换取一个媳妇。这种“廉价”与“贵”的背后，是女性价值的扭曲，是婚恋观的异化。

我常常想起老家的那些老辈女人，她们嫁给穷人，守着三间瓦房，一辈子相夫教子，虽然清贫，却活得有尊严。她们知道，婚姻不是一场交易，而是两个人的相濡以沫。而现在的很多人，把婚姻当成了改变命运的跳板，把自己当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她们盯着富人的副驾驶，却忘了，真正的幸福，不是坐在副驾驶上看风景，而是和一个人，一起走过风风雨雨，一起把三间瓦房，住成一个家。

前几天回老家，看到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却没有了蹲坐的光棍汉。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城里买了房，娶了媳妇。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或许，是少了那份穷日子里的相濡以沫，少了那份三间瓦房里的温暖。

刘震云的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婚恋困境。几千年的文明进程，我们在物质上越来越富有，可在精神上，却越来越贫瘠。我们总以为，进步就是拥有更多的金钱，更好的物质生活，却忘了，文明的进步，更应该是人性的觉醒，是婚恋观的回归。

女人不应该是富人的附属品，也不应该是穷人的奢侈品。她们应该是独立的个体，有选择自己幸福的权利。嫁给富人，不是为了副驾驶的位置，而是为了一份平等的爱情；嫁给穷人，不是为了车房和彩礼，而是为了一份相濡以沫的陪伴。

这世间最好的婚姻，不是富人的副驾驶，也不是穷人的三间瓦房，而是两个人，一颗心，一起走过岁岁年年，把柴米油盐，过成诗和远方。

几千年的文明，应该往前走一厘，再走一厘。走到有一天，女人的价值，不再用金钱衡量；走到有一天，婚姻的意义，回归到爱情本身。

那时候，刘震云的那句话，或许就会成为历史。而我们，才算真正走进了文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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